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要︱莫迪：不平凡的“印度教之子”

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可能是印度独立以来最神秘的一任总理了。在2001年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前，即使在印度，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在他任古吉拉特首席部长期间，他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增长，喜欢别人称他为“发展人”（VikaasPurush），中国媒体也因此常常称其为“印度的邓小平”。但实际上，两个人的早期生涯迥然有别。邓小平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一个普通中国乡村，莫迪则于1950年9月17日出生在古吉拉特邦马赫萨纳县瓦德纳加尔镇的一个小杂货商家庭。他的家族属于以经营榨油生意为传统生计的莫得甘奇-特利（Modh-Ghanchi-Teli）种姓。这个种姓是一个吠舍种姓，被印度政府列入“其他落后种姓”。就此而言，莫迪的出身也并不显赫。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莫迪早期经历尚不大为人所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看重血统和身世的印度社会，人们怎会去关注一个平民孩子的生活？

不过，莫迪家庭的基本情况还是清楚的。他的父亲叫达摩答达斯·穆尔昌德（1915-1989年），母亲叫希拉本·莫迪（生于1920年，至今尚健在）。莫迪的父母共生育了6个孩子，他排行老三。他的长兄索姆出生于1944年，高中毕业后取得卫生检验部门颁发的文凭资格，随后在地方公共卫生站充任卫生检验员。他的二哥阿姆利特生于1946年，毕业后又在工业培训机构进修短期课程，而后在艾哈迈达巴德市的一家私人企业做车工。在莫迪之后，他的父母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妹妹名叫瓦珊缇（Vasanti），两个弟弟分别叫普拉拉德（Prahlad）和潘卡基（Pankaj），两人在学业方面都未能继续深造。潘卡基从学校毕业后自修了新闻专业课程，后来进入古吉拉特邦政府信息部门工作。要不是纳伦德拉·莫迪的降生，这个普通的印度家庭可能永远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莫迪不是圣徒。他的童年既没有圣徒传中的那种神迹，也没有好奇的读者希望看到的那种特别的传奇。实际上，童年时代的莫迪只是一个平民之家的孩子，他儿时的生活就是他那个社会阶层的普通孩子的普通生活。他帮助父亲在瓦德纳加尔火车站卖茶水，后来又和他的兄弟在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经营一个茶摊的生意。但是，多少让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是，莫迪儿时这种并不令人羡慕的生活经历却在他成为印度总理后给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草根总理”成为他的一枚标志性徽章。据说，在印度乡间，许多孕妇希望能够弯腰触摸莫迪的脚，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像莫迪那样实现从“屌丝”到“高富帅”的华丽转身。

实际上，莫迪不只是出身寒微，他在小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禀赋，甚至也没有给他周围的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17岁完成高等中学教育。他的一位中学老师说他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但热衷于辩论和表演。他的雄辩给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舞台上，莫迪喜欢扮演英雄角色。据说，他还曾经表演过一折名为“小黄花”（PilooPhool）的单人剧，一个人承担了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全部工作。在剧中，一个贱民妇女的唯一一个孩子生病了，她向村民、医生、僧侣和女巫求助。有人建议她到村里的圣庙去采一朵小黄花，可是由于出身的缘故，她无法进入圣殿。她苦苦哀求，换来的却是百般羞辱。当她空手而归时，这位可怜的母亲却发现孩子已经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莫迪官方传记的作者塔伦·维杰对他记述的这个小故事评论说：“通过这幕单人剧，纳伦德拉只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天神的圣明就像一朵小黄花，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维杰还记述了莫迪学生时代发生在学校里面的另外几件足以反映莫迪个性的“小事”。据说，有一次，学校的梵文老师要求全班同学写出“河流”一词在语法顺序中的词形变化并交给班长批改。纳伦德拉却拒绝这样做，他坚持认为只有老师本人才能批改学生作业。最终直到老师亲自批改了他的作业，他才满意。还有一次，学校为梵语成绩较差的学生开设了专门补习课，但莫迪拒绝参加。他说：“即使梵天也无法教育好一个不愿学习的男孩！”因为当时的纳伦德拉更加喜欢广泛阅读的自由学习方式。维杰认为这反映了少年莫迪“有着鲜明的对错是非观念”。最后，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莫迪看到学校四个大孩子围殴一个孤立无助的小男孩。莫迪清楚自己斗不过那四个身强力壮的大男孩，但他并没有退缩。他朝他们飞奔而去，将手中钢笔的墨水喷向他们，四个男孩不明就里，转身逃跑了。校长得知此事后，来到教室让打人的四个男孩主动站起来，但没有人承认。这时，纳伦德拉对校长说：“先生，那些打架男孩的衬衫上都留有墨水的污渍。”就这样，坏孩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维杰看来，这件小事表明“纳伦德拉是个机灵且足智多谋的家伙”。

拒婚出走迎来人生转折

然而，维杰的这种圣徒传式的记述对于我们真正地了解莫迪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这类事情大概是很多普通人在孩提时代都经历过的。实际上，人们大可怀疑世俗的学校生活究竟对莫迪的成长产生了多大影响，甚至少年莫迪是否对整个学校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也不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莫迪在17岁那年完成高中学习后，并没有选择进入大学继续他的学业，而是异乎寻常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莫迪另一部传记——这部传记不同于前面那部圣徒传式的官方传记，它是关于这位印度总理的政治传记——的作者金舒克·纳格将青年莫迪的这一选择归结为他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厌恶和反对。他说：“外界对此的普遍看法是多年前他的父母为了家庭圆满包办了他的婚姻。很早以前，莫迪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而不是禁锢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日渐长大成人的莫迪自然不愿接受‘童婚’。为了逃避家庭的压力，他只能选择离开。”（金舒克·纳格，《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根据印度的童婚传统，纳伦德拉3岁时，他的父母将其与邻村的一个叫贾苏达本（Jashodaben）的女孩订婚。贾苏达本比莫迪小2岁。在莫迪17岁那年，当他获知他的父母将为他举办正式订婚仪式，而他在三年后就得迎娶贾苏达本与之完婚后，莫迪陷入与父母的争吵，然后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

对这桩包办婚姻的反对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青年莫迪的辍学和出走。印度不是中国，没有科举取士的传统。因而，在印度人的意识中，大概也就缺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通过努力读书博得功名以改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想法，在印度远没有在中国流行和影响深远。中印在社会传统和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可能更能说明为什么像中学时代的莫迪那样“上进”的印度青年何以没有选择挤进大学的殿堂。诚然，1978年莫迪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从德里大学得到了政治学学士文凭，5年后又从古吉拉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然而，此时莫迪早已走上了一条与传统中国士大夫完全不同的“仕途”。

实际上，对少年莫迪的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印度的印度教传统了。神圣的印度教传统对少年莫迪的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了世俗的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早在八岁那年，莫迪就开始接触印度最大的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参加它的地方训练课。在那里，他碰到了拉克什曼拉奥·伊纳姆达尔（LakshmanraoInamdar），他通常被人们称为瓦基勒·萨希卜（VakilSaheb）。在瓦基勒·萨希卜的感召下，莫迪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名小干事，而萨希卜也成为这个少年最初的政治导师。在国民志愿服务团，莫迪还碰到了当时印度人民同盟（印度独立后RSS最早的政党组织）的领导人瓦桑特·加金德拉加德卡（Vasant Gajendragadkar）和纳塔拉尔·贾格达（NathalalJaghda），他们在1980年成立了印度人民党（BJP）的古吉拉特分部。不用说，这些人向年少的纳伦德拉·莫迪灌输的是现代印度教的价值和传统。

近代的印度教传统

与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所谓的“印度教”（Hinduism）最初只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他们在印度发现的各种各样民间信仰、崇拜和习俗的总称。英国殖民主义者发明这一术语是为了创造一个东方主义的他者，以便为他们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眼里，他们看到的“印度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宗教，只能说是迷信的集合体，从而“印度教”也就成为他们所统治的穆斯林以外的大多数印度臣民愚昧、野蛮和落后的标签。印度人（Indians）被等同于印度教徒（Hindus），而印度教徒的全体也被视为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印度的古老民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最初由英国殖民者发明的政治神话不仅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在后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那里变成了不能动摇的信条。“印度教”成为印度现代民族主义者构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石。然而，当代很多研究印度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单一文明，而是一个多文明区域。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作为印度历史文明大传统的印度教传统。

印度教传统事实上是19世纪晚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创造，而1925年由凯沙夫·巴里拉姆·赫志瓦尔（Kashav Baliram Hedgewar）在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那格浦尔市创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可以说构成了这一过程的顶点。这个半军事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自愿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马德哈夫·戈尔瓦尔卡（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把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使命规定为在普世主义和全人类共享和平和繁荣的基础上复兴印度教价值观。“VasudhaivaKutumbakam”（即“天下是一家”的世界大同观念）被当成是该组织的终极目标。不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相信他们的近期目标是复兴印度教，把所有印度教徒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和强大的印度，以为实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做准备。用戈尔瓦尔卡本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的独特知识贡献给全人类，为了能够为世界的统一和福利生活和奋斗，我们必须作为一个自信的、复兴的和强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面前。”

为实现这个目标，国民志愿服务团要求其高级成员“无私地为祖国服务”，坚守独身主义，从而使这个号称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政府志愿组织（有五六百万成员）看上去像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现代僧侣组织。不过，与传统的印度教僧侣或圣人崇尚玄思冥想和消极出世的生活态度不同，这些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现代印度教“僧侣”或圣人们秉持的是所谓的“新印度教”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19世纪以降以拉姆莫汉·罗伊、斯瓦米·维维卡南达、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和圣雄甘地为代表的印度本土知识精英在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下对他们的“传统”宗教进行了改革，涤除其中的密教成分，强调它的吠陀要素，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印度教或“新印度教”。新印度教以吠檀多哲学为基础，倡导“业瑜伽”（Karmayoga），认为印度教徒通过积极入世“作业”（即在现世生活中追求正义，不畏牺牲）也能像过去弃世的印度教苦行僧那样获致最后的解脱（moksha），前提是不期望从这样的社会行动中获得任何回报或利益，而保持全然超脱的心态。斯瓦米·维维卡南达和圣雄甘地可以看作印度现代史上践行这种新印度教的两个最突出的典范。前者在1897年5月创立罗摩克里希那布道团，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后者则放弃了薪资优厚的律师工作，投身“坚持真理运动”，领导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和走向独立，他们的共同点是放弃了私人的家庭生活和世俗的享乐，通过致力于公共的社会事业以达到精神上的圆满。他们的这种生活或许可以描述为世俗的僧侣生活。在我们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显得有些诡异和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却十分符合现代印度教的“教义”。

在现代印度教的践行者看来，印度教其实就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它为印度教徒规定了四种正当的“人生目标”（Purusarthas）：达摩（dharma, 意为“伦理”和“义务”）、阿尔塔（Artha，意为“富足”和“工作”）、卡玛（kama，意为“情感”和“情欲”）和摩克沙（moksha，意为“解脱”和“摆脱轮回”）。这四种人生目标都被认为是重要的，但达摩的重要性被认为高于阿尔塔和卡玛，而摩克沙则被认为是人生的终极理想。与这种人生目标理论相联，现代印度教还提出了人生的“四行期”（Ashrama）理论，它把人生划分为前后相续的四个阶段：梵行期（Brahmacharya，学生期）、持家期（Grihastha，成年后的家庭生活阶段）、休隐期（Vanaprastha，退休阶段）和遁世期（Sannyasa，苦修以求解脱的阶段）。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相应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对四种人生目标的侧重程度也各不相同，而且各个人生阶段都被看作是通往最终解脱的不同台阶。这种人生图式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不是家庭本位的。它没有把家庭生活和相关的世俗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尽管在这种人生图式中，阿尔塔和卡玛都是“正当的”人生目标，而持家期在人生的四个阶段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印度教倡导的最高人生理想——摩克沙来说，遁世期的苦修生活则被认为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意义。因而，那些在度过梵行期就直接出家修行从而过着僧侣般生活的印度教徒，在印度受到特别的推崇和尊重。

莫迪的长成

这样看来，少年莫迪的辍学、拒婚和离家并不表示对“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的抗拒，而是意味着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印度教传统的践行。同当代最大的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早期接触把少年莫迪变成了印度教之子。莫迪离家之后的行动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像一名真正的印度教托钵僧那样到印度北方和东北地区游历。不过，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在访谈中，莫迪曾说他拜访过斯瓦米·维维卡南达创立的几处印度教修道院：首先是加尔各答附近的百鲁尔寺（Belur Math），然后是北方邦阿尔莫拉的阿德瓦伊塔修道院（AdvaitaAshrama）和拉杰果德的罗摩克里希那布道团（Ramkrishna Mission）。在每一处修道院，他都只是停留片刻，而没有被接纳为正式的修道团成员，因为他没有必需的大学教育资历。1968年夏初达到百鲁尔寺和未被接纳后，莫迪又到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游历，期间顺访了西里古里和古瓦哈蒂。之后，他在途径德里和拉贾斯坦返回古吉拉特之前，再次造访阿尔莫拉的罗摩克里希那修道院，结果他还是没有得到接纳。1969年末或1970年初的某个时候，莫迪回到他的家乡瓦德纳加尔，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然而，出乎我们中国人通常的预料，他的这次回家并不是“浪子回头”。他仅仅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又出发了。他前往艾哈迈达巴德，继续自己的印度教徒之旅。

来到艾哈迈达巴德后，莫迪很快就联系上了他从前的导师伊纳姆达尔，后者就居住在国民志愿服务团在该市的总部——赫志瓦尔大厦。伊纳姆达尔事实上充当了莫迪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导师，许多人把莫迪看成伊纳姆达尔的“心生子”。1971年印巴战争后，莫迪辞去了原先在他叔叔餐厅的工作，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名正式“干部”（pracharak），并且搬离了叔叔家。与莫迪同时期供职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一名活动家评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给了莫迪身份归属感和生活的目标。他生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大家族’中的一员。我想，这件事在他的人格塑造过程中意义深远，莫迪原本艰辛的生活也变得轻松些了。”

莫迪原本出身低等种姓，而国民志愿服务团传统上是一个由婆罗门高等种姓领导的组织。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一旦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莫迪就必须放弃原来的种姓身份和种姓意识。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组织历史地形成的印度教意识形态，并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事他的各种政治活动。历史的个人无论具有怎样的特质和魔力，他都无法逃脱历史施加给他的传统。只有理解了现代印度的历史传统，我们才能理解莫迪这样的政治人物。和邓小平不同（邓小平和他同时代的众多中国新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世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儿），莫迪本质上却是印度现代史上形成的印度教传统的产物。

参引文献：

金舒克·纳格：《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塔伦·维杰《草根总理——莫迪》，四川美术出版社

Golwalkar, M. S.: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Sahitya Sindhu Prakashana, 1966. 转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shtriya_Swayamsevak_Sangh#cite_note-bunch-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