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谈《史记》：别人给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编者按】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是日本京都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研读《史记》六十年所成的一部返璞之作，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马迁的人格与经历、《史记》的结构与风格之后，宫崎市定读出了《史记》中展现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本文摘编自该书的第六章《列传——古代市民社会的人们》，由澎湃新闻经楚尘文化授权发布。

中国古代的自由人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基础是都市国家。如果无视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态，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史。即便上流阶层被封建制束缚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但还有无视这一压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将自由作为信条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中国找不到表示自由的词语。

孔子所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论语》中有：“为仁由己，不由人。” （原文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译者注。）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受他人的影响、引诱、胁迫，完全自由的人所做的行为自然就可以称为“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说“为善”，而是说“为仁”。

商纣王肆意施行暴政，朝廷上下陷入恐惧时，微子因屡屡劝谏不听而离开朝廷，箕子因劝谏遭到纣王的憎恨，结果沦为奴隶，比干强行劝谏却招来杀身之祸。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们：殷有三仁。这三人都是不畏强权，勇于遵从自己信念的自由人。孔子不说他们是忠臣，却用“仁”来形容他们，这一点值得注意。

司马迁以孔子之徒自居。在武帝的强权下，他敢于为搭救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而劝谏武帝，这就是基于自由人意志的行为。如果视作挽救武帝的失政，那是忠的行为，如果视作解救友人的悲惨命运，那是信的行为。但这样的分析只会违背司马迁的心境，与其从武帝、李陵的角度思考司马迁当时的行动，不如说更应该赞扬他自身的决断和勇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决断呢？那就是不为他人动摇的自由人的骄傲。

列传七十卷是《史记》中司马迁最呕心沥血写成的部分，他努力描绘出以都市国家为基础的古代市民社会中交错的人际关系。由于他是孔子的弟子，在叙述人物时往往带有褒贬，但这不是后世道学者们所轻易下达的教科书式的判断。

司马迁手头的资料里收集了大量的前代名士，要说其中他最尊敬怎样的人物，那就是完全的自由人。不屈服任何权威，不败给任何诱惑，依据自己信念行动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仁人”。

《伯夷列传》

《史记》列传之首是《伯夷列传》。伯夷是谁呢？据说他和末弟叔齐都是辽东地区孤竹国君的儿子。父亲喜爱叔齐，有意传位给他，于是父亲死后伯夷就试图把国家让给叔齐，但叔齐不愿接受，又让给了伯夷。伯夷为遵守父亲的意志而出奔国外，叔齐也随之离开了孤竹国，国人无奈之下拥立了次子。伯夷、叔齐听说周文王是圣人，仰慕他的德行而栖身于周。适逢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武王一改父亲的防御政策，起兵讨伐殷商的纣王。和平主义的伯夷、叔齐坚决反对，出征时拉着缰绳劝谏道：“父亲去世后葬礼尚未完备，此时出征无法称为孝行。以臣下的身份诛杀君主，这不能称为仁者。” 武王的随从认为这是不逊之言，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幸得太公望及时制止，把他们带离了现场。武王顺利打败殷商，诛杀了纣王，天下进入周朝。但两人心中无法释然，作为最小的抵抗，他们发誓不吃周朝耕地上生长的谷物。两人隐居到洛邑西方的首阳山上，以自然生长的薇菜为食。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薇菜采尽后，两人就饿死了。关于两人的行为，后世有种种议论。《论语》中孔子也和子贡讨论过这个问题：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司马迁引用这一问答来表达满腔的敬意，他恐怕是这样理解上文后半段的：曰：“怨乎？（没有迷茫吗？）”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寻求自由而获得自由，这是出自信念的行为，有什么迷茫的呢？）”

自由是社会环境问题，更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别人给予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给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司马迁的人生观

司马迁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常天道没有偏爱，往往帮助善良之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伯夷、叔齐不是善人吗？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却无法免于饿死。孔子门下有七十位高徒，其中被称赞好学的只有颜回，但他却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早早去世。相反，作为大盗的盗跖犯下无数杀人罪行，率领手下数千人横行无忌，最后却能安然地迎接死亡。

让我们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各自的目的是不同的。）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富贵是一生的目的，那我愿意做一个挥鞭引导权力者的下级官员。既然不愿做这样的事，就好好珍惜自己的自由。）

孔子还接着说道，冬天到来后才能知道常绿树和其他树的区别。即便世间腐败透顶，只要不受其污染就是真正的廉士。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相信人类是不灭的吧。

人类有各种定义的方法，如果以肉体为重就是生物学的人类，如果以所持物品为重就是社会性的人类，这些都会随着人的死去而消亡。最本质的定义方法是历史性的人类，虽死不灭的人类就是其中之一。不灭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虽死犹生，就是因为他的名声。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名不是贴在身体上的名片，而是人类本身，至少是和人类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名和实不应分开，因为人和人相知不是依靠肉体，而是只能通过名声。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名声就是一切，人是通过名声来获得不灭的。司马迁基于这样的想法，坚信人类是不灭的。

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司马迁接着补充道，首先必须结识志趣相投之人。伯夷和叔齐是贤人，这一开始就是事实，此后经过孔子的颂扬而进一步知名。颜回虽然笃学，但也是通过进入孔子门下，其生活态度才成为世间的模范。虽然也有不少超脱世间、隐居在山间坚守孤独自由的人，但他们中也有幸运和不幸运，很多人的名声是被后世遗忘的。那么，混迹市民之间而独善其身、为社会服务的人，是否就能够扬名后世呢？这也不一定，需要有孔子那样的伟人给予提携。

因此，司马迁的立场是一分为二的。其一是遵守孔子的教诲，从后世寻求知己，因此他的行动不能辱没他作为儒家学徒的身份，司马迁对此是抱有自信的。在李陵事件中，他不向武帝的权威屈服，基于信念向天子劝谏，展示出不为外界所动的自由人的骄傲。即便面对周武王这样的大圣人，伯夷、叔齐也能够堂堂正正地指出其过错，而司马迁在他们面前也毫不逊色。结果如何是无所谓的，那是个人无力改变的命运。但后世一旦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出现，必定会认同自己的做法并给予赞扬。

司马迁认为，与自己一样遭受不幸的贤人不计其数，特别是到了近代常常为他们叹息：“若至近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这正是在说他自己，“时然后出言”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发言。“非公正不发愤”是指委婉的说法不足于震耳，这里用双重否定表达肯定的意思，其实就是：“公正发愤。”也就是说，应该发愤的时候就要有发愤的自由。这正是直面李陵事件时司马迁的立场。

司马迁还有另一个立场，那就是继承孔子，成为像孔子那样的历史学家。他作为历史学家竭尽所能地搜集材料，不问岩穴之士和闾巷之人，凡嘉言善行都必须加以网罗而传诸后世。幸而以伯夷、叔齐为代表，列传中这样的资料十分丰富，这是足以令中国感到骄傲的事实，历史学家可谓三生有幸。

当然，伯夷、叔齐的故事在今天看来难以直接作为历史事实。虽然近年来万里长城外的辽西地区出土了刻有孤竹、箕侯等文字的铜器，但这不能直接证明伯夷的实际存在和箕子朝鲜的建国。伯夷和叔齐逃离祖国，不如说是和吴太伯相同类型的让国传说之一，与尧、舜、禹的让位传说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故事进一步发展，就成了伯夷列传开头出现的许由的故事。尧本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但许由耻于自己被当作俗人，于是到颍水边洗耳朵。巢父牵着牛走过，听说此事后认为污染的河水不能饮用，于是牵着牛走去河流的上游。这样的故事可能最早出自《老子》《庄子》等倡导无为的道家学说，但即便只是传说，千百年来也一直温暖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如果只是个人的逸事，就不必神经质地追究其是否属于真实的历史了。

《太史公自序》

虽说著述《史记》的动机是继承父亲的遗嘱，但不妨同时看作他个人扬名立身的开端。正当父亲在洛阳失意，因病痛倒下时，司马迁奉天子之命出使遥远的巴蜀到云南之地。但这是天子赏识其才能的证明，武帝身边的文学之士如司马相如、严助、终军等人都曾出使边疆而深得圣心。司马迁也必定认为这是其成功之路的开端，期待能够留在天子身边参与顾问。

然而事与愿违，与父亲分别十年后，司马迁因好友李陵之事遭到连坐，被处以死刑减一等的宫刑。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因战败后投降匈奴，其母亲妻子都被处以死刑。当时司马迁极力向天子辩护，却被认为是在歪曲事实而受到审判。从司马迁留下的只言片语来看，这一事件中无论对李陵家族的处置，还是对司马迁自身的裁决，似乎都有敌对势力在暗中活动，他们左右着天子的意向，最终下达了有失公正的判决。换言之，这不仅是行动上的失败，也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这样的自觉使他越发消沉，已经无法以名家子孙的身份和所谓文学之士为伍，也无法继承父亲的遗训，建立扬名后世的功业了。这份绝望的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处以宫刑后身体被毁固然也让人悲痛，但身无所用，再没看不到光明的前途才是最令人伤心的。但是他又想到，扬名后世不仅仅是在今生极尽荣华。于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昔日，西伯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于是参透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遇祸，于是创作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写下《离骚》。左丘明变成盲人，于是编订《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吕不韦迁蜀而留下《吕览》，韩非子囚于秦而作《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古代先人发愤时表达志向的。他们都有萦绕心中无法解开的东西，正和现在的我一样。于是我思考过去和未来，编著从五帝以来到汉武帝获白麟为止的历史，从而寄托我的志向。

司马迁在人生路途上遭遇的挫折促使他回顾过去，他将自身的谱系追溯到周宣王时期的司马氏。对过去的无限热爱进一步砥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素养，特别是对遭遇不幸的名士极尽同情。古有伯夷、叔齐，中间有伍子胥，近来又有李陵的祖父李广。他在《李将军列传》的最后写道：

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行文凄怆至极。司马迁也曾下过狱，面对所谓刀笔之吏的审查受尽屈辱，心中对李广的同情难以自禁。司马迁还曾作赋哀叹过士之不遇，他在文中叹道：“天道微哉！”换言之，他已经看透了世态炎凉。

受过宫刑的司马迁作为宦官在武帝宫中服务，他因文采出众而获得武帝的信任，被任命为中书令。但这样的境遇并不像以前那么充满光辉，他的存在越是显眼，其背后的阴影就越是浓厚。对现实充满失望的司马迁唯有倾心于修史事业之中，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他所关心的只有过去和未来，只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的著作能够停留在人们眼中，让司马迁在世人的心中获得重生。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身临其境般地热情诉说过去，正是因为他回到了原本的自由人的立场，忘却现在，一心只想为后世之人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