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学霸当选英国女首相，为何女性在教育、职场突围仍那么难？

原创 维舟 爸爸真棒

英国又将迎来了一位女首相！

当地时间9月5日中午，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选举结果揭晓——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胜出，她将接替7月宣布辞职的约翰逊出任英国新首相，入主唐宁街10号。

据了解，特拉斯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前两位分别是“铁娘子”撒切尔，和经历了脱欧乱局的特蕾莎·梅。与此同时，1975年7月生于英国牛津、现年47岁的特拉斯，还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保守党党首和首相。

近十几年来，国际舞台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

她们很多出身于普通家庭，比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都是牧师的女儿；

她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比如特拉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和经济学专业（PPE），该专业号称“首相摇篮”，而她的前前任特蕾莎·梅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

她们可能比男同行们更加务实、懂得变通。

尽管如此，距离女性真正在国际舞台上撑起半边天仍有很大的距离。职场也是如此。

我们的专栏作者维舟发现，在中国，2021年的数据显示，985高校所录取的男生仍然占到多数，女性总体上约占40%；而即便是女性受高等教育份额更高的美国，到了职场仍然面临很大的“天花板”，2012年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只有2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

女性的求学和职场困境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突围？为什么教育公平对女性尤为重要？我们一起看看维舟的观点。

每年到开学季，有一个话题总是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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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学新生男女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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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数据，985高校所录取的男生仍然占到多数，女性总体上约占40%，尤其是在偏理工科的高校中，只有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多于男生，在电子科技大学，男女比例甚至高达4.53:1，女生仅占18%。

△2022年清华大学的男女新生比例是5:2，数理类的男女比例甚至到达了13.1:1（图片来自清华大学官方微信）

这不止一次激起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据此主张：

既然顶尖高校的录取率如此，那就足以证明女性整体上的智力表现确实不如男性；

有些人则反驳说：

这只是因为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人数都强烈地偏向理工科，在人文社科、艺术、法学、医学等领域，女生就压倒性地占有优势。

对无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同样经历了寒窗苦读，到头来这样的教育机制究竟是证明了“两性智力差异”，还是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女生的崛起与挫败

实际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崛起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几乎伴随着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起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大学中女生占比并不是太高了，而是偏低了。

以美国为例：

1940年全国各高校共颁发21.6万个学位，到1980年突破100万个，2010年则有83.3万副学士学位，160万个学士学位，61.1万个硕士学位，14万个博士学位。

大学的扩招带来更多样化的大学环境，其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在每年颁发的所有学位中，女性都占到了大多数。

1981年，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首次超过男性，到2020-21学年已拿下57.7%的份额，硕士学位中更高达60.7%，至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1950年女性仅占9.7%，但到1980年就大幅攀升至30.3%，2010-11学年也首度反超男性。

对于女性这种令人惊讶的突出表现，常有人归结为一点：这只是因为女性更适应当下的考试机制，换言之，不是因为她们智商更高，而只是因为她们更会应试。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应该是改革考试机制，选拔出“真正优秀”的创新人才。况且，以前男性拿到更多学位时，可没什么人说他们只是比女性更会考试而已。

因此，如果人类两性的智商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因素，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女性在数十年间取得了这样现象级的成功；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女性是因为“智商不敌男性”才导致在大学新生中录取比例偏低。

不仅如此，去年云南丽江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事迹传遍全国时，知乎上还有过这样的争议：

她执教的中学学生数量明显女多于男，这是否挤占了当地男生的机会？

有人坚称，这是一种“逆向歧视”，在教育上被不公平对待的弱势一方反倒是男性——2010年云南省初中男生辍学率（1.6%）还高于女生（1.3%），但张桂梅却办了免费女高，并没有扶助“更弱势”的男性。

△截图自纪录片《你好，张桂梅》

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毫无疑问，国内现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已经做得相当好，甚至由于女生往往更早熟、懂事，成绩表现更为优异，自身原因引起的辍学率也更低；然而，越是往上走，她们就越可能碰到各种“透明天花板”。

留心一下社会舆论就会发现，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女性不用那么优秀”，女博士甚至被嘲讽为“灭绝师太”。在“男强女弱”的默认婚姻组合观念仍然牢不可破的当下，女性在学历、职场上越是优异，就越可能感受到被孤立。

可想而知，这当然会挫败一些女性的进取心，甚至有意识地遮掩自己的锋芒，以换取被社会所接受。

我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曾向我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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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小时候感受不到多少男女差别，因为那时老师和父母对我们的唯一要求都是‘只要你成绩好就行’，高考时发现适合女生选择的专业很少，但也没太在意，然而等到我毕业工作多年，到现在，爸妈却时不时跟我催婚抱怨：‘看你现在还单着，都后悔让你读了那么多书，东家那女孩子当初成绩远不如你，现在嫁得很好。’”

确实，这是部分家长的心态：小时候希望你成绩好，但到最后，还是不如你嫁得好。也就是说，父母对女孩子的期望会发生变化，这有时带来相当大的挫败和迷茫，但男孩子一般却不用面对这样的转变：读书出人头地、将来升官发财、买房娶妻，这一人生“成功路线图”是前后连贯的。

在一些价值观更传统的地区，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到他们临近成年时就开始出现分化。有人曾写过河北某小县城里的故事：

当地家长哪怕在子女小时候一视同仁，但到了二十来岁，还是寄望于儿子继承家业，往往早早就给他留好了退路，也因此，女孩子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想得到好生活，只能考出去，远走高飞。其结果，这个小县城的婚恋市场出现了奇特的一幕：由于优秀的女性都尽可能离开了，找不到老婆的未婚男性甚至转而去追求已婚妇女。

当然，不同的女性，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小地方的女性仍然要努力争取一个自立的机会，但大城市的女性，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感受到什么异样；然而，有一点是一致的：

对于女性来说，教育尤其是一种性别平等机制，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她们才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相比起男性，女性尤其需要教育的公平性。

教育公平要怎样才能实现？

毫无疑问，教育公平是一件好事，能让每个人都更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然而道理是这样，但要怎样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实表明，只要给女性同样的机会，她们的成绩表现并不比男性差。与现在一般人认为女性在理工科上表现不佳的普遍观感不同，美国史上第一所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的州立大学就是密西西比州工业学院（1884年）。

当时很多名人蔑视女性的智商，但事实是：

1892年创建的芝加哥大学，到1902年时，女学生数量就超过了男学生，获取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女生更远远多于男生。正因此，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曾为女生设置上限人数，以免学校被人认为是“女子学院”。

与此同时，当时女性能从事的职业仍然相当有限，无非是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护士之类，而这些甚至都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直到1920年，职业女性在非农业女性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仍不过15%。大致从1970年以后，美国社会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方面，民权运动赋予了女性应得的权利；

另一方面，在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工厂的工作外包到海外，而服务业蓬勃发展，新的岗位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智力和技巧，女性甚至能做得更好。

到2010年，女性已经成为美国全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51%的管理层职位都由女性担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到足够好，因为最高层仍是男性的天下——2012年，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只有2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而这已经是历史最高的，其中有多达11位是2011-12年间上任的。

△左-右：Larry Ellison现任甲骨文总裁；Indra Nooyi百事公司主席兼总裁；Phebe Novakovic通用动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rillyn Hewson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长兼CEO

在不少工作场所，性别隔离也相当鲜明：女性占护士的92%，但仅占医生的32%；她们占法律助理的85%，但在律师中也仅占32%。

这种反差体现得尤为鲜明的，还不是美国，而是社会相当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沙特第一所女子学校迟至1964年才建立，1960年代中期全国仅有100名女大学生，但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到1997年就暴增至14万人，甚至超过了男大学生的数量。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职业却都只限男性，女性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其结果，2007年女性虽然占到该国大学毕业生的65%，但她们中仅3%有工作。

这就是问题所在：教育公平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教育的问题，因为哪怕在大学里女生拿到了更多学位，但如果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不做相应的调整，那么女性面临的仍然是“毕业即失业”的处境，她们受了良好教育，到头来绝大多数人最好的出路只不过是当个贤妻良母。

△截图自电视剧《荼蘼》

也就是说，教育公平只有与社会变迁同步才有意义，否则只会加剧女性的挫败感，无疑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今，就业市场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向女性完全开放，不应存在性别歧视，然而社会意识、人才培养仍未与社会变迁同步。

如果人们仍然觉得“女孩子不用太优秀”，又或倾向于认为“女孩子不太适合理工科”，那么结果势必就遏制了女生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不仅如此，如果在招工、招生时女性被无形限制在几个特定的领域，那还会出现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女生的竞争会更加内卷，因为她们不得不竞争有限的名额和机会。

近些年来，有不少女性选择做家庭主妇，这当然也基于复杂的理性考虑，但却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经济不能持续扩张，那么面对压缩的就业机会、生育率的降低，这两者的合力是否会把女性重新推回家庭？

△根据《2019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报告》 的调查，家庭责任对两性都构成晋升阻碍，但对女性而言挑战更大

在中国完成工业化、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在可预见的将来很有可能走上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新增的工作机会绝大部分将来自“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而不是“跟机器打交道”的工业，这意味着体力不再是决定职位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

真正难的不是女性如何提升成绩表现，而是全社会对性别分工理念的转变：

如果女性职场发展更好，那么能不能是她的配偶回家带娃？

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停步，那么当社会转向后工业时代，人才需求、社会价值势必将更进一步多元化。

当然，不止是对女性，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发展，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地去除那些阻碍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绊脚石，到那时，教育不仅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标题：《牛津PPE学霸当选英国女首相！为何女性在教育、职场突围仍然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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