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形兼具，文学艺术创作的完美境界｜新批评

原创 黄国荣 文学报

新批评

“形”“神”兼备历来是文学与艺术创作共同追求的境界，无论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翻译，还是表演、绘画、书法，创作实践都绕不开这一命题。作家黄国荣结合自己的创作和绘画实践撰文表示，无论艺术还是文学作品，只有“形”而无“神”的作品难以进入阅读欣赏者的记忆，只有在“形似”基础上的“传神”之笔，才能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人物才能不朽而使人难以忘怀。

神形兼具，文学艺术创作的完美境界

文 / 黄国荣

—— 兼谈文学与艺术无界

#1

“形”“神”相依，相得益彰

所谓“形”,即作品中事物的外观形态。最早的画论《尔雅》就说：“画,形也”。早在春秋时期，荀子就提出“形具而神生”的观点，东汉桓谭主张：“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还说“有性无功，神采不实。”东晋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对后代的美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诗人张九龄主张：“意得神传，笔精形似。”苏轼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论点，指出必须描写好“得其意思之所在”的形才能传神。“意思之所在”这一美学概念，要求作者用人物个性特征具有特别之处的形来刻画人物。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每一件作品都要以自然界的事物包括人为素材原型，可以说没有形象便没有作品。每一个作品进入创造准备时，首先考虑的是“形”的问题。写一部小说或戏剧，都会先想到写什么人物；创作一幅美术、书法作品，也要先确定画什么，写什么体，及它的结构造型；戏剧中扮演一个人物，翻译一部外文作品，也都离不开形的塑造与模拟。

强调“形”的重要，并非忽略“神”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顾恺之在《论画》中提出了“传神论”，提倡作画要以“神”为中心，“形”是达到传神目的的基础。同代道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中对“形”“神”关系作了如下论述：“夫有因无而生蔫，形须神而立蔫。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唐代张彥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中说：“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期间矣。”明代写意画家徐渭有言，“不求形似求生韵”。近代画家黄宾虹说“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

黄山汤口 立轴 1955年

黄宾虹写生

所谓“神”，即作品中事物的内在精神，表现对象的个性品格。“神”是无形的，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存在于表现对象的形态之中，因此，发掘、创造、刻画作品表现对象的“神”，是作家艺术家最根本的任务。

作家、艺术家对“形”与“神”的表现手法与追求各不相同，形成了各种风格与流派。但无论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识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美术领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和我国国画的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等等，流派众多，风格迥异，其归结起来不过“写实”与“写意”两派。写实重形，以形传神；写意重神，以神彰形。“形”与“神”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文学上，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形”与“神”的结合可说是典范，他在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抓住“意思之所在”这一反映人物个性特征的特别情态，以“形”传“神”，值得借鉴。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不到二十个字的句子，生动地描画出孔乙己的外在形态。那个时代穿长衫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应该“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可是孔乙己穿长衫，却只能跟短衣帮——“做工的人”为伍，“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台外站着”“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短短的文字，从外形上刻画出孔乙己迂腐文人的相貌、身份、穷困状态。

丰子恺画“孔乙己”

先生并不满足于孔乙己外在形态的描写，更注重挖掘他独特的表征传达他无形的内心世界。当别人挖苦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他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么？’”他“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回字有四种写法”这几句描述，准确生动地活画出孔乙己的神情。读到这里，这个穷困潦倒的旧文人形象，便从外表到内心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生对祥林嫂的刻画也是如此，“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是对祥林嫂外形的描写与刻画，里面“只顺着眼，不开一句口”有神的表现，主要还是外貌与表面状态的刻画。

《祝福》（版画） 1974年 赵延年

写她一遍又一遍不怕人厌烦地“和大家讲日夜不忘的故事”“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后来为赎罪到土地庙捐门槛后，“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了，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地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到最后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这些都是逼真地表现祥林嫂内心状态的传神之笔。

“形”与“神”是对立统一的。可视的形态与无形的神态的结合，方能揭示事物的特征本质；神形兼备，虚实结合，作品才能出色不朽。

#2

文学人物不朽，功在传神之笔

文学与艺术无界，绘画与写作相通，“形”与“神”相依相助而让人物出彩，在历史与现实的经典作品中比比皆是。

无论艺术还是文学作品，只有“形”而无“神”的作品难以进入阅读欣赏者的记忆，只有在“形似”基础上的“传神”之笔，才能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人物才能不朽而使人难以忘怀。达·芬奇《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罗中立《父亲》那饱经沧桑又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淳朴勤劳善良的父亲形象，都成不朽的经典载入史册。

画家罗中立在他的油画代表作《父亲》前

四部古典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它留给历史的是众多的经典人物。作者对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以其独到的个性、品格、心理刻画，不可复制地展现出人物的“意思之所在”，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数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人物依然鲜活。作者在人物的个性刻画上采用的也是形神结合，以形写神，以神写照的手法。

林黛玉的柔弱、多疑、孤独、尖刻，都是在与宝玉、宝钗和众姐妹、丫环们的相遇相聚的日常生活中，用她特别的语言、对话、独白、心理加以描写，凸显她爱争风吃醋、使小性子、多愁善感、孤独无助的个性与遭遇。王熙凤的泼辣、圆滑、刻薄、狠毒，也是在协理宁国府、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等章节中，以她特别的情态加以刻画呈现。

我相信，若干年之后，读过《红楼梦》的人即使忘记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但也绝不会忘记老仆人焦大骂贾府人的那些粗野而真实的话，也不会忘记鸳鸯为司棋隐瞒与潘又安偷情的隐私、拒做贾赦小妾至最后为贾母自杀的刚烈性情，也忘不了晴雯撕扇子、勇补雀金裘、最后病中铰下指甲脱下贴身的红绫袄与宝玉交换内衣、发出早知担个虚名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的悔恨心声这些作为一个底层丫环不可多得的刚直、美艳、任性、洁身自好的美好品格。这些人物的“意思之所以”能够铭记在读者心中，甚至如针一样扎在读者心坎，缘自作者在人物外在形象刻画的基础上，又点睛般写出了人物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个性特征，独具的特征细节描写往往会产生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当代小说也是如此，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经典作品，陈奂生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只有一个，在城里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结账时贵得让他吃惊，他感觉吃了大亏，心里很不平，无法发泄补偿，最后站到沙发上，在沙发上跳了几下，心里这才平衡了一点。这才是农民陈奂生，城里人、干部、工人、商人、知识分子都不会这么做，这个举动让陈奂生生活了。

《陈奂生上城》1981版

影视作品也是如此。好多年之前，我看过一部外国纪录片《花豹》，那位摄影记者用数年时间跟踪花豹拍摄，拍得感人揪心，有两个情节让我终生难忘。

雄豹在一地居住，这区域便成它的领地，相邻的雄豹，也不得随意闯入，因此为争配偶常常发生争斗。花豹与一地雄豹有了身孕，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遭相邻区域另一雄豹的伤害，为保护将来的孩子，她只好默默地走向另一雄豹的领地，主动去忍受交配的痛苦。她想的是，只有这样，两只雄豹才都会认为是它和它的孩子，孩子才会不受伤害。

动物的母爱与人类是同样的。花豹与小花豹穴居在山洞，花豹不便带着孩子外出寻找食物，又不放心孩子独自待在洞穴里，她让小花豹爬到洞穴外一棵大树杆上，它觉得这样会安全一些。花豹寻找食物回来，大树上的小花豹不见了，一条巨蟒正从它们居住的洞穴出来，花豹远远地怒目注视着巨蟒。巨蟒看到了花豹的愤怒，把吃进肚里的小花豹吐了出来，畏惧地离开。花豹悲愤地捡回自己的孩子，她忍着悲伤与痛苦把自己的孩子吃了，也许这是动物母爱的表达。

现在的文坛呈全民写作的状态，每年出版发表的小说数以万计，不可否认文字语言、结构模式、故事花样不乏可喜的创新，但真正达到形神兼具艺术境界的优质作品又有几部？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名声炒得家喻户晓的作家，读者往往知其大名，却说不上他写过什么作品；即便能记住他作品的名，也想不起他作品中人物的印象。一部作品，假若缺乏精神气韵，更缺乏神形兼备的艺术形象，终究只能成过眼烟云。

原标题：《神形兼具，文学艺术创作的完美境界｜新批评》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