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 | 印太执念：放下是苦

美军的大国竞争与作战准备方向存在欧洲和印太两个重点，印太是更为重要的一端。在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这个问题上，奥巴马曾说“在这个十年的末尾，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大多数力量将部署在太平洋，因为美国现在是、也将会永远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俄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美国及北约加强在欧洲的投入，但俄乌危机也暴露了俄在常规军力方面的弱点和缺点。从战略走势来看，俄乌战争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军对印太战区的倾斜。

8月我军东部战区台海军演期间，周边美舰机的行动比较“配合”，彼时其一线力量相对单薄且非常疲惫。但如果就此认定印太美军是纸老虎，恐怕会失之轻率。因为仅在最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美军在亚太独立或联合进行或完成的重要演训任务便有十余个，包括：与澳日韩菲英完成了“太平洋伙伴2022”年度灾害救援演习，与印尼日本共同举行“超级加鲁达盾牌2022”演习，与澳进行“库伦东2022”远征行动演习，26个国家参加了一月有余的“环太2022”演习，与7个印太盟伴国举行空军高阶士兵峰会，美空军提高印太丛林生存与作战能力的“遥远地平线”训练，与6国在马来西亚结束的“太平洋天使2022”演习，陆战队排爆部队在日本冲绳进行丛林训练，陆战队达尔文轮驻部队编入澳大利亚陆军参加“捕食者奔跑”联合濒海作战演习，等等。

美国在自身能力建设和转型、盟伴对华非对称能力建设、同盟联合作战体系等方面的准备均有加码。

能力调整：系统聚合

面对印太潜在军事冲突的可能场景，美国强调加强战时常规高端战争能力，同时着力加强平时灰色地带的对抗能力。

在高强度、高技术以及不排除是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中，面对体量和力量都相当的对手，美军需要具备哪些新的技能点？这是美军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显然，美国美军所可能面对和需要的，不同于过往二十余年反恐、反游击、治安战所要求的技能。目前，从采办计划到军力准备，再到演习和作战试验，美军都在摸索和积累经验。

从军力看，美军向印太的倾斜已经很明显。以海上力量为例，截至22年8月中下旬，美军处于部署状态舰船110余艘，第七舰队便占了近60艘，不仅是美军三个主要前沿部署舰队中实力最强的，在必要时还能得到后方第三舰队的支援。此外，西太的第三陆战队远征军、空军第五航空队、关岛弹性部署的战略轰炸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F-22中队，都是对一线的有力和有机补充。

在正在展开的军事准备规划中，印太军事准备既涉及美军整体转型的“统考题”，也有针对印太地区的“选考题”。具体来说，包括：发展新作战概念和思想；调整力量结构和部署，使之趋于分散灵活；更多地使用无人平台；寻求不同作战域（太空、网络空间、空中、陆地、海洋和深海）的融合联通；增加远程作战平台和武器数量；在印太地区对手射程内加强基地和其他设施的防御能力；后撤部分作战力量进行弹性部署；强化优势领域，如水下战能力；加强美国C4ISR和后勤方面的韧性；增强联合部队战备水平和应急作战能力；加强美国盟友协同能力，提高军事互操作性；加强太平洋方向的二线和后备作战能力准备；通过诸如“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机制从法律、组织和预算层面对战略转型与能力建设进行统筹；优化国防技术与装备的开发与采购效率，等等。

通过解答这些统考题和选考题，美军希望降低对关键节点的依赖性、提高力量部署的分布化，形成新的攻守平衡，在时间集中和空间分散的基础上实现效能聚合。其中最为关键的技能点是——对数据、信息的管理能力，以及对指挥控制和火力通道的联通能力，比如各军种都在强调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能力。

2022年3月，美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执行计划”签署实施。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关键网络的连接和协议转换，空军的“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陆军的“汇聚/融合”项目（Project Convergence）和海军的“超越/压制”项目（Project Overmatch）都在推进中。印太司令部恰恰是这方面进展最为突出的两大战区之一（另一家是中央司令部）。

盟伴准备：补强短板

2022年3月，美军首次明确界定印太地区四大“中心”——关岛、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要求在包括台海在内的热点地区出现危机或冲突时，围绕这些中心形成对主要对手的慑止和迟滞，为干预介入的不同阶段做好相应的能力准备。

在美军遏制新崛起对手的整体规划中，盟伴网络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以“太平洋威慑倡议”（PDI）为例。该倡议在表层定位上，一是确保地区内军事优势，二是强化印太战略优先地位；在深层定位方面，则是通过预算管理对战略转型进行协调和统筹的顶层机制。

“倡议”强调“加强联盟与伙伴”——既要加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些核心盟友的军事合作，扩大美国与印度的接触；还要与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发展更多的军事联系，加强与台湾地区的“伙伴”关系，等等。

这其中又包括建立和加强数个小多边机制，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加澳和新“五眼联盟”(FVEY)，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TSD)等。通过这些机制，美国与其盟国、伙伴国频繁进行联演联训，以印太多处热点地区潜在军事对抗为想定，不断强化多边防务合作。

在双边层面，近年来强化美日、美澳合作是较为突出的。相对而言，菲律宾是西太岛链中较弱的一环——一方面美国在菲的军事存在较弱，另一方面菲自身实力欠佳，且与美潜在对手的关系相对紧密。但这里也是美在南海方向的重要依仗，在这个非常重要却相对较弱的方向上，美国的投入或许更能说明其对印太的重视。

2021年7月，美防长奥斯汀访菲，双方恢复《访问部队协议》；2022年2月，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明确将深化美菲条约同盟。以这些动作为牵引，美菲两军在印太的合作重新驶上了快车道，在政治舆论、装备采购、联演联训、设施强化等各方面，围绕着美军印太战略转型与作战准备，都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在强化传统联演联训项目的基础上，美菲两军着手打造更为广泛的人员交流机制、更为完善的美/联军区域行动支援体系，并寻求更为具体的军种间协同和更为全面的美军行动保障。具体到海、空、陆、后勤保障、情报与态势感知等层面，人员交流、设施强化、联指体系、力量部署、数据传输、信息共享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均在强化。

此外，美菲双边合作已有向多边协同框架演变的趋势。“美菲+”的模式愈加成熟，如“美-日-菲三边对话和演习”，各方指挥和参谋人员的交流逐年有序推进。在美菲传统军演中，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国家等第三方的参与也已经常态化。

当然，弥补短板的效果仍然会受到菲政治经济局势、美菲意见差异等因素影响，但美军对菲律宾的重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全方位调整和强化印太力量和盟伴准备的决心。

转型挑战：知难行难

就美军转型愿景而言，远期的理想是丰满的，近中期的现实虽谈不上骨感，但挑战不少。

其一，大国对抗的逻辑意味着美国仅仅简单参考冷战后的战争经验是不够的。在大消耗的大国高端战争中，美军所追求的分布化转型恰恰增加了保障压力，而美军在兵力规模、平台数量、弹药储备、盟友可依靠程度等方面都还存在问题。此外，大国对抗还意味着螺旋对抗的压力更大，即便可以通过率先转型获得单向优势，这种优势也很难维持下去。

其二，赋能技术与人事、官僚、文化的协调是一大挑战。新数据和信息构架与传统上各军种的烟囱式结构之间兼容的难度不小。而重点的技术赋能领域恰恰又都存在激烈的官僚、人事和文化矛盾。如前面说的JADC2系统，不仅需要资金、智力和时间的投入，更需要克服组织和文化的冲突，突破军种政治的壁垒。美军为此做出了响应，对数字、数据、无人平台、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发的主导部门进行集成，提升与盟友之间数据和信息的融合水平，等等，但目前仍只是开了个头。  

其三，印太战区的地理和地缘特性意味着美军在这里始终面临通讯、情报、后勤、机动和兵力规模的难题。为此，美军考虑在印太部署第二个多域特遣队，海军对更大规模的“有人-无人混合舰队”也有构想。此外，所谓“绿色转型”也部分针对这些问题。美军认为前沿基地面临的风险大，需要转向更大的分布性和灵活性，那么无论陆上、海上还是空中，如何应付分布化转型带来的通讯、情报、后勤等方面困难便成了一大课题。

其四，“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机制虽已落地，但美国与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内部关于军事安全、经贸利益、责任分摊、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利益和认知差异并未消弭。而美军内部军政利益与战区利益的矛盾也会长期存在。

其五，经费保障永远存在不确定性。虽然美国国防预算屡创新高，但把高通胀、成本上升、开支浪费、管理低效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就会发现军费（和新的“国家安全”预算条目）攀高的曲线更多只是名义值表现。预算政治虽然在“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大局”支撑下受到日益极端化的极化政治和党争影响较小，但不确定性始终是预算政治面临的可能局面。

最后是美国及其对手都面临的共同挑战，即如何在“战而胜之”“有效威慑”和“危机管控”这三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战略目标之间实现平衡——考虑到目前地缘政治和技术发展的趋势，这三者之间几乎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

兵法云：善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面对眼中的对手，美国想做的事很多，在做的事很多，能做的事很多，为难的事也很多。太平洋是美国的执念，只是很多事成为执念并不好。毕竟，太平洋不是一国之洋，享太平也非一国之事。

-----

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