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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
原创 名人传记月刊 名人传记月刊
1925年9月,在北京的秋色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期开学了。此时,中国北方正值美好的时令。炎夏已逝,寒冬还远,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虽然,在遥远的南方,革命与反革命正在进行白刃格斗,反抗与杀戮的消息不时地传来,但是,此时的北京,有呐喊而没有硝烟,有暗流涌动,还没有波涛汹涌,暴风骤雨未至,惊雷闪电还远。
此时,清华园里,应该是祥和且平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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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清华大学校园
校长曹云祥希望国学研究院
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
曹云祥深感当清华的校长不是个轻松的活。光是学校里种种力量的角力就颇让人头疼。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大学校园里纷纷成立了学生团体,说是自治——“治”学生自己,其实也介入校园里的学习、生活事务,更是要介入公共政治。学校里有好几种力量存在:以校长、教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教授会,学生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很厉害。
曹云祥的几位前任都是在尴尬的状态下去职的:他前面的那一位清华校长金邦正因处理学潮不当去职;金邦正的前任罗忠诒因学生会力拒其当校长,动员学生们写了几百封表示“不欢迎”的信,而未到学校就“被辞职”了;罗忠诒之前的校长张煜全因学生们视他如寇仇,而被迫去职。
选择教授也是一件让曹云祥纠结的事情,而把他们请到清华园,再一个个安顿好,更是不容易。
开学日,曹云祥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他望着会堂里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望着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先生,内心肯定非常快慰。他不是学术中人,他甚至谦称自己不是教育专家,但是,自从他三年前来到清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用有限的钱,办更多的事,造就清华的学术精神,培养更高层次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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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云祥
来到清华不久,他就有一种巨大的担心。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同事和学生:没有高深思想的引领,学生们无论出洋还是留在国内,只能是那种“袜线之才”。“袜线之才”出自古代的一个典故,指不堪大用之才,类似于拆掉的袜线。这样的学生,即使再多,于国事家事天下事,又有何补益?
清华学校,条件在国内首屈一指。校舍好,设备齐,派出去的学生,有出息的多,出名的多,海内外人所共知,但那只是起点。曹云祥的蓝图上,清华没有终点。清华人应该永远在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现在,国学研究院的开张,标志着清华离成为真正的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三年前播下了种子,三年来不停地耕耘、浇灌,现在,曹云祥似乎已经看到一棵生机勃勃的小苗破土而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云祥的计划中,研究院并非国学一门。用吴宓的话说就是,清华的研究院,“原拟规模甚大,兼办各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嗣以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一科”。它的招生对象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同等学力者。看起来更像是如今大学的研究生院,和一个一个专门的研究所的累加。
也就是说,它要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都要纳入其中。它的最终目标是要训练出以学问为一生终极事业的人才。
在曹云祥的宏大构想中,清华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转变,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曹云祥是实干家,他知道在中国办事的难度,即所谓欲速则不达。必须慢慢来,一步一步走,向着改革的目标坚定而沉着地走。
如果说,改造董事会,改变学校的课程设置、把学生分为留美预备生和大学本科生的计划,已经让清华作为一所未来的大学有了骨肉,那么,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让它有了魂魄,有了飞升的动力。学术必得借助大师的羽翼,才能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天空。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需要经历这么一次蜕变。清华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蜕变。
一所崭新的学校,呼之欲出。
研究院主任吴宓
希望抓紧一切机会为国学研究院办事
这天一大早,吴宓就起床了。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个澡,简单地吃完早饭,就马上到研究院去上班。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刚刚8点钟。他叫来事务员,一点一点地交代着,座位怎么安排,会场怎么布置,谁先发言,谁后发言。他小心翼翼,目光凌厉。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要把开学仪式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到。
潜意识里,吴宓一定是把这一天当成他人生中的重大节日了吧。他一生都倾心于“学问”和“事功”。为此,他一生都怀着九牛拉不回的执念,甚至不惜孤军作战,四面树敌。他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他想做一个书生,写出好作品,或者做出大学问;他也想做一个入世者,教书育人,化民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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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就比如说,他来国学研究院,一方面想要认认真真做个教授,成就一番学问,另一方面,为清华办事、为几位导师奔走也是他心甘情愿的。半年多来,他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他一次次来见曹云祥,商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他们的住房、薪水;考虑怎么为他们买书;他们买的书怎么能够拿到研究院和全体师生共享。他也要一次次面谒研究院的两巨头王国维和梁启超,商量如何出题招生,如何判卷子,如何录取。学生录取之后还要一个个通知,一个个确认。遇到麻烦的学生,还得不停地为他们什么时候来报到,允许他们请多长时间的假而反复“讨价还价”。他当然能感觉到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痛苦,毕竟他有自己的学术计划,他甚至一直想写一部小说。虽然穷其一生也没有写出来,但他一定是有巨大成就感的,因为他见证了清华从洋派的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中国大学转变的过程,目睹了一代学术大家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开创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年代的。这算得上他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事功吧。
开学日,也许是因为太忙了,吴宓在日记里只写了二三百字。那二三百字中,有这样两句话:
“宓坐前列,居校长之右。”
“宓以研究院主任资格演说。”
无论如何,研究院主任一职,吴宓很看重。他可不想尸位素餐,他要抓住一切机会,为他的同事、为他的学生办事。轮到他发言了,他低下头去扫一眼面前的讲稿,又抬头看看会场,轻轻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他的眼镜有着圆圆的镜框,正好和他那大而略显空洞的眼睛匹配。
没有照片,没有音频、视频资料,我们只能够通过吴宓的文章,感受一代清华人深邃的目光和他们蓬勃的心跳。
在吴宓看来,学问是无穷的事业,它将永远伴随人类的成长,也将永远是各色文明的维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定会有一些人,把珍贵的时间投入无限的为学之中。国学研究院既然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那么对于学生,除了一般大学所追求的“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之外,还应当有更大的企图、更为宽阔的襟抱。吴宓认为:
“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
“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吴宓的看法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研究院主任,他的观点是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清华人的雄心。他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更不局限于五经四书、子曰诗云。他们希望审视的是中国文明的整体。他们的目光已经透射出了新世纪的色彩。面对中国的经史子集,将以“正确精密之方法”,开创出学问的崭新道路。他们处在崭新的时代,经历了,也还要经历欧风美雨的涤荡。他们注视的当然是古老的母国,但是他们的目光必将飞越母国的大地,而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故土上的一切。
让中国书院的流风余韵,
飘散在“洋派”的清华园里
有意思的是,一贯以“洋”著称的清华,在“改大”的道路上,却要把传统的“土”保留下来。就像吴宓在《研究院章程》里所说的,国学研究院,要把中国旧日的书院制度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学生来了,让他们选自己喜欢的老师;以教授的专长而不是按照学科来分组;为了方便学生向老师请益,大家都要住在学校里,不能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师生之间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面的情况,是不能允许的。
这样的安排并非一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复古”——复传统的书院之古,让中国书院的流风余韵,飘散在“洋派”的清华园里。它并非清华人拍脑袋的产物,而是实用主义的考虑,寄托了梁启超、胡适——作为时代代表性的人物之所思所感。
1923年,年轻的胡适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表了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在胡适看来,书院不啻是学术的桃花源,自由思想和自主研究的福地。中国几乎每一座书院,一定有一位富有学识的山长,他有学问,有道德感召力,还有丰厚的薪水。他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他甚至也有足够的钱,让那些倾心学问的年轻人,能够在人生的某段时间,过一段安心读书的逍遥时光。一座又一座书院开张了,山长,以温暖而又宽厚的胸怀,迎来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里,学生们白天倾听山长娓娓的讲课声,看山上的花开与日落,夜晚,一盏青灯,几杯热茶,他们和自己的老师围拢在一起,或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或谈论诸子百家,或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道道智慧的光芒,就这样凝聚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景致。胡适特别指出,戊戌维新之后,千年的书院制度被完全推翻,代之以所谓的新学校、新制度,实在是失去了“中国精神”。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一般人心目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留美归来的洋派教授胡适,擅长借助西人的眼光展望未来,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其实也要从东方传统里,发现中国通往未来的坦途。
20世纪20年代初的知识界,梁启超和胡适的关系,颇为微妙。一个是渐成过去的思想巨子,一个是风头无两的新派明星,总被看成歧路之人,如果一个要往东,另外一个大概是想要往西的,如果一个人倡导打狗,另外一个人恐怕是要高呼救鸡的。特别是梁启超,隐隐约约,总有点和那位后生晚辈争锋的意思。但是,在对待中国的书院传统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基本一致。
新式学堂的风行其实并没有太长时间,但梁启超觉得,出现的问题已经令人痛心。
在梁启超眼里,学校里天天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学生们的头脑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之间绕来绕去,只能学得一些可怜巴巴的死知识。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教员,在课堂上,往往以“有一些所谓的知识”而扬扬得意。他们像商人一样,把知识贩卖发售,谁能多买到一些,就算是好学生了。梁启超的疑问是,人之一生应有知、仁、勇三种德行,若学生在学堂只学了一点点机械的知识,虽也算是有“知”,可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勇——怎么学得到?
他希望把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引入清华园,让教授们自由讲学,让他们的思想和话语,春风般融入学生的内心。他更希望,那些年轻的学生,能够常常把目光转向教科书之外,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社会,用敏感的心灵,感受一个时代的脉搏。
清华国学院开张这天,梁启超一定感慨万千。从早年追随康有为开始,他四处奔走,他高声呼号,时而春风得意,最终却如丧家之犬。现在,他端坐在满室的同事和学生之间,开始一点点地找回希望和信心。也许某一个瞬间,万木草堂的快乐时光,会闪电般地在他的头脑里掠过。那个让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藏书万卷,满置鼓、箫、笙、竽。先生每天过午开始讲课。两三个小时里,讲者和听者目光炯炯,物我两忘。业余生活更是丰富而充满欢欣。先生召见学生,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无论怎样,那些在山上溜达着的学生,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先生。春秋佳日,万木草堂的先生和学生,总会在每一片山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先生和弟子的高谈阔论,穿越树木,穿越山林,飞向高天,飞向茫茫宇宙,飞向无边,飞向终极。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能够在梦中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只不过,时光倥偬,当年,他那么年轻,而现在,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先生。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感到快慰吧。
梁启超、王国维
亲自主持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入学考试
1925年7月6日,酷暑逼近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组织了第一届学生的入学考试。一共四个考点,分别设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招的学生需要有大学毕业的水平。如果没有文凭,有相当的水平也可以。哪怕你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哪怕你从来都是自学,只要你能证明你的学识,只要你能通过考试,研究院都欢迎你。
题目是几位教授一起出的。吴宓看过后,向学校备了案。把当年的“考试科目表”找出来一看,便知考试的范围还是挺宽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音乐、学术史、哲学史、佛教史、金石学……应有尽有。单单把长长的科目表读完,就挺费力气。
学生还可以选考外语。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都可以。答题的时候,完全用外语来答也没关系,不用担心研究院没有判卷的老师……
从这些细节,不难感觉到研究院的气魄和抱负。虽然只有几位导师,虽然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希望:招天下英才而聚之,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从清华园出发,走上成才之路。
这次考试,持续了三天才结束。
姜亮夫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学生,1926年考进去的。他写过一篇《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把他入学考试的过程讲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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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
已经到10月份了,此时的姜亮夫在北师大读了一两个月的研究生,听闻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好考,反而萌生了挑战难度的想法。他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投石问路,表达了想要参加考试的意思。
也是巧合,那一年,国民革命军在大举北伐,战事吃紧,南北交通处处阻隔,招生启事发出去,响应者比第一届少多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多,只录取了二十四名——而第一届一共录取三十三名。
没过几天,姜亮夫收到回信,是清华教务处通知他去学校参加面试。姜亮夫怎么也想不到,见他的竟然是梁启超。
梁启超简单地问了问姜亮夫的情况,得知他在成都上过学,就出了一个题目:试论蜀学。这道题正在姜亮夫的知识范围内,他当场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交了卷。梁启超当着姜亮夫的面,一边看文章,一边提问。姜亮夫对答如流。梁启超频频点头。10点多,这场考试就结束了。
接下来,考的是王国维出的题,是关于小学的。这场考试也没用太长时间。初出茅庐的姜亮夫,面对学问深不可测的王国维,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虽是一家之言,毕竟能够自圆其说。临了,王国维让助手告诉一墙之隔的梁启超: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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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但是梁启超并不表态,只对忐忑不安的姜亮夫说了一句:对不起,现在考完了,你回去听消息。
就这样,第一次考试,两门功课,在两位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完成了。
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遥远的南方,国民革命军正在攻城拔寨;北京,清华园里,两场考试,都是一位教授、一个学生、一张桌子、一张试卷。时间在静静地流逝,太阳越升越高,十月的风,透过窗棂,轻轻地吹进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这一切,让1926年秋天,那混乱动荡的中国,显出难得的一分安静……
两天后,姜亮夫接到清华的电话,让他带着行李,带着笔墨纸砚再次到研究院去。只要考及格,就可以直接入学;考得不好,那就大事不妙了——姜亮夫知道,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他一边暗自高兴,一边也有点紧张。
复试考的是普通常识。所谓普通常识,就是要看一个学生知识面有多宽。
姜亮夫这次并不幸运,因为许多考题都超出了他的知识面。
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清清楚楚地写下了当年的几道难题: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他一个也写不出来;按要求写出二十几个地名——他只能写出十六个,因为他既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佛学的知识——他也答不上来。
幸运的是,姜亮夫的汉语言学和哲学题答得不错,虽然他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及每门课的成绩,他还是猜想,这两门课为他的整体成绩加了分。
卷子拿过来,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巨头商量了半天,末了,得出结论,姜亮夫被录取,门房马上就把姜亮夫的行李送到研究院宿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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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姜亮夫临走时,梁启超正色告诉他,你真幸运,因为正取生中有一位学生去美国了,你才能够以备取生的身份被录取……
和姜亮夫一样幸运的学生,为数不多。清华国学研究院存续四年——第三年招生便开始锐减,第四年几乎停止招生——一共录取学生一百○六人,最后毕业的,实际人数只有七十人。
运行在时代夹缝里的清华园如期开学了
作为一所以庚款赔款为资金来源的学校,清华可不是——也绝无可能是——世外桃源。山河变色、大地倾覆的变革时代,风暴,绝不可能从京郊这个看起来还算平静的园子绕道而过。
建校之初,清华就明显地“西化”,特别是“美国化”。个中逻辑,很好理解:它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们绝大多数毕业后是要到美国去的,放洋之前,先要对美国的生活有所适应:到新式的图书馆读书,到大礼堂、体育馆、科学馆参加集体活动,要习惯使用暖气炉、钢丝床和抽水马桶。更重要的是,得体验美国式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从语言、学制到课程,从学习方式到课外活动。历任校长固然是中国人,但是,学校董事会中能够起决策作用的主要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老师也是美国人。所以,一点儿也不用奇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来清华后有一句著名的观感:这是一所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
美国人既然把清华作为亲美“领袖人才”培养基地来看待,首先便是要传播美国式的,起码是西方式的价值观,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表达密切的关注。
比如说,国学研究院正紧锣密鼓筹划时,清华校园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那是1925年4月2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的第三天,距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还有将近五个月。
这天晚上,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加拉罕应邀来到清华,作了一场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的演讲。加拉罕的演讲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帝国主义”,另一个是“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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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罕
这也是那个年代全球范围内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语。共产主义思潮正在蔓延,蔚蓝色的星球上,从西方到东方,正在掀起一场赤色风暴。东方与西方中间地带的俄罗斯,率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它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它的背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识形态。
加拉罕的演讲传达出一种信息:苏联政府的成立,遵循的是革命性的政治逻辑,它有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会有着永远的生命力;苏联政府是与中国为善、与远东人民为善的政府,与传统的西方列强只知一味掠夺相反,要以崭新的态度面对中国,要把以往沙皇政府掠夺来的一切还给中国。他自信满满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正在走向溃败,走向灭亡,苏联政府要站在新生的政治力量一边,争取自由,挣脱压迫。
完全可以想见,1925年春天那个夜晚,加拉罕给清华校园带来的震动。头发稀疏的大胡子加拉罕站在演讲台上,努力表现着自己的风度。他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高亢,他沙哑的声音,漫过昏暗的灯火,进入每一位听众的耳朵。点头的,摇头的,窃窃私语的……听众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加拉罕的话,无疑如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水中,让这个还算平静的夜晚荡出一圈一圈的波浪。
加拉罕深深地明白,很多话题,都是敏感的。当天晚上,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关注的对象,他不能不小心翼翼。
事实正是如此。加拉罕演讲之后的第三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发表了社论——《清华之过激主义》。社论说:
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当根本不承认其所持之主义,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清华学生,皆专心求学,预备留美,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
“过激主义”约略等同于后人熟悉的“激进”一词,前者包含了更多的贬斥,但和后者的基本含义差不多。
《泰晤士报》的看法正是西方视野中的苏联形象。既然苏联是以一种制度的颠覆者的姿态出现,被颠覆者当然要严加防范。给加拉罕提供了演讲场地的清华被攻击,那是当然的事情。
曹云祥未必对加拉罕有多少好感。他是个坚定的亲美派,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上,都更多地倾向自由主义,故而对来势汹汹的“过激主义”颇有微词。但是,他并不认为加拉罕来清华演讲有什么问题。他在向《泰晤士报》的回函里,表达了清华的立场:清华是教书育人的,要追求完美的教育。无论是什么思想,无论那些思想有何优劣,学生们都会作出发自内心的判断。加拉罕的演讲,和清华的无数场演讲一样,是一次关于学术、关于文化的演讲,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泰晤士报》并不这样看,他们觉得,此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苏联政府的合法性,相反,是以反对乃至敌对的目光来看待苏维埃政权的。清华学校的“后台大老板”是美国政府,理应与美国保持一致。
不光是媒体有如此反应,美国驻华公使馆也很关注。公使知会清华学校董事会,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年清华的董事会,完全由美国人主导,也可以说是公使的下级,接到了公使的指使,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召见校长曹云祥,让他做出解释。
面对“政治不正确”的指责,曹云祥考虑再三。加拉罕的演讲内容,当然有不少敏感的地方,但是,谁也不能指出来,加拉罕具体冒犯了谁,有多大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教育家,清华这所特殊的学校的主事者,美国人的面子要给,清华学校也要保持独立。
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唯一的选择。
曹云祥和同事们起草了一个函件表达看法:清华固然靠美国庚款赔款来运行,但它是中国的学校,首要任务是为中国培养人才;美国人不承认苏联政权,那是美国人的事。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苏联,那么,清华人邀请加拉罕来演讲,就是中国的事,和美国人无关。无论是《泰晤士报》还是美国使馆,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的反应,是自己的事,但是,要把这样的反应,移挪到清华学校头上,实在是“过激”,也实在是找错对象了。
美国人对于清华学校的解释,表现出了跟以往一样的开通。最终,使馆对曹云祥的解释表示认可,一场隐含着大国之间政治角力的小风波,终于烟消云散。
回眸近百年前的这场风波,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所学校,看起来偏居一隅,实则渗透了各方力量。清华运行在时代的夹缝里,有着种种的不得已。
无论如何,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期开学了。
(原文《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9期 文/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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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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