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大作家和小诗人——新发现沈从文佚信一封

1948年的春天，国内国外不啻天渊。年初，停摆十二年的冬奥会再度开幕；稍早一点，再也不用担心爱鸽被击落的信鸽爱好者们，还成立了国际联合会，当然，这都发生于承平日久的欧洲。苦难的中国，战事远未结束，3月初，宜川大捷，收复延安指日可待；十天后，洛阳被攻克，中原三军会合，但九州无事乐耕耘的景象，还是幻想。

大都市的气氛却不尽相同，比如天津。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长三个多小时，自去年10月起连映一百多天，天津城的型男素女，“满城争看一江春”；不喜文艺的也有去处，天津证券交易所2月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家交易所之一，十三种股票，囊括洋灰、水泥、火柴、面粉、造胰、玻璃等华北最重要的实业，弄潮儿大可一展身手。

青年毛羽却不怎么开心。他是一名小会计，工作之余，一心爱好文艺，早在1943年春，十八岁的毛羽就和好友组建了“飓风文艺社”，主要成员有宋泛、何之、郭文杰等。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光啊，大家互相鼓励，每有所得，虽然发不了“天津四大报”，但《新天津报》这种小报，还是时有刊登的；以诗会友就更有意思了，唐山、秦皇岛、青岛的同好聚在一起，诵诗饮酒，不亦快哉！

北京的《时言报》也有交情。虽也是份小报，但刚刚创立了副刊《诗刊》，主编海笛（王长清），还专程拜访了飓风社，召开了座谈会。海笛刚念完大二，是北师大的学生，这次利用暑假而来。学生担任主编，如今惹人猜测其身世，当时倒不稀奇，早在1935年，规模大得多的《益世报》，它的副刊《语林》新添刊中刊《益世小品》，主编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徐中玉。海笛年纪稍长，但也大不了几岁，大家谈起来无拘无束，议题有些宽泛，如“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势”“诗与散文之区别”“大众化新诗及如何建设新诗坛”。

也不全是务虚，把酒言欢中达成一致，《诗刊》可以为飓风社开辟专版。年轻人动作快，一周后，也就是1943年7月4日，《诗刊》第十一期面世，共刊载六篇社中同仁的诗作，有闻杰的《夏歌》，金风的《海燕》，久仰的《打鼓贩》，何之的《童年》，欧阳琼的《街头梦》，荷锄的《室息之灯》。宋泛在社中名头最大，编过《沙苑文艺》《白河帆》等几种刊物，第十二期是他的个人专辑。海笛在《编后》中兴奋的宣告：“飓风社之成立，使我们文艺界一大欣喜；这次的特刊，为我们彼此间第一次形式上的联络！”

当时的天津，文学社寥寥无几，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言及北方沦陷区的文学社团，除了周作人的“艺文社”这种大社外，还总不忘提及飓风文艺社这个青年学子们的兴起之作。

抗战胜利了，宋泛奔赴革命区，改了个雄赳赳的名字叫宋大雷；郭文杰上了大学，何之就读华北联合大学，还参加了丁玲、陈企霞领导的涿鹿县土改。好友们各奔前程，飓风文艺社名存实亡，毛羽和留津的万格平、高琪、吴伯扬等创办了“笔友联合会”，几年下来，大家有了些阅历，这一次，开辟了《笔联》专刊和《海河》诗刊。

接着说不怎么开心的毛羽。起因大概是这样：毛羽从事创作已有五年，文学社和刊物一应俱全，至少在天津文坛，也算有了自己的地位。但诗作全发在自己的刊物上，未免为人诟病，《益世报》创刊已有三十余年，本部虽在天津，业已成为全国性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齐名。它有推崇新人的传统，王芸生、张秀亚的第一篇作品均发表于此，徐中玉、李同愈、杜宇、魏东明也得益于《益世报》的栽培。副刊历来对诗歌青睐有加，早在李长之主持《文学副刊》的时代，三十五期中就有四期是“诗专刊”，作者有卞之琳，林庚，沈有鼎，张露薇等。目前的主编，正是新文学家沈从文。

沈从文于1946年10月接编《文学周刊》。一年后，他在《益世报》发了题为《一种新希望》的时政评论，他把当时投身学生运动的青年人，看作“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想什么，做什么，更非悟空可比”，认为“这种充满青春待并发的活力，原本必须从各方面分散，可变成各种进步的基本热能”，而现在的空气，却会把他们的活力引入歧途。

抱定如此信念，作为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多刊登青年喜闻乐见的题材，多分散青年的活力，多扶植青年作者，便是本分。谈到自己的作者队伍，沈先生不无得意：“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

有了这样的鼓励，毛羽满怀憧憬地寄信过去，内容无外乎问候与仰慕，并附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谁知投出后鸦雀无声。毛羽寻思，穆旦虽然年轻，确是前辈；郑敏、袁可嘉，西南联大高材生，不提也罢；但沈从文口中的李瑛，还小自己一岁，当年用笔名“郑棼”写诗时，只是唐山丰滦中学的高中生，他与几个同学创立的“田园文艺社”，比飓风文艺社可差远了。于是按捺不住，又寄出一封，语气不免不如前一封恭敬。

接到这位青年朋友的来信，略一思索，沈从文回信如下：

毛羽先生：

前得尊作，因无从安排，曾转一熟人发稿刊物。照习惯，由他人发稿之刊物，即弟本人文章，亦得听编者自由处分，不便催促。此习惯亦未尝无好处，因从民廿三（年）由弟整理大公报文艺起始（即报社亦从不干预副刊编辑方针，作者则特约稿亦可搁压退还），北方报纸副刊不断有新作者露面。编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实极重要。

近得尊信，始知因一诗搁置，先生竟对同一人忽而尊敬，忽而轻蔑，尊敬轻蔑都太容易，与弟学习用笔三十年经验，似不甚合，先生用这种态度写诗，恐不容易持久到十年二十年以上。以弟经验看来，写作是二三十年事情，作者与编者不宜因一二文章取舍生私人恩怨。

编者并非万能，看文章容或不免有些偏见，但是否尽职，也容易判断，即从他工作全部检讨，从刊物整个检讨。若个人工作极谨严认真，刊物维持到一二年又还看得到，我们值得为他拍手，寄稿也即是表示支持编者好意，投稿用不用是小事。若个人工作毫无足取，所编刊物又毫不精彩，根本就不会投稿了。

记得二十五六年前，孙伏园编北晨副刊，弟作投稿人时，曾投稿至百余次，直至彼离职，始终未用弟文，离职后弟文方由一新编者从废稿堆中取用（小说月报亦有相同情形，直到郑振铎出国，叶绍钧始用弟与丁玲文章）。至弟教现代文学，谈及刊物编辑对文运贡献时，却只觉得孙先生对文运贡献特多。何以投至报稿用否为个人私事，编者有无贡献宜有公论，真从事文学，必不以私害公也。

北方文运传统好处为“素朴”与“诚恳”，因素朴与诚恳方能持久，不以小小成就自骄自满，且能作各种试探学习，克服挫折困难，用一段长时间写一大堆作品见出新纪录。先生把文章寄来，充满对编者信托好意，只因未即发表，即把好意取回，从态度说，似不甚明白北方近三十年文运传统，方有此一着也（您用那么一种态度从事写作，找出路容易，有新纪录不甚容易）。

昔人说“推己及人谓之恕”，既有前后来教，因为将尊作索还，并将个人经验、及尊作搁置事实奉告。当时以为尊作定可用，故曾将文字不清楚处（恐排时弄错误之字）旁加注明，将尊作涂脏，很抱歉。

此覆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三月十七日

（原信无分段，目前分段出于本文作者的理解）

信不算短，内容也平实，对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沈从文从不同角度谈问题，谆谆教诲的面目，跃然纸上。首先以编辑的身份，说说如何取舍作品。一直以来，沈先生对文学的期望，就是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与审美。这个期望虽被战争切断，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又再一次涌现，他非常希望如三十年代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那样，借助自己掌握的刊物，培养一种文学趣味。了解到这一层，对信中“编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实极重要”，就更好理解了。

然后以“学习用笔三十年”的作者身份，谈及如何与编辑相处。让年轻人信服，最有吸引力的是讲自己的故事，特地提到孙伏园和郑振铎，只是这两段经历都有误记。孙三十几岁就蓄起一部大胡须，人称“伏老”，沈从文开始投稿时，正是他主持《晨报副刊》。“曾投稿至百余次，直至彼离职，始终未用弟文”的故事早就广为流传，在这儿当事人坐实了，正如他另文描述的，“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

也不是从没刊登过。沈从文在“文革”初期写过题为《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的交代材料，讲起自己第一次发表的小文，正是在《晨报副刊》第三百零六期上，一千多字，共得七毛多钱。只是沈氏的投稿异常执著，孙伏园有些不耐烦了，才有了信中提到的处境。孙辞职后，新任主编刘勉己和瞿世英，想办出一种新风格，加上郁达夫的推荐，沈从文得以“休芸芸”笔名发文。而后福祸相依，文章吸引了北大教授林宰平，他介绍沈氏入香山慈幼院工作，然好景不长，《晨报副刊》上刊登的《第二个狒狒》《棉鞋》，涉及影射慈幼院人事，沈从文以辞职告终。

再说郑振铎。同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提到“至于《小说月报》，1928年由叶绍钧先生负责，我才有机会发表作品”，年份错了，叙述倒与此信吻合。事实究竟如何？1927年5月，郑氏赴马赛，叶圣陶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调入《小说月报》，与徐调孚共同担当主编，两人从第十八卷第六号开始交接。而在1927年4月10日发行的第十八卷第四号，就已刊登了沈从文的《十四夜间》。

当然，沈从文在《小说月报》立足，确是叶圣陶的赏识。甫一接手，叶圣陶就提到“近来收到好些可观的创作，因此下期就决定是‘创作号’，没有论文，没有译品，这在本报似乎是前无其例。但杂志的编辑有什么成法呢？只要编者不觉得十分歉然，读者不觉得十分爽然，偶尔改变一点又何妨”。而后的第七号，果然出现了胡也频的《牧场上》，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也接踵而至，当然，还有沈从文的《我的邻》。

已不可探究毛羽这件作品的风貌，只知道是新诗，投至沈处，沈先生竟“无从安排”，水平大略可知。倒也不是版面吃紧，抗战后的《益世报》，处境虽不乐观，已由繁荣时的十八版缩至六版，但《文学周刊》仍占据一满版。厚道的沈先生“将文字不清楚处旁加注明”后“转一熟人发稿”，这定是一位相交颇深的朋友，以致“以为尊作定可用”，哪想仍未录用。沈先生做事有头有尾，将毛羽大作索还，并将个人经验奉告。大作家的回信如此详尽，安排又如此妥当，毛羽很受用，于是有了接下来的通信（详见本刊2017年1月22日发文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5634）。

作为大报副刊的主编，对一位素昧平生的投稿者，这封信的篇幅是否过于隆重？以文字而言，说教的味道也厚重了些。原来，这一时期沈从文的部分创作，就是《文学周刊》上发表的《新废邮存底》。这是给青年作者的回信，如致柯原，柯原就是沈氏口中“最年青的作者”，当时才十七岁，他充分肯定了柯原的诗作，不过也坦陈“关于现代诗，我提不出什么特别意见，因为我并不怎么懂现代诗”；给张白的信，称赞他的诗歌充满土气息和泥滋味，且乡村抒情中注入悲痛，拙质中见出一点妩媚；鼓励作者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并可以延展到作散文小说，写出地方特色来。

给毛羽的这两封信却不知为何未能刊发。很显然，回信时沈从文采用了公开信的写法，信的接受者，已不是个别文学爱好者，而是针对所有文学青年。他反复强调年轻的作家们应该用手中的笔，看清楚历史与未来，挽救国家的堕落，有勇气承担民族的挫败，修正社会前进的方向。青年人要确定一种新的人生观，对人、对事，永远用崭新的态度去实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沈从文阐述的文学观，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借助媒体，在当时有着自己的受众。

是不是影响到了文学青年毛羽？首先，毛羽赶紧回了信，所幸底稿尚存，虽不全，基本意思都在，除了恭维，还有一番解释：

说起此事，原由于一篇诗稿，据先生说，是因为搁置未刊致起反感的。其实这一点却不尽然，先生恐怕是误解了，羽虽不学，决不愿如此妨害编者的自由。稿子寄给先生，倘被披露固可一观究竟——内容文字和技巧的删正等——这对一个作者是可以对原稿多多比较，间接获益于先生的。但，看到报纸的篇幅和友人作品发表的时期，知道先生的手下存稿甚多，在初次给您寄稿的我，曾写信说求教于先生，这就是因为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先生看来恐怕不成熟很是幼稚的，内中自不免要有欠妥之处，甚盼先生能够赐寄教言。不料，先生完全视以投稿性质，将其转交另一位编者先生付刊，因之搁置，就在这段过程，性格太急的我便作出了那样荒乎其谬的事……

前一封信没有留存，也不知道毛羽做的是哪样“荒乎其谬的事”，不过青年朋友有时确是太过敏感，沈从文写完这封信的一周后，有位“灼人先生”，因为载出来的诗有些小小字句的调动，且沈先生把这批邮件命名为“废邮”，使他不快，思索了两天，失眠了一夜，还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语气想来相当严厉，好脾气的沈先生都有些隐忍不住：“你说我盲目，这形容很对。我既然是盲目的人，又不懂新诗，怎么能说指教？目前你除了自己的诗，什么好意见都不需要。你也不必因为错骂了我而难过……你的信和诗原稿一并奉还。”

和毛羽倒没闹僵，不过，从毛羽回信中的一番辩解来看，沈先生的颇费苦心，并未教会毛羽说实话。

至于毛羽的未来，也未如沈先生所期望。现实中的天津，离不开柴米油盐。法币早已不受信任，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前头提到的天津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8月19日关闭；8月23日，金圆券首次在天津露面，各兑换点前排起了长队，按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兑换。《益世报》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几角几分的零星用品，几元几角的鞋帽衣料，十块钱一磅的毛线，两毛钱一包的中级烟纸，很容易引起人们对旧日子的怀念，仿佛重逢了总角之交的故人，对商品自然就有了亲近之感。” 原价二十万法币一客的冰激凌，改成七分钱一客，实际上涨了价，吃的人却很踊跃。金圆券很快崩盘，《文学周刊》也于11月8日停刊。城内的“余则成”们在活动，天津战役于1949年1月15日结束，天津解放。文学青年毛羽，此后南下贵州，终身从事财务工作。

作者为“废纸帮”成员，本文承李东元老师核实资料，墨笺楼供图，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