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里，那些家暴的人在想什么？

文丨魏晓涵

编辑丨周航

隐秘的角落

心理咨询师顾小清决定去见见那个打老婆的男人。法官王东莉似乎比她更担心，第一次会谈前，特地打来电话嘱咐：“你最好带个男的咨询师过来。”

虽然从2013年开始，顾小清就开始和政府部门合作，参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咨询、宣传，但她从未真正见到过婚姻中的施暴者。她试图接触这些人，却总是受挫，“他们会回避你，永远都说他在忙。而且本来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会觉得我们是来批评他的，谁都不愿意被人教育”。现在，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发布的强制令让她终于有机会和他们坐下来聊一聊。

最终她还是带着一位女性咨询师去了。顾小清理解法官的担忧，“大家会天然觉得这是一个残暴的男人”，但站在工作的立场上，她更愿意将对方视作普通人。她怎么能和施暴者共情呢，顾小清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不是赞同，而是让他情绪缓和下来，觉得我们不是敌对的，再调整他的认知。”

在法院心理疏导室的绿色沙发上，她见到了那个家暴的男人。他年纪不大，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一开口反而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倾诉——他觉得两口子吵架嘛，女方对他经济制裁，还一直挑衅，刺激得他火大，就动手了。

妻子及时保留了证据，拍下脖子上的划痕。在提出离婚的时候，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他搬出去，担心他火气上头再次动手，这得到了法庭的支持。

顾小清确定了咨询计划，总共四次，每周一次，再根据沟通状况调整。对于施暴者，她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信任感？在这个家暴的男人最初的认知里，自己是来接受教育的。

幸运的是，她们遇上了一个非常愿意表达的施暴者。暴力的程度不深，离婚的过程也算顺利，两次心理咨询之后，两人顺利离婚，后续也没有暴力行为，于是提前完成了这一次的试水。

然而大多数时候，施暴者隐匿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在顾小清的经验里，它常常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暴露出来。有时是被其他亲人发现报了警，有时是通过孩子的讲述发现父母的问题，还有人进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会透露自己有过家庭暴力行为。

一开始有些颠覆她的认知，怎么受害者被打到甚至有生命危险了，还不报警呢？“她们总是有给自己很多理由，不想破坏家庭，或者被恐吓。”

和当地妇联、民政部门合作的近十年里，每年打来的热线电话能有上万起，经过筛查，严重到需要咨询师介入的也有十来件。全国妇联2020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每年自杀的女性中，60%是因为家庭暴力。

法官王东莉所在少年家事法庭，审理过许多离婚诉讼。“婚姻失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委屈的那个。”她看来，在这个案例中加入心理干预，能带来更长远的价值——两人都不是第一次结婚，在抖音上认识没多久就进入婚姻，各自带着孩子。经济、孩子等等都是起冲突的缘由，男方一激动就会有暴力行为。“他们年纪不是很大，以后可能再结婚，要调整男方的行为模式。对于女方也安排了心理辅导，希望她不要把对这个男性的认知，带入到将来接触的所有男性”。

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至今，王东莉所在的法院总共发出过22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在全国范围内，截至2020年，这个数据是7918份。

“看到这个案例有网友问，这还做什么心理疏导，为什么不抓起来，不判刑？人身安全保护令更重要的是一个预防作用，针对的是没有达到治安处罚和刑事案件标准的家庭暴力。比如在离婚诉讼中，男方没有实际地打女方，可能有一些跟踪、短信威胁和谩骂，这时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预防更严重暴力行为的发生”，她解释，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已经发生家庭暴力的证据去影响审判结果，除非特殊情况，“如果心理老师在交谈中发现哪一方有比较严重的暴力倾向，报告给我们，可能会作为抚养子女时的一个参照”。

她们最后对那个家暴的男人做了一次回访，似乎一切顺利，对方在电话里态度诚恳地认错了。几次强制的心理咨询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王东莉对此持保留态度：“他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到他再一次结婚，再一次面对矛盾，任何人都判断不出来的。”

法律强制心理干预施暴者的意义，在她看来，更多的是警醒作用，“如果他在将来面对矛盾的时候，有一瞬间的闪念，想起因为暴力进过法庭，接受过心理干预，都是好的。”

●顾小清（左二）为家暴者做心理咨询，左一为法官王东莉。王东莉 供图

一个样本

现在，强制让家暴者接受心理咨询只是刚刚起步，很难总结太多经验。那么面临更复杂的情况，要怎样对施暴者做心理干预？又怎样改变他们？对此方刚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他是心理学老师，性别研究专家，也是推动男性反家暴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的发起人。2010年“白丝带”开通了反家暴热线，方刚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来自施暴者。电话那头自称在陕西做公务员的男人来求助——因为多次施暴，妻子要求离婚。就是这样开始的。2019年9月，方刚所在的团队招募到八位施暴者，对他们进行了共计30次的团体辅导。

这八个人是主动来的，虽然暴力程度不一，有两位比较严重，有持续的殴打行为，但诉求出奇的一致——他们正在面临离婚危机，受暴的妻子提出要离婚，而男人们不想离婚。

北京这么大的地方，能凑到一起不容易，常常是从早晨到傍晚，心理辅导一整天。方刚让他们彼此分享生活中的暴力行为，讲父母、伴侣的行为都十分顺畅。涉及到自己，有时候就避重就轻了，出现了自我防卫。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快六十岁的工人，第一个妻子被他打跑了，第二任妻子也受不了暴力，要和他离婚。他一开始不承认，“没打啊”，“我没碰她”，“我就碰她一下”。团队请来他妻子来对峙，展示那些身上伤痕累累的照片，才揭露出他有持续的、严重的暴力行为。现场听着妻子的倾诉，他咬着后槽牙瞪着她：“我没有错，都是老婆逼的，女人不教训也不行。”

“在追问、讨论和对峙中，让他们意识到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和控制，学会尊重伴侣。”后来，这位丈夫的态度软下来，半年之后小组结束时有了很大的改变，夫妻俩有了一个和解的拥抱。

在暴力本身之外，方刚也会带领他们寻找暴力的来源，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家庭传承——这些施暴者在童年经历过暴力的创伤，有的是父亲，有的是母亲，“（回溯自身经历）他才会开始反思暴力，愿意改变”。

八人小组怀揣着一个共同的秘密，身边的亲人朋友不知道他们参加小组，有媒体前来询问采访，也没有人愿意公开分享。但在小组中，他们开始互相挑战彼此的暴力行为，督促对方改变，甚至建立了亲密的伙伴情谊。在方刚看来，这也是团体辅导在施暴者心理干预中的意义：“大家彼此依赖，彼此信任，这样的气氛很快在小组内形成了。”

小组的形成来之不易。方刚从四五年前就开始筹备，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始，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去哪里找到这些实施暴力的人呢？

方刚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在微博上征集过施暴者，如石沉大海。到了2018年，终于有一个方案，由全国妇联出面沟通，和公安部门、法院合作，让那些因为家暴被刑拘的人，伴侣因为家暴提出离婚、但不想离的人来参加这个小组，还是没能实现——“当时他们觉得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强迫人来”。

让方刚意外的是，探索了几年的官方渠道都没成功，最后这些施暴者是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征集来的。他猜测，大概是这些年的科普和宣传吸引了一些受众。其中那个六十岁男人，就是被女儿劝来的，女儿是方刚的学生。

因为突然的疫情，方刚的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在2020年3月结束了，他们对施暴者和伴侣都做了一次效果评估，包括对于暴力、男性气质的认识等等。呈现的结果是，他们处理冲突和情绪的能力提升了，多数组员半年多一直没有施暴行为。

最终，他们都没有离婚，来访者们最初的诉求达成了。而方刚期待的是，“他们彻底告别暴力”。几个月的心理干预可以彻底杜绝暴力吗？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轻微暴力的施暴者，彻底放弃暴力是可能的。但如果是严重伴侣暴力的施暴者，即使更长程的咨询，最好的效果是降低暴力的等级，延长两次暴力之间的间隔，不会彻底改变暴力。”

两年过去了，他一直关注着这些人的动态，也欣慰地看到他们的改变。那个六十岁男人的妻子告诉方刚，现在遇到矛盾，丈夫第一时间不是动手了，而是知道克制，自己主动离开现场。

●少年家事法庭现场。讲述者供图。

漫长的社会工程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方刚觉得，大概是这个小组的时间太短了。“也达到了（放弃暴力的）效果，但你要改变的是一个从小到大几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半年左右还是有点短。最大的风险是，可能复发。像这样的施暴者的团体辅导，在经验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要一两年。”

在美国，对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辅导被早早写入法律，几种主流的方法在四十周左右，有的方案针对特别严重者会延长一到四年不等。而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在2001年开始按照法律强制，第一次实践针对家暴加害人的心理干预。今年三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进行细化，才正式写入法律。

2014年《反家暴法》征询意见，方刚提过建议，在其中加入强制对施暴者进行心理辅导的“辅导令”，最终没能被采纳。他记得妇联权益部反馈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辅导人才。而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外的施暴者心理干预需要来访者自费，但中国很多农村的施暴者没有能力拿出这个费用。

足够的社会支持，成为法律执行的前提。即使今年被写进了法律，依旧有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常州市从2013年开始就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引入了心理干预，后来拓展到婚姻家事案件中。据王东莉介绍，找到一个合适的咨询师并不容易：“咨询师要至少取得二级证书，但这只是一个门槛。心理咨询师的素质和水平有差距，也有咨询师会把当事人情绪搞得更激动的。”

顾小清和同行交流，也有类似的感受，心理咨询师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对施暴者做辅导的并不多，这方面大家的经验相对匮乏。

在江苏省的《反家暴条例》中，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居委会、村委会、救助管理机构及福利机构等应依托公益性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对“长期、多次实施家暴或因实施家暴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刑事处罚的加害人应接受心理辅导与行为矫治”。

“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能做家暴辅导的，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方刚去过台湾地区考察，那边做法相对成熟，“它是一个县市指定了一两家机构，专门做家暴受害人的辅导。”

实际上，这回社会工作者要面临的状况比一次试验要复杂得多。一位从2001年就在台湾开始参与家暴者辅导的心理咨询师记录过，这些被迫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通常是抱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到来，对抗的方式五花八门，沉默的、不参与的、故意跳开聊别的话题的等等，对咨询师来讲都是考验。

现在，方刚所在的团队还在全国做家暴相关的咨询师培训，“一定要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咨询技术。现在国际上主流的观点是，家暴是性别暴力的一种，背后是性别不平等机制加上对男性气概的倡导，鼓励男性用暴力解决问题。”

在国际上，形成这样的共识也走过许多弯路。美国司法部委托的研究报告曾提到主流的心理辅导方法有这样三种：“社会问题取向-女性主义”模式、家族系统模式，以及聚焦在个人议题上的心理治疗模式。方刚介绍，过去几十年有用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有用家庭治疗模式的——把家庭暴力当成家庭矛盾，施暴者和受暴者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们学习沟通技术，现在看来，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并非所有的施暴者都是男性，女性施暴者的精神暴力多一些，肢体暴力少一些，方刚在热线中接触过，有懵懂意识不到生气动手是暴力的，有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打怎么了？越打他越离不开我”，还有在家砸东西烧衣服的。

在他看来，暴力的来源是一致的，那就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代际传承，还有对暴力模式的崇尚，“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受暴者增权，给施暴者去权”。

距离方刚接到第一个施暴者的电话，已经过去十年了，家庭暴力的现状变了吗？他的态度并不乐观：“基本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跟一百年前一样，他们还是父权文化和支配男性气质培养的。”

在王东莉看来，对施暴者的心理干预更像是一个种子：“我们这一代人，80、90后，关于夫妻吵架就要动手这件事，比二三十年前的状况是要好的，这是社会进步和教育提高。为什么说家庭、家教、家风代际传承，大人在夫妻相处时、在教育孩子时不用暴力的方式，孩子将来就不会用暴力对待配偶和子女。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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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隐秘的角落里，那些家暴的人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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