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看上博⑦｜博物馆何以成为重要的人文外交平台

七十年来，上博的国际交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建馆初期显得有点“被动”地交流，到1950年代编译《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动态参考资料》、《文物译丛》；从1970年代文物第一次迈出国门参加海外展览到1980年代成立文化交流办公室，再到近二十年来文物国际交流的盛事不断……上海博物馆已成为最具海外影响力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与参与国际交流最多的国内博物馆之一。

7月，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杨志刚曾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专访，畅所欲言，回望和总结七十年来上博走过的国际交流历程。他认为，博物馆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博物馆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外交平台，特殊时期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6月中旬，在上海博物馆周转库房，一场特殊的文物复进境验关点交正在进行。此次入关点交的文物是今年2月初，上博赴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批中国竹刻精品。5月8日，展览闭幕后，由于上海正处于疫情封控期，这批竹刻文物经线上点交收入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的库房暂存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在6月中旬顺利返沪。

文物复进境验关点交

“开箱、点验、留档、签收……”在上博工艺部、保管部的专家，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上海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参与和监督下，点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很少将这项幕后工作展示在台前，一般观众想象不到它有多细致和繁琐。”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开启文物包装箱，将文物从箱内逐层取出，移交给工艺部的专家确认文物现状、与历史资料做比对，移交给保管部的专家登记藏品卡信息、留档……不管文物体量大小，每一件文物入库都要重复这一整套流程。

按照国际合作展的常规流程，上博要派一个撤展组赴海外，参与撤展并押运文物同步返回，而入境查验原则上也需要外方专家在场，由外方专家和中方专家一起完成文物现状确认等工作。由于疫情造成人员往来的阻隔，馆方只能通过文物运输无人押运、线上点交布撤展等折中的方式，将国际合作交流展继续举办下去。

今年4月份，上博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完成了对一批结束海外展览，从韩国首尔回到上海的馆藏漆器的点交工作。类似的线上点交方式已逐步成为上博的新常态，可看作是疫情下上博艰难办展的一个缩影。

自2020年初至今，受疫情影响，当各个领域的国际交流陷入停滞，上海博物馆的国际合作展览却从未中断。与过往相比，不论数量和质量都基本保持着一贯水准。据统计，2021年，上海博物馆送出去的出境展有4项，占全国文博机构出境展总数的三分之一；2022年，上博送出去的出境展主要包括赴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主办“上博藏竹刻艺术展”；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参展“漆，髹饰亚洲”特展等。

上博赴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批中国竹刻精品

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

上博何以如此重视国际文化交流？这既显示了其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在特殊时期的文化作为，同时更凸显上博建馆七十年来一贯的传统。“上博国际交流的地位和形象体现在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上面。”杨志刚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七十年来，上博的国际交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建馆初期“被动”地交流，到1950年代编译《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动态参考资料》、《文物译丛》；从1970年代文物第一次迈出国门参加海外展览到1980年代成立文化交流办公室……

杨志刚表示，上海博物馆是以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为参照。对于上海博物馆而言，不是单纯地引进展览，一定要增强自主策划和文化走出去的能力。他希望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去推动建立一种平等的、包容的、美美与共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并以这样的世界观为指导，向全球观众讲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

对话｜杨志刚

澎湃新闻：上海博物馆建馆七十年来，其国际交流活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志刚（上海博物馆原馆长）：因为今年上海博物馆迎来70周年馆庆，这一年多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看馆史资料，从个人的理解看，我把上博的国际交流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2年上博建馆到“文革”结束，时间跨度比较长，我把它称之为“肇始阶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重点是看我们几位老馆长的资料，诸如杨宽，他是上博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出版有《杨宽自传》；王一平，他是上海博物馆第一位正式任命的馆长，虽然在任时间很短；还有徐森玉、沈之瑜等。我查阅到的资料都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录，有的交流还显得比较“被动”。比如1950年代，英国的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到上海来，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他看了杨宽馆长写的讲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书，觉得这个研究非常重要，就在锦江饭店约见杨馆长，希望杨馆长到伦敦，加入他的团队一起搞合作研究。杨宽馆长当然没有去，但是在他的自传里记录了这件事情，说明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已经有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我在沈之瑜年谱里面读到，他于1963年随同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去日本，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日本举办的“永乐壁画”展，虽然他是作为随行人员，却也有助于打开国际间的交往。

《文物译丛》

这一阶段的上海博物馆在国际交流方面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从1950年代就开始编译一本很重要的资料，叫《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动态参考资料》，从1958年开始，中间因“文革”一度暂停，持续到1991年，共编译国际文博参考资料130多期。另外还编有《文物译丛》、《博物馆译丛》等内部学习资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员还很少有机会走出国门交流的时候，上博已经开始关注国际博物馆界的动态了，这是非常领先的。

在筹办展览方面，我现在看到具备完整信息的是1976年3月，沈之瑜馆长随团去日本东京、京都参加我们国家在日本举办的中国青铜器展，上海博物馆作为参展单位之一，这是有清晰记录保留的上博文物第一次迈出国门参加海外展览，对上博日后的发展产生影响。

“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的相关报道

第二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1993年，上博开始建造人民广场馆舍，我把它称之为“突破期”。这个阶段里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1978年还在河南路老馆舍的时候举办了伊朗绘画展览，现在回忆这段往事，我们也都是蛮吃惊的，上海博物馆第一次引进国外的展览不是日韩的，也不是欧美的，竟是伊朗的；同年，沈之瑜馆长作为中国博物馆馆长代表团成员一行5人，赴联邦德国考察，我觉得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意味着中国博物馆的馆长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在国际亮相；1980年，上海在友好城市日本横滨举办了一场“中国工艺品展览会”，虽不属于博物馆的展览，但在这场工艺品展览会里面附设的一个专场叫“上海博物馆珍藏文物展”。虽然是附设的专场，但文物展的雏形毕竟已经出来了，可视为上海博物馆第一个独立的海外文物展，所以它的意义非同寻常。

1980年6月，马承源（左一）参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青铜时代学术讨论会”，与张政烺（左二）、张光直（右一）、夏鼐（右二）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前合影

1980年2月，时任随展组组长的马承源陪同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参观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

1980年，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大展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上海博物馆是重要的参展单位之一，上博的青铜专家马承源先生担任了随展工作组组长。这个展览非常轰动，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件盛事。

接下来的1983年也是一个重要年份，1月份，上海博物馆在香港艺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珍藏中国青铜器展”，5月份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首站在旧金山开幕以后，继续在芝加哥、纽约、休斯敦巡展，为期一年半，所到之处广受欢迎。

“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览”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

“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览”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相关报道

从1984年到1992年，我们的出境展览有22项，有的是我们主办的，有的是我们参与的，应当说这一阶段我们在对外交流方面实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上博的国际交流走到了中国博物馆界的前沿。另一方面，从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来讲，1985年，成立了文化交流办公室，这是专门负责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部门，这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而且对国际上的一些大馆也产生过影响。几年前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馆长钱谷真美来访上海博物馆，我们聊天时听他说起，1980年代上博设立文化交流办公室的这一做法，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启发，他们借鉴了上博的这一做法，设立了一个类似的部门。

1984年，“上海博物馆所藏历代陶瓷展”在日本展出

“上海博物馆所藏历代陶瓷展”展厅照片

“上海博物馆所藏历代陶瓷展”，观众观展

从这个阶段开始，上海博物馆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就是到海外广交朋友，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包括人员互访，业务培训，科研合作、文物捐赠等，1987年，我们还举办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清初四画僧绘画艺术”，所以这是实现一系列突破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93年到2009年，我把它称之为“拓展阶段”，这就要谈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舍的建设。应该说人民广场新馆的建设是非常艰难的，那时改革开放正火热推进中，很多做法都没有现成经验，所以这条路子是闯出来的。

1992年4月至12月，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应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之邀，组织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赴美参展“董其昌世纪展”。此图为展品移交

1992年，美国“董其昌世纪展”布展现场

1992年10月22日，展览开幕，时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副主任何慕文致开幕词

以人民广场馆舍建设为契机，不仅加快了上海博物馆的全面建设，而且推进了中国博物馆现代化的发展。现在讲到中国的博物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上博人民广场馆舍是必须要讲的个案，它的建成跟我们今天讲的博物馆国际交流也是分不开的。

第一，当时上海博物馆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标国际。馆里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当年马承源馆长到美国，站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台阶上面说，“致敬大都会博物馆”，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博物馆，是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标杆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充分学习和借鉴国际上顶级博物馆的成功运作经验，然后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国际交流。

第二，在扩大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批国际友人的帮助。应该说在人民广场新馆建设之初，我们对世界其实还并不是那么了解，他们不仅出钱、出力还给我们出点子。这个馆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他们对上博新馆建设慷慨相助，给了很多助力。

第三，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国际交流的大环境。特别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迎来改革开放新一轮的热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来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频繁的交流，包括馆际间的合作办展。我统计了，在这16年里，上博的出境展览共举办了超过70项。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当时在美国的一批友人成立了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基金会，我到现在也没有听说中国的博物馆在海外有第二家以博物馆名字冠名的基金会，这很能说明上博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1998年，在法国，上博与巴黎池努奇博物馆文物双向交流庆祝仪式

第四阶段主要是从2010年至今，我称之为“深化阶段”。为什么以2010年为节点？因为这一年无论对上海博物馆还是对上海而言都非常重要。

2010年，国际博协大会和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上海博物馆在其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落户上海，上海博物馆作为全程参与者，从前期的积极申办，到中期的认真筹办，再到后期的切实落实各项会务工作，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付出了不懈努力，陈燮君馆长率领的上博人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的坚定信念和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也展现出崭新的国际形象。世博会期间上海博物馆承接了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的展示设计项目，赢得荣誉。这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也跟上海城市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

从2010年到现在，上博乃至中国博物馆界的国际交流呈现以下三方面新的特点，第一、博物馆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更加显著，中国的博物馆和国际博物馆界有了深度接轨。第二、国家领导人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在博物馆的工作中也贯彻了这一思路，加紧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第三，加强博物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些年上博一直在做这项工作，我们也非常强调办展览的自主策划能力或是共同策展能力，应该说10来年上博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

董其昌 《燕吴八景》 上海博物馆藏

比如2012年，我们举办了“幽蓝神彩——元代青花瓷器大展”，展出九十件重量级元青花瓷器珍品，涉及全球三十余家参展单位，可谓博物馆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形象的一次光彩亮相。

2018年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也是其中一例，它汇聚了国内外15家重要艺术机构的重要馆藏，其中有9家是海外的艺术机构，堪称是一次“全球总动员”式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展。还有疫情期间举办的“东西汇融”，汇聚了全球十余家博物馆的合作力量。

澎湃新闻：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出境展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而且即便疫情以来的2年多，上海博物馆也没有停止过对外交流办展，这非常不容易。能否介绍下上博这些年来举办过哪些出境展？你们是秉承什么样的思路和理念筹划这类国际交流展的？

杨志刚：太早的我就不具体展开说，我介绍一下“十三五”以来的一些出境展，我们认识到光请进来是不够的，一定还要走出去，这才能彰显上博的实力和责任担当。

我统计了一下，从2016年迄今，上博赴境外展出的展览是22个，其中7个是参展，其余15个是主办或者联合主办。

上海博物馆在2021年共举办了四项出境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牛年中韩生肖展”、“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展、“漆，髹饰亚洲”展，以及在阿布扎比卢浮宫博物馆的“龙与凤——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千百年艺术交融”展，其中“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展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中的“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一些媒体和机构会以这样的数据来说明上博国际交流的地位和形象。我则更强调不论是做研究还是做实务工作，心中都要有一个世界图景，在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要更加放眼世界，胸怀世界。如果心中有世界图景，走出去就会比较有动力和方向，不管是处于顺境或逆境。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去推动建立一种平等的、包容的、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就是“美美与共”的这样一种世界观，以这样的世界观为指导，向全球观众讲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博物馆可以做大量的工作，也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开拓。

博物馆的收藏既是民族的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应该要跟世界去分享。通过分享文物来凝聚和传播真善美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

子仲姜盘上博（赴希腊展品）

清 吴宏 清江行旅图卷（局部，赴希腊展品）

关于策展理念和思路我总结一下有以下几个特点，我们的定位是打造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体现在策展思路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对艺术和艺术史的研究和呈现。比如2018年，我们和法国塞努奇博物馆共同策办的“中国芳香: 中国古代香文化”展在塞努奇博物馆展出。我们把中国古老的香文化和法国的香文化做了对比展出，体现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相似。香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领域，过去很少有这样呈现过。这个展览在巴黎广受欢迎，法国费加罗报为该展刊登了一篇报道，谈及中国香文化的起源比法国更早。2021年，上海博物馆在阿布扎比卢浮宫展出“龙与凤——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千百年艺术交融”，通过一些典型器物探索中国与伊斯兰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2021年，我们馆内举办了“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讲述早期全球化中的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应该说，原先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研究没有那么深入，随着国家倡议“一带一路”建设，顺着这个思路深化，也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新视角，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也融会到“东西汇融”这一展览里面。

战国络纹熏 上海博物馆藏 （赴法国巴黎池努奇博物馆展出）

中国驻法大使兼驻摩纳哥大使、 巴黎第一副市长参观“中国芳香: 中国古代香文化”展

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和展示。近些年高层非常重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包括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7月底，我们的“何以中国”考古大展系列的开篇“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已经正式与观众见面，“何以中国”系列就是展现中华文明探源的成果，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而这一思路其实很早就贯彻在我们的出境展览中，我们也注重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上海博物馆在今年7月同时推出“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和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两大特展，意欲搭建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从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角度进行文明互鉴比照。

“何以中国”展览现场的“鸮尊”

2021年，上海博物馆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展，这也是一个聚焦中国文明历史的展览，这个展览本来是想办成上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青铜器出境展，结果由于去年疫情反复，展期临近我们的专家却出不去，不能押运文物，不能去现场布撤展，所以只能把展品规格降低。虽然规模缩小了，但是我们觉得越是特殊时期，博物馆馆际间的交流就越不能停，哪怕做一些妥协，也要坚持把展览办下去。

2021年，上海博物馆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展展览现场

第三个特点，我们注重与世界对话能力的提升以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我们自主策划或者共同策展的比例相当高，其中有些展览是我们整体输出，从藏品到展览策划都是我们占主导。比如今年上半年，由上海博物馆策划的“取材幽篁体——中国竹刻艺术展”在列支敦士敦国博开幕，这是上博藏竹刻艺术品首次赴欧展出；2016年，“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瓷器珍品展”在罗马威尼斯宫开幕；2018年，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科技馆等合作去乌兹别克斯坦举办“青出于蓝——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这是中方机构合作自主策划的展览；2019年，上博在匈牙利举办“钱币的旅程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各国文化交流……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展览现场

还有一些展览是双方团队反复商讨敲定的。比如“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筹办，那是2015年，我们到访法国吉美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的馆长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他们现成的展览，后来通过我们馆内专家的反复讨论，认为把我们自己的策展思路放进去会办得更好，所以最后展览呈现跟原先的关系已经不大了，基本是一个全新的展览。2020年我们举办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在新加坡也是一个现成的成熟的展陈，但是我们在谈展览合作时就提出要自己重新策划，增加了国内多家博物馆馆藏相关器物与“黑石号”出水文物对比展出，比如借展了何家村窖藏的八棱金杯，吐尔基山辽墓八棱金杯，与“黑石号”出水伎乐纹八棱金杯三件金杯在展厅实现了“世纪会晤”，这些都是上博团队的“金点子”。

举了这么些例子，我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对于上海博物馆而言，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展览，一定要增强自主策划和文化走出去的能力。

2019年10月在纽约，与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基金会部分董事会成员会面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博物馆国际交流的重要意义？上博是如何通过文物外借、展览输出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树立自己在国际文博界的形象地位以及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形象？

杨志刚：重要意义可以有很多角度，包括我刚才已经讲到的那些角度，我作为博物馆馆长，尤其看重的是，我们作为一家机构，要提升、提高，要找高手来过招，这是对我们有挑战的事，也会给我们带来专业上的进步。

2019年，上博举办“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布展现场

记得当年我们和大英博物馆合作举办“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和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合作举办“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这其中都有很多故事，令我感触很深。其实欧洲人在文化上骨子里很有一种优越感，尤其在博物馆领域，他们的这种优越感会超过美国，体现在展览布撤展的时候，非常坚持自己既定的一套程序和要求，但是经过那次“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合作，我们展示出了很强的专业能力，从一件文物的提取、摆放，精准的手势、角度到细微的灯光、布展现场我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开幕式结束后，大英博物馆的一位专家就跟我说，“上海博物馆你们亚洲第一”。后来苏州博物馆西馆与大英博物馆合作展览时，大英博物馆还特邀上博派专家在现场提供支持。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展览海报

另外博物馆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场所。今年7月刚开幕的“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展览规模不大，但是作为疫情封控后开放的上海首个展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最初，希腊驻上海总领事馆很想办一个有规模的展览开幕式，总领事孔尼舸先生（刚刚离任）还特地推迟了回国的时间，但是因为防疫政策的限制，我们只能把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在开幕活动现场，来宾十分钦佩上博能够在恢复开放后不久，就举办国际展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博物馆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博物馆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文外交平台，疫情期间博物馆的民间外交就更加重要。

博物馆不单单是孩子的第二课堂，它还代表了我们文明的高度、我们国家的形象，体现这个城市和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

我在任职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曾接待过两位比较特殊的世界知名学者，一位是法国的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已于2021年去世），他是我比较敬重的一位学者，我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过他的观点。2020年元旦，年届九旬的汪德迈先生利用这个假期，把他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子孙四代人集中到上海，他跟我联系说一定要来上海博物馆参观，四代人汇聚在上博的展厅度过了整整一下午；还有一位是已故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在他2018年去世的前一年，曾带太太来上海博物馆参观。这位复旦校友跟我说，大家现在都强调科技的作用，但是文化的作用同样重要。他很喜欢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通过这两个事例，可以透见一个城市它的吸引力来自何处。文化具有更深层的力量，博物馆则代表了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通过博物馆可以洞见这个城市和国家的底蕴。

汪德迈先生偕全家到访上海博物馆

澎湃新闻：您此前也谈到东馆作为“窗口”的重要作用，它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通过这个窗口来看上海。随着东馆的建成开放，它会否助力上博的国际文化交流迈上新台阶？未来上博在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会面临哪些新挑战？

杨志刚：东馆在硬件设施方面优势比较明显。人民广场本馆由于建造年代久，受限于展厅高度、面积等，东馆在这方面会有改善。东馆一楼展厅层高近8米，一些大体量的文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展厅，以后选择展品受局限会比较少。另外我们的能力也要相应地提高，作为一家古代艺术博物馆，怎么更好地发挥作用，向世界展现我们优秀的文明成果。

此外，今后如何面对疫情新常态或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难说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所以要做一个长期的准备。我们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怎样增强我们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

“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展览现场

扬尼斯·盖蒂斯，《塞壬—奥德修斯》，1980年，布面油画，150x195.5厘米，国家美术馆-亚历山德罗斯·苏索斯博物馆藏

就像筹备此次“希腊艺术展”和“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说，以前我们一直说要抓住“窗口期”，一两年前在做规划的时候就要研判下一个“窗口期”在哪里，然后要抓住机遇在窗口期把展览办出来，比如“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我们都抢在这样的窗口期，最后展览办得比较成功。但是现在“窗口”已变为“门缝”，我们要抢抓“门缝期”。“门缝期”更短，面对“门缝”我们要主动出手，不能老站在门外观看，必须要把门缝往里推，往里挤。挤进去就有机会，否则将一直在门缝外面一事无成。

现在办展览，我们强调的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结合的方案。如果办不成国际合作展，就退一步，利用上海博物馆自身的馆藏办展览。现在的形势办合作展，只要对方的文物没到博物馆，我们就不敢说要开展，连海报都不敢挂出去，只有文物运进馆，展览才算真正落实。所以要以自身的确定性来战胜当前形势的不确定性。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另外现在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现在我已得到一些反馈，谈了多年的合作，对方说要取消，这是上博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合作伙伴的选择要更加慎重。

我们还是要走全球化、国际化道路，有这个合作的“链”在，心中就不怕，“链”一旦断了再去重新修复，没有一个过程是很难实现的。

澎湃新闻：上海博物馆的国际交流历程是否也顺应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步调，它对于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志刚：这个关系太大了。上海博物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后能够突破、拓展、深化发展，其实都是和上海这座城市密切相关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南巡讲话等带来的变化……上海有一个发展定位是“全球卓越城市”，上博一定要跟这个目标去匹配，一是“全球”，一是“卓越”。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就是以上海这座城市它要去奋斗的目标为参照，向这个目标看齐。我们的定位是“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和“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去对标的。像张首晟、汪德迈这些学者为什么到上海要参观上海博物馆，这都是跟城市的形象、城市魅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不能离开上海谈上海博物馆的。所以今年70周年馆庆，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一座馆与一座城”，这两者是互动的。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博物馆在行业内一直是排头兵，现在我们迎来建馆70周年，如何从过往中汲取力量继续当好排头兵？加强国际交往，增强配置全球资源是当好排头兵的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跟上海这座城市相匹配。

上博东馆外立面的设计中，曲线象征海洋，平整象征陆地，体现“海陆交汇”的概念

上博东馆的四个面具有不同的开放性与公共空间设计

上海这座城市有它独特的地理特点和文化性格。上博东馆的建筑外观体现了“海陆交汇”的特点，其实海洋和陆地在当代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我们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陆海统筹”，既注重陆地发展，又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和陆地统筹发展，尤其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必须要做好“陆海统筹”这篇文章，我们只有把视野看向海洋，看向外面，才可能拥抱未来，拥抱现代文明。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把“陆海统筹”的思路贯彻到博物馆展览的一些选题上，比如7月开幕的“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就突出海洋文明。2019年跟凯布朗利合作的“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讲到了一个更加神秘的海域，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较为完整地呈现大洋洲艺术的展览，通过展览展示海洋具有无限被探索的可能。

2019年跟凯布朗利合作的“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展览海报

马拉甘仪式雕塑  巴布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岛北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Inv. 71.1912.1.6  罗伯特·肖威洛特捐赠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邓小平曾对我们上海的同志讲，他说中国现在有几大特区，珠海面对的是澳门，深圳面对的是香港，厦门面对的是台湾，而上海面对的是太平洋。所以上海人一定要有开阔深远的海洋意识。

我们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我们现在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东西汇融”、“黑石号”等展览其实都跟海洋有关系，也是体现“海陆统筹”这一我们未来要去关注的思路，这是上海这座城市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澎湃新闻：6月2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地，香港故宫定位在中西文博交流中“扮演联系人的角色”，“发挥连接外国博物馆”的作用。作为同样以展示古代艺术为主的博物馆，上博如何界定与香港故宫的关系，且在博物馆“国际化”之路上走得更远？

杨志刚：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却因为疫情过不去，所以它的藏品基础，包括未来有无收藏计划等都不如身临其境了解得那么深入。从目前来看，它更多的是想通过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分期分批地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些重要文物运到香港去展出。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可以让香港的观众也能够看到我们内地的文物。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从国际交流来讲，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藏品，下一步它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是我是觉得上海博物馆和香港故宫博物馆，可以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起去做很多工作，包括做一些互补性的工作。上海博物馆有自身藏品优势，也有策展优势、人才队伍优势，我觉得跟香港还是很贴近的。

这几年上博跟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签过合作协议，去年跟香港故宫博物馆也签了合作协议，所以未来是会慢慢地兑现现在签署的协议。上博此前跟香港的合作也非常多，经常到香港去举办展览，比如去年本来计划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馆举办一个“晚明艺术展”，因为疫情延期了，所以上博跟香港的合作基础很好，人脉也非常充沛。接下来就期待疫情缓解后大家能坐在一起，落实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