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解玺璋：转型时代的历史思辨和国际视野

清末民初的历史具有持久魅力的原因，除了其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与当下斩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历史演化的和社会心理上的。故近年来关于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仅2017年所见并读过而有所感的便有：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李礼的《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唐启华的《洪宪帝制外交》、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陆建德的《海潮大声起木铎》。下面我分别谈谈关于这几本书的读后感。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延续了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习惯做法。在这里，作者所面对的问题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所不在的国家意志；二是民众中的大多数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三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嚣张，深刻影响舆论。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但突出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它们互相纠缠，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冲突中共生，在撕裂中相处，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图景。

这本书试图提供一种政治解决方案，以回应现实的挑战。他以“现代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切入点，上溯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传统，指出传统社会中的“家国一体”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其基础，即使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亦不能有所改变。个人的自我认同只能通过在家族、王朝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实践来实现，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家国天下共同体在近代以来受到了挑战，随着西学新知的大量涌入，有先知先觉者开始重新思考“我”与“家国天下”的关系，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就是要冲破儒家三纲所编织的家国天下共同体的束缚，从而获得解放了的、独立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通过家族或“国家”这个中介构建人生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甲午之后不断加深的亡国灭种的压力，使得其中一些人为国家的涣散和民族的蒙昧而担忧，从而在旧的“家国天下”解体之后，建立新的国家、民族认同。对中国来说，这是百余年来曾以各种方式不断被提起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任务，中国亦因此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社会和天下的制约，国家权威至高无上”；另一方面，“由于从家国天下共同体‘脱嵌’，现代的自我成为一个无所依傍的原子化个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如何走出困境呢？作者主张重建一个“既划清各自的疆域，同时又相互制衡”的“家国天下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必须补充社群主义以建立社会的自我，引入共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以重新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化世界主义来让个人从普世文明中获得真正的自我”。这种新的认同模式，虽不乏理想主义的嫌疑，却总是对当下国族社会严重分裂的一种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传统家国天下的解体与社会转型，固有其历史演化的自身逻辑与来自西方的外部刺激，而新兴报刊的兴起，以及公共“舆论场”的形成，亦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礼对晚清报人群体的研究，则再现了那个时代自由言说、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他仔细考察了这个群体的构成及其社会身份，作为新型“意见领袖”和社会精英，他们是如何利用报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乃至“公民”意识，并积极介入政治，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他们制造了“民意”，以“民意”取代“公意”乃至“公理”，最终，自己也被“民意”裹胁，成为这种“民意”的受害者。

这个群体大致包括这样几类人，一类是从传统知识体系中游离出来的士大夫，其中多数为主动选择，欲以言论参与政治；一类是科举废除后进入城市寻找新的机会和出路的地方读书人，其中多数是被动的，因上升通道被阻断，只得借“文字”以谋生；还有一类是海外留学的学生（主要在日本）和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中多为具有反抗精神的激进青年，自己被舆论所鼓动，亦以舆论鼓动别人。这些人放弃科举致仕的“正途”，参与公共舆论的建构，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催生社会政治变革乃至革命，形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清末民初异常活跃的政治势力。不过，他们的思想及身份是如何转变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历史叙事一直语焉不详。李礼的《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一书，对此做了详实的描述和透彻的分析，是一部颇有新意的著述。

李礼著《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

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也是一本很有意味，又很有思想深度的书。作者抓住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思想与文化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现象，探讨其中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独特性及复杂性，揭示近代读书人对变革、进步的渴求，以及如何通过思想文化革命影响促进社会政治革命。作者注意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国变背后总是伴随着影响更加深远的天下之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而这种文化危机或曰政教危机，恰恰又是知识群体被革命裹胁的社会政治土壤。

瞿骏把目光投向传统精英群体之外的青年学生和地方读书人，以及转型时代“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教科书，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在新旧交替、“交互激荡”的历史情境中，他们是如何塑造思想文化革命的形态，同时又被思想文化革命所塑造的。在这里，瞿骏独辟蹊径，以“再历史化”、“去熟悉化”的勇气和态度，深入探究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进而呈现出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多重复杂的面相。进一步拓展了讨论空间，使得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从已经板结的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我们看到，历史不再是一条线性发展的不归路，而是一幕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歧路亡羊、曲径通幽、方生方死、福祸相倚的活剧。

瞿骏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

传统的家国天下解体之后，中国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亦始终存在着，在此之际，国族认同就显得尤为紧迫。这个问题许纪霖、瞿骏在书中都有所论及，而黄兴涛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深入考察，更触及到清末民国以来中国人现代族群认同及其观念变迁史的核心部分。在他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中，关于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恰如邓正来先生所言：“这一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谓“自觉”，源于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他将中华民族分述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和“自在的民族实体”，前者指近百年来民族自觉对中华民族的“重塑”或“再造”，而后者则指几千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实际状况。

黄兴涛的研究固然有对前现代民族融合史的梳理，但重点还在探讨从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自在”的中国人，到清末民国“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观念的、逻辑的、思辨的，更是实践的。也就是说，黄兴涛更注重先知先觉的精英观念是如何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并为这种社会文化意识所制约、所规范的？在这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中，那些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符号和文化媒介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由此想到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他对清末“排满”思潮的梳理，以及对转型时代学生生活史的论述，对清末江浙地方读书人和新文化运动中“失语者”的研究，对清末民国教科书多重面相的悉心发掘，在一定意义上，是将这个过程形象化和具体化了。

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陆建德的《海潮大声起木铎》涉及清末民初两个时有争议的人物，即林纾与严复。前者不认可辛亥革命，自称“清室遗民”，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对以白话替代古文，对鄙薄纲常名教的言行亦深恶痛绝，时人称作顽固的封建复古派的代表。后者晚年趋于保守，列筹安会六君子之名，人称“帝制余孽”。但他们二人都是清末最早的新知识、新文化的输入者，可谓功莫大焉。无论林译小说，还是严译学术名著，都曾深刻地影响清末的思想文化革命，是沟通中外文化的翻译家和思想家。而以往加诸他们的“恶谥”，其实是有失公正、公道的。

陆先生所作，不止于要为二公翻案，而是提出了评判晚清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应该意识到他们身边的浓雾”，这样，或许可以“同情地理解林纾和严复的难处”。陆先生既以研究欧美文学为志业，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吸收，固有不同于庸常的认识。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林纾与严复的“西学”，是以“本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反省意识”为基础的，所以，“绝非个别自以为明了世界大势、心醉于几个抽象名词而又’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新派人物能比”。亦或如严复所言：“其人虽皆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观其言，或是夫子自道，而加诸林纾亦未尝不可。他们行走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未能预见到政治上的成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译述和渐进改良思想，为转型时代贡献全然不同于激进的西学“譊譊者”的新价值。

陆建德著《海潮大声起木铎》，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1月

与林纾和严复相比，袁世凯更是一个被传统历史叙事严重污名化的人物。他为了达到称帝之目的而向日本出卖国权，在主流历史叙事中似乎已成定论。但唐启华的研究则表明，历史真相也许并非如此。他在《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中，充分利用了目前所能找到的中、日、英外交档案及三方研究成果，为研究洪宪帝制提供了不同于中国内部视角的外部视角，使得突破百年来史料与诠释框架的限制成为可能。

在这里，唐启华不仅着眼于洪宪帝制时期的中国外交，而且深入探讨了欧战前期远东的国际关系，以及英、日、美、俄等国与中国外交之互动，将中国外交与东亚及全球外交联结，探讨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向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使洪宪帝制的历史叙事超越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束缚，回归到历史学术本身。依据史实而不是想象，唐启华得出结论：中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外交失败之说，不能成立；而袁世凯以出卖国权换取日本对称帝的支持一说，应该只是当年革命党的政治宣传。事实上，洪宪帝制失败，正与日本军方及右翼势力的全力倒袁有所关联。这或许也是“再历史化”、“去熟悉化”的例证之一。

唐启华著《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