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们如此热烈地相恋过

那年秋天来得早，我曾经如此热烈地幻想在那些地方遇到她、塑造她。在某一片特别的松林中，一切都实现了，我撩开了想象编织而成的东西，我尝到了现实。

——纳博科夫

那年秋天来得早。八月底，一层层落下的枯叶已经堆积得齐脚踝深了。有奶黄色边缘的黑色丝绒般的黄缘蛱蝶在林中空地上轻快地飞过。

那年夏天弟弟和我被交托给一位家庭男教师，由他以古怪的行径照看。他常常躲在灌木丛中，为的是借助于一架他在阁楼上发现的旧望远镜监视塔玛拉和我；但是有一天，轮到这位偷窥者被我舅舅的紫红鼻头的老园丁阿波斯托尔斯基注意到了（顺便说一句，对于除草姑娘，他是头了不起的小猎兔犬），他好心地向我的母亲报告了。她不能忍受窥探行为，此外（虽然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塔玛拉），从我以值得称赞的客观精神背诵给她听的、她充满深情地抄在一本专门的大本子里的诗歌中，有关我的浪漫史她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我父亲和他的军团在一起，没有在家；当他一个月后从前线归来，获悉了这件事之后，他感到有责任问我一些相当难堪的问题；但是母亲心灵的纯洁支持着她、并还将支持她渡过更大的难关。她满足于疑惑地但仍然带着温情地摇摇头，并告诉男管家每晚在亮着灯的露台上给我留点水果。

我把我可爱的姑娘带到树林里所有那些秘密的地方，我曾经如此热烈地幻想在那些地方遇到她、塑造她。在某一片特别的松林中，一切都实现了，我撩开了想象编织而成的东西，我尝到了现实。

由于那年我舅舅不在家，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在他那巨大的、茂密的、已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园林中漫游，它的以一座中央喷泉为中心呈辐射状的主路和迷宫似的曲折小径上，有长了绿苔的传统的跛足者石雕。我们按乡间的样子“甩着手”走路。我在远处的老普里亚波斯托尔斯基善意的目光下，沿着沙砾车道边为她摘下大丽花。我总是送她回家，或到家的附近，或至少送到村子的桥头，这时我们就不觉得那么安全了。我记得在某扇白色的大门上把我们俩的名字以奇怪的昵称连在一起的粗鲁的涂鸦，以及和村里的白痴的涂写稍微隔开一点的那句用我熟悉的粗硬笔迹写下的格言“谨慎是激情之友”。

有一次在日落时分，在橘红色和黑色的小河附近，一个手里拿着一条短马鞭的年轻的dachnik（度假者）经过时向她点头致意；因此她像个小说里的女孩子那样脸红了，但只是强烈地嘲笑了一句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骑过马：还有一次，当我们在公路的拐弯处出现的时候，我的两个妹妹由于狂热的好奇心，差点从拐向桥去的家用红色“鱼雷”车上掉下来。

在黑暗的雨夜，我会把自行车灯装满神奇的碳化钙小块，挡着防止大风把火柴吹灭，点燃了灯罩里的白色火焰，然后小心翼翼地骑进黑暗之中。车灯投下的圈亮光能够照出在路中间的一系列小水坑和路两旁长长的草地之同的潮湿平滑的路肩。像一个摇摇晃晃的幽灵，当我开始下山向小河骑去时，那道苍白的光线会在拐弯处扫过一道黏土堤岸。

在桥的对面，路又向上和罗日杰斯特维诺—卢加公路相交，就在交叉处往上一点，湿淋淋的茉莉丛间有一条小径沿一道陡坡而上。我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走。当我到达坡顶时，我的苍白的灯光掠过舅舅那阒然无声、百叶窗紧闭——可能和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同样阒然无声、百叶窗紧闭——的宅第背后有六根柱子的白色柱廊。在那里，从那个拱形结构隐蔽处、目随着我蜿蜒而上的灯光，塔玛拉会等着我，背靠着一根柱子高踞在宽宽的挡墙上。我会灭掉灯，摸索着向她走去。

人们很想更为明晰流利地讲述这些事情，讲述他总是希望能够免遭囚禁在文字的动物园里的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挤在房子近旁的古老的欧椴树在不平静的黑夜里的吱嘎涌动淹没了摩涅莫辛涅的独白。它们的叹息声会消退。可以听见门廊一侧的雨水管道里，一股小小的闲不住的雨水不停地汩汩流淌。有时，别的沙沙声搅乱了树叶上雨声的节奏，会使得塔玛拉向想象中的脚步声转过头去，那时，在一线微光下——现在升起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尽管有着那些雨水——我能够分辨出她脸的轮廓，但是没有使她害怕的东西和人，于是她会轻轻呼出屏了片刻的那口气，再度闭上眼睛。

随着冬天的到来，我们不管不顾的浪漫史迁移到了严酷的圣彼得堡。我们发现自己被可怕地剥夺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田园间的安全。名声糟到愿意接待我们的旅馆我们没有勇气去，而在停着的汽车里偷情的伟大时代仍很遥远。在乡间如此令人愉悦的秘密状态现在成了一个负担，然而我们俩都无法面对在她家或我家在有人陪伴下会面的念头。因此，我们被迫在城里到处转悠（她穿着灰色毛皮小大衣，我则是白色鞋罩、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丝绒衬里的口袋里装着指节铜套），这种对某种庇护处所的永恒寻求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绝望感，而它又预示了其他更久以后的更为孤独的游荡。

我们逃学：我忘记了塔玛拉采取的是什么做法；我的做法包括了说服两个司机中的一个让我在去学校路上的这个或那个街角下车（两个都是很讲交情的人，而且还真拒绝接受我给的金钱——方便的五卢布一枚的硬币，从银行出来时是沉甸甸的吊人胃口的十或二十枚一串的亮闪闪的硬币，今天，当我骄傲的流亡中的贫困已经成为了过去，便能够自由地沉溺在以审美情趣对此的回忆之中了）。我和我们极好的、特别易于收买的乌斯金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麻烦，他管接听我们家一层的电话，号码是24-43（dvadtsat'chetïre sorok tri）；他很快回答说我喉咙发炎了。顺便说说，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立刻从书桌旁给那个号码打一个长途电话会怎么样？没有人接？没有这样一个号码？没有这样一个国家？还是乌斯金的声音说“m o y o pochtenietse！”（“我的敬意”的奉承的贬称）？毕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岁的斯拉夫人和库尔德人。我父亲书房里的电话（号码是584-51）没有登在电话簿上，我的级主任打算弄明白我健康衰退的情况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结果，尽管有时候我一连三天不去上课。

我们在公园树木环绕的大道上覆盖着冰雪的白色树枝下漫步。我们在冰冷的长凳上紧紧偎依在一起——先拂去上面的一层整洁的积雪，再脱下我们外面结了一层雪壳的连指手套。我们在博物馆中出没。在工作日的上午，博物馆里面了无生气，人很少，非常暖和，与寒冷的薄雾和悬挂在东窗口上像一轮发红的月亮般的红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那里，我们会找安静的偏僻的房间，没人看的临时性的神话集，蚀刻画，勋章，古文书学的展品，印刷术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可怜东西。我想我们的最佳发现是一个存放扫帚和梯子的小房间；但是在黑暗中突然开始滑落倒塌的一批空框子吸引了一个过分好奇的艺术爱好者，我们急忙逃走了。

圣彼得堡的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了很好的偏僻角落，特别是在底层的某个大厅里，在装着金龟子科甲壳虫的陈列柜间，在卜塔的祭司长纳纳的石棺背后。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中，有两个收藏着令人反感的传统绘画风格的希施金（《松林中的空地》）和哈抆莫夫的（《青年吉卜赛人的头像》）作品的大厅（在东北角的第三十和三十一号厅），由于有一些放着图画的架子，提供了些许不受干扰的场所——直到一个口出恶言的土耳其战役的老兵威胁说要叫警察为止。

就这样，我们逐渐从这些大博物馆到了比较小一些的博物馆，例如苏沃洛夫博物馆，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最为寂静的房间，里面满是旧盔甲和挂毯、扯破了的丝质的旗帜，还有几个穿着绿军装、头戴假发、脚蹬厚重的靴子的模型人为我们站岗放哨。但是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几次之后，总会有这个或那个满头白发、老眼昏花、穿着毛毡底靴子的管理员心生怀疑，我们就不得不换个地方偷情——到教育博物馆，宫廷马车博物馆，或一个很小的、甚至连导游手册上都没有开列的旧地图博物馆——然后再度进入寒冷，进入某条有着巨大的门和嘴里衔着圆环的绿狮子的小巷，进入在那些日子里我如此深爱的“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具有多布津斯基、亚历山大·贝努瓦风格的雪景之中。

在傍晚时分，我们坐进涅夫斯基大道上两家电影院（帕利西亚娜和皮卡迪里）中的一家的最后一排座位上。这门艺术在进步之中。海浪被染上了一层病态的蓝色，当它们滚滚而来，在一块黑色的、我记忆中的岩石上击碎成泡沫时（比亚里茨的处女岩——再一次看到我见多识广的童年时代的海滩，我觉得很有趣），有一台特别的机器模仿激浪的拍击声，产生一种水的刷刷声，却永远不能和画面同时停止，而总要在三四秒钟里伴随着下一个景象——比如一场繁忙的葬礼，或者衣衫褴褛的战俘和他们衣着整齐的俘获者。主片的名字往往引自某首流行诗歌或歌曲，可能相当冗长，比如“菊花不再在花园中开放”，或“她的心是他手中的玩具，也像玩具一样碎了”。女明星前额很低，有漂亮的眉毛和眼影涂得很重的眼睛。当时极受欢迎的男演员是莫祖辛。一位著名的导演在莫斯科乡下得到了一座有白色柱子的宅第（和我舅舅的宅子颇为相像），它出现在他导演的所有电影之中。莫祖辛会乘一辆时髦的雪橇来到门前，冷冰冰地注视着其中一扇窗子里的灯光，同时下巴上紧绷着的一小块著名的肌肉在抽动着。

当博物馆和电影院不能给我们以帮助而夜还不深的时候，我们只能去探索这座世界上最令人生畏和神秘莫测的茫茫城市。孤零零的街灯因我们睫毛上冰冷的潮气之故变形成了拥有放射出七彩颜色的脊柱的海怪。当我们穿过巨大的广场时，各种各样建筑的幻影突然悄然耸立在我们面前。当高大的、由整块拋光花岗岩构成的柱子（由奴隶拋光，月亮再抛光，在夜的光滑的真空中平稳地转动着）在我们头顶猛地升起，支撑着圣以撒大教堂神秘的圆顶时，我们吓得浑身冰凉，这一般不是由于高度而是由于深度引起的——一道深渊在脚下裂开。我们仿佛在这些石头和金属的充满危险的山岳边缘停了下来，手挽着手，怀着小人国人的敬畏，伸长了脖子看着挡在我们面前的新的巨大景象——一座宫殿的柱廊上的十根灰色有光泽的男像柱，或者在一座花园铁门旁的一个巨型斑岩花瓶，或者顶上有个黑色天使的大圆柱，与其说它装点了、不如说压抑着泛满了月光的宫殿广场，并且向上伸展了又伸展，徒劳地企图伸及普希金雕像的刻着《纪念碑》一诗的基座。

后来，在她少有的忧郁时刻，她声称我们的爱情没有能够经受住那个冬天的巨大压力；她说，出现了裂痕。在所有那些月份里，我一直在写诗给她，为了她，关于她，每周两三首；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我发表了由这些诗汇集成的一个集子——当她让我注意到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留意到的东西时，我感到无比震惊。

就在那里，那同样不祥的缺陷，那陈腐空洞的口气，轻易地示意既然我们的爱情再也不可能重新捕捉到那最初时刻的神奇感受、那欧椴树在雨中的沙沙涌动、风雨交加的乡野间的同情，便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但是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诗歌是很幼稚的东西，没有什么优点，根本不应该拿来出售。这书（其中一册仍然，咳，存放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闭架书库”里）该当受到几个注意到它的评论者在无名杂志中对它的猛烈攻击。我的中学俄国文学教师弗拉基米尔·希皮乌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第一流的、虽然有点难懂的诗人（我认为他在才华上超过了他的比他有名得多的堂姐妹、女诗人和评论家齐娜伊达·希皮乌斯）带了一本到课堂里，对我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起班上大多数同学的狂笑。他的著名的堂姐妹在文学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请求基金会的主席、我的父亲告诉我，我永远、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作家。一位善意的、贫困而没有才华的、有理由感激我父亲的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热情得难以置信的文章，约有五百行文字，漫溢着过分的恭维；文章被我父亲及时截了下来，我记得他和我在读这份手稿的时候咬牙呻吟——我们家的人在面对低级趣味的东西或某人的失态时采取的习惯表示。整个事件永远地消除了我对文学声名的任何兴趣，并可能是我对评论的几乎病态的和并不总是有道理的冷漠的根源，这种冷漠在后来的岁月中剥夺了我身上的据说多数作家都经历过的那种感情。

文字 | 选自《说吧，记忆》，[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王家湘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5月

图片 | 选自电影《一天》（2006）、《安妮·霍尔》（1977）、《稍微想起一些》（2021）

编辑 | 轩仪

原标题：《那年秋天，我们如此热烈地相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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