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她的小说，即使最虚无的心也会爱上生活

小说《鲨齿蟹》选自新世代海外华语文学作家王梆的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讲述了一个青春与谋生混杂的水涔涔的南方故事，银春发廊的一对双生姐妹花，她们野蛮生长、苦中求乐，绝不甘心生命像商品一样被交易。开篇第一段“我妈死了，我自由了”，乍泄出令人心惊的叛逆。。

红红将湿漉漉的紧身裙一把扒下来，扔到脸盘里，然后俯身冲着赖在草席上的我说，我妈死了，我自由了！那是1991年的盛夏，天空突然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暴雨不断，建筑废料堵住了下水道，洪水迅速地把广州，那个正在沦陷为工地的城市囚禁了起来。腐烂的西瓜和瘟鸡从上流漂到下流，尿黄色的积水底下，蠕动着形形色色的虫豸。

当红红发梢上的雨水滴到我的脸上时，我正在一场关于鲨齿蟹的记忆里游荡着。鲨齿蟹、鳄鱼、山魈……在所有这些和洪水相关的食人兽中，我最怕的就是鲨齿蟹了。鲨齿蟹不像鳄鱼，它们体积微小，繁殖速度像球菌一样，颜色和洪水一致。吃人后脚跟时，小卒先上，趁人不备，冷不丁啄出一粒脚皮肉，血渗出后形成咸腥的红色信号，大军们再追风逐电，聚拢而来，不出半炷香，被抬出水面的人就只剩半截脚了。泡过水的皮肉煞白无血，看起来就像被削掉了软骨的猪蹄。每次发大水，街道变成河流，小孩们全副出动，把桌子掀翻过来当船筏，踢水皮球，或者用晒衣杆打水仗，只有我缩在阳台的栏杆后面，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和此刻这个“鸟样子”一模一样。

我妈死了，我不干了，我自由了！红红扳着我的肩膀，把我立了起来，水淋淋的头发粘了我一脸，这下我才彻底苏醒过来。

在银春发廊里，我是小鸡，红红是我的母鸡，老板娘是老鹰。红红自由了，那我怎么办？

从我进入银春发廊的第一天起，老板娘就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赶走。有天晚上，她突然披上了一条崭新的花披肩，说要带我去白宫喝夜茶。老板娘平日连包子都不肯多施舍半个，怎会披条披肩就变得绰阔起来？果然，一个颅骨凸出，重心不稳的印尼老华侨，从满堂蒸笼包的白气里冒了出来。

这妹仔太小，放在我们那里不合适，你带她走啦，她可以在你的士多店里，帮你卖卖嘢……吃饱喝足，老板娘边用牙签捅着满嘴的牙缝，边漫不经心地对印尼老华侨说道。冇问题，冇问题，我会看住她的啦！为了使两边的口轮匝肌对称，印尼老华侨费劲地笑着。

我才不要去，我说。你不去？哪个养你啊？你要不要去站街？你要站街，我就给你留下……老板娘说。我不要站街！我噘起嘴。不站？那你带她走，即刻就带她走，快快催催，免得阿Sir找上门来说我窝藏幼女！老板娘朝印尼老华侨努了努嘴。

那我的行李呢？我的衣服呢？还没有告诉红红……我央求。红你妈个黑！她边有得闲理你啊？她客那么多。你咁中意她，你同她做啊，你们一对姊妹花，不如一起做双飞，我同你们四六开，好唔好？老板娘抬高嗓门。哎呀，你对小妹仔说这些干什么？印尼老华侨黏在老板娘的肥臂上，伸手夹起一只凤爪，话咗她也不明嘛！放心啦，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那些旧衣服扔掉就算啦，我已经买咗新的给你，牙膏牙擦，都是新的……

上了最后一班开往黄埔港的渡轮，我就开始后悔，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渡轮很小，甲板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是阴沉沉的。当船头淌过污浊的珠江水，朝一个更宽广更昏暗的航向迈进时，印尼老华侨用他那夹着卷烟的黄手指，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隔着二十多年的时光，那块被掐陷的部位仍保留着清晰的身体记忆，就像让一个有洁癖的人去淘粪，指缝里因此便染上了粪便的记忆一样。

我想给红红打电话，渡轮上似乎没有电话亭。我想起来红红也没有电话，只有老板娘有电话，白天象征性地搁在收银台上，打烊后锁在柜台里。那一年我只有十五岁，十五岁的肉联厂职工的女儿，全副身家不到十元五角钱，胳膊被人拽得死死的，目光所到之处只有一顶顶破草帽、一只只破网兜和一双双沾满污泥的脚。黑色的波涛正一刻不停地吞吐着白色的唾沫，红红，我的母鸡你在哪？

一进士多店，我就开始琢磨逃跑的路径。士多店是间青砖房，看起来年代久远。汽水、廉价香烟和水果糖堆在售卖架上，角落里一把竹梯通往阁楼。阁楼昏暗狭窄，站起来得猫腰。没有床，杂木地板上平行地铺着两张麻将竹席，一张看起来汗迹斑斑，另一张摊放着一条加小码的乔其纱连衣裙，价码还没剪掉。一股被风干的鼠尸味，侵蚀着楼阁里的所有物件，从吃剩半碟的粉饺，到挂在墙上的夏威夷花衬衫，再到衣橱上的蛤蟆太阳镜和假牙……

阁楼没有厕所，只有一只搪瓷尿壶，大便得去后院。后院是个天井，四周是与士多店相连的青砖楼，模样看起来像家茶餐厅。夜深人静，通往茶餐厅的铁门已经锁上了。两只潲水桶发着恶臭，一块巨大的砧板横在院子中央，上面的内脏和积血足以喂饱一个苍蝇王国。不远处有一口八角井，井边爬满了湿漉漉的水蛇。用砖砌成凹形，顶上铺了半块石棉瓦的，就是印尼老华侨的蹲厕了。发现了这个藏身之地后，我就二话不说，拉上门钩，将自己反锁了起来，任凭印尼老华侨如何软硬兼施，任凭蚊虫如何叮咬，也无动于衷。那晚的月亮锐不可当，像一把剃刀。我从少女变成了猫头鹰，睁着橙黄色的眼睛，站在陡峭的岩石上，隔着一大碗漆黑的江水，向红红频频发射着求救信号。

凌晨时分，我终于听到了脚步声，接着是霹雳哐啷的铁门声，然后是茶餐厅勤杂工疲惫不堪的哈欠声……我冲出茅厕，穿过铁门，迈过茶餐厅的门槛，不顾一切地往码头上跑去。当第一班渡轮移近时，红红果然屹立在甲板上，像一个信心十足的狙击手，无情地扫射着对岸的一切。她那发育未全的乳房，被清晨的阳光镀上了一层结实的金。从那以后，红红和我做回了银春发廊的一对姊妹花。

我的铺盖紧挨着红红的铺盖，尽管我俩在一起睡的机会实在不多。有时候我起床时，红红还没有回来。不过只要她在，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她如果天亮前下班，还会附在我的耳边说早安。

我们的卧室是一个热闹非凡的通铺。到处都堆满了发亮的裙子，廉价香水，开裂的粉饼以及莫名其妙的笑话。每到清晨，姐姐们就会从黑夜的内脏里钻回来，脱掉香臭难辨的连衣裙，敞开汗淋淋的肚皮和大腿，四脚朝天地倒下去，仿佛重力并不存在，身后的空隙布满了繁星。有个姐姐，长得不算好看，但只要笑一笑就能让自己光芒闪耀，有段时间她一躺下就笑，仿佛草席上藏了两个胳肢鬼。连体人姬无双被砍成两半，各自平躺在地上时，也曾窃笑不已，但那是武侠故事，现实中能笑着躺下的人实在不多。红红私下告诉我，那小骚精爱上了一个修手表的，也是外地人。能笑赶紧笑吧，以后有得他俩哭，红红说。一个月总有三到四天，红红闹痛经。不开工，她便把双脚架在低矮的窗台上，说抬高脚踝对痛经有利。骑楼上只有硬邦邦的杂木地板，象征性地扫了几抹朱红色的劣质油漆，几床破棉胎和几张褪色的草席，占据着红蚁、蛀虫和蟑螂的领地。

窗台底下放着一只蚊香式电炉，我们用它来开小灶。红红的小灶总是鸡蛋。鸡蛋用处可多了，红红说，能补血、补钙，还能用来穿耳洞。红红总想赶在天气还不算太热的时候，给自己穿上耳洞，尽管她每次穿完都发炎。这是我妈传给我的祖传秘方，不会有错，她说，边递给我一只在生姜里消过毒的银耳针。这秘方听起来似乎也有些科学道理，蛋煮熟后，连壳带皮在耳垂上滚，待耳垂通红发热，像水煮过的橡木那样绵软而麻木时，就用针扎进去，只要足够狠，一针便可通过，若稍有迟疑，就得补针……说起来很轻松，红红却总是疼得泪腺充盈。

那还要不要穿另一边？我问，手中的银耳针微微颤抖。当然要啊，不然好运通！红红说，看你这个屎样，针拿来，我自己穿！然后红红就会咬着厚嘴唇，对着镜子，掉着眼泪，扯着红肿的耳垂，冲着已经长合的洞眼，一针又一针地扎进去。

红红原本在东莞一家卖假飘柔的地下工厂里做工。一年前，红红的母亲患了子宫癌，家里的猪全卖了，也不够换一次化疗钱。红红不单要付哥哥在技校的伙食费，还要给母亲治病，于是她便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只吃三个榨菜包的规定，结果在一次痛经后染上了突发性贫血，被两个工头一头一尾地抬到了厂区外的一栋烂尾楼里。到了广州之后，她就变成了“红红”。十九岁的红红长着一对丹凤眼，嘴唇丰厚倔强，不开工的时候，喜欢在长发上插一朵绢红花，对着镜子没完没了地端详自己。

红红和姐姐们开工的地方，在银春发廊附近一栋隐蔽的出租屋里。一楼住着两个马仔，房间里终日烟熏火燎。二楼住着一个老太，据说是老板娘的表姨，也是绝世烟鬼，吸烟时手指上还戴着两只慈禧太后式的铜指套。三楼是七个板间。板间不算太小，能塞进一张双人席梦思和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还有一台不时骨折的钻石牌风扇。有时候发廊里没闲手，我就得把刚剃完头的客人领到那里去。抱着一沓干硬的旧毛巾，走过烟雨凄迷的小巷，眺望着不知谁家的温馨灯火，看墙头上的牵牛花和衣而卧，用眼神问候路灯下偶尔闪过的折耳猫……整个路程既宁静，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一点都不像去逛窑子，反倒像去墓地凭吊。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发廊里，一边做这做那，一边斜眼望着那些脖子上满是碎头屑，不安地打着脚震，把烟抽得像蚊子吸血似的男人。他们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红红呢？听说这条街上有个姐姐，意外咬伤了某个客人，就被打掉了半排牙齿。

你别瞎操心，客人们不都是这样的啦……红红边涂着胭脂，边从镜中抛出一个媚眼，他们只是脑袋不够灵光，灵光的人就不会上我们这了。金子又不是沙子，能随便淘？搬一箱马赛克才两块钱，月底还得把钱寄回老家给老婆小孩花，够可怜的，就这样还要从饭盅里悭下十块二十块，满足一下皮肤饥渴……

立夏一过，阳光便如同砂纸，被它摩擦之后，就会掉一层皮。烈阳隐去便是暴雨，伴随着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城市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蒸笼，蒸笼里是一具具黏糊的皮肉和一条条迟钝的神经。那几天，红红经常梦见她做工的床底下有只手，时不时地，尤其在客人快要“到”的时候，就冷不防伸上来，一把掐住她的咽喉，往死里掐，不死就不罢休。一个月以后，红红就接到了她母亲去世的消息。红红说，那一定是她母亲的手，要她置于死地而后生。

你自由了，我怎么办？我用指甲抠着地板，一筹莫展。暴雨稍歇，暮色渐凉，我们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经过漫长的讨论，红红得出了我应该回家的结论，因为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的”，在这里待着只是“尚有可浪费的青春”。她说的也许对，我从印尼老华侨那逃跑回来以后，老板娘不但继续不付我的工钱，连我的伙食也从一日包三餐降到了一日两餐，即午饭和晚饭。午饭通常要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有得吃，因为那是姐姐们睡醒之后的时间。每天早上，我都得七点起床，打扫碎发，擦亮镜子和剃刀，洗净姐姐们的衣服，浇富贵竹，开门迎客，为客人洗头，为理发师递发卷，浇冷烫精，冒着暴雨或烈阳走三里路到那一区最便宜的农贸市场买菜。回来后一毛五分地和老板娘报账，完了还得用累得几乎报废的双脚，撑着合页形的身板淘米做饭……要不是红红常给我五毛钱让我去换包子，我早就饿死了。

你回去吧，好好听你爸妈的话，别和他们吵了，不值得。上个补习班，再进一家好学校，说不定以后还能考上大学。你比我幸运一万倍你知道吗？你不像我，我已经是不干净的人了，有家也回不了了……红红一边喋喋不休地为我打着气，一边翻来覆去地查看我的掌纹，试图找出她认为我定有作为的证据。

至于我么，我已经想好啦，先去深圳看看。有个老乡在那里的一个染织厂，挣的钱肯定没这多，但干净！红红边说边微微昂起了脑袋，一刻钟前凝聚在空中的乌云，仿佛真的被一块巨大的抹布擦掉了。

我终于答应回家，红红如释重负。她掏出钥匙，打开行李箱，取出一件厚棉袄，用剪刀拆开衣角的缝线，在棉絮里掏出了几捆皮筋扎好的钱。她把钱摊开，分成两份，将其中的一份装进一只绣着粉荷的针线包，然后连同针线包一起送给了我。那是五元和十元一张的、分量十足的八十元。接着我们趁老板娘不在，到火车站分别买了次日回家的硬座票。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红红突然决定要请我去看花灯。满世界都是洪水，哪有花灯？我迟疑。红红坚信工人文化宫有个花灯展，她说她在一张包着富贵竹的报纸上看到的，我们便在中途下了车。水还没退，天色却已经有些暗了。我们蹚着鲨齿蟹色的脏水穿街过巷，我感觉自己的后脚跟在渐渐变凉，仿佛被吸入了一具行尸的口腔。

工人文化宫是五十年代在一座孔子学堂的遗址上建造的，学堂里阴魂不见，只剩几只金鱼在深褐色的池子里有气无力地吐着气泡。我们绕过漂浮在水面的残枝败叶，踏上了总算有点干燥的大理石台阶。那里大门紧闭，别说花灯，就连屋檐下挂着的两只红灯笼，也被狂风吹瘪了。这里真凉快啊！红红噘起她的厚嘴唇，干吹了几声口哨，丝毫没有悔意。啊，好久没吹过风了，我们去找风口吧，这附近肯定有风口的！她是那种只要起了念，就马上要付诸实践的人。我们总算在两堵高墙之间找到了一个风口，那里的风很大，在风口里我第一次向红红袒露了我对鲨齿蟹的恐惧。那怪物有多大？红红问。我将两片指甲尖夹在一起打了个比画。红红笑了，别怕，针孔那么点大的玩意，有啥好怕的？它敢咬你，你就一针扎死它！

风更大了，我们的头发被吹成了两条又长又黑的“斜坡”。

乜嘢？奔丧后就不回来了？听红红说要走，老板娘的表情显得极富戏剧性，不过似乎很快也就接受了。你想要返你的身份证？得啊，不过，你点都要做完今晚再走吧？老板娘说。我妈死了！我妈等着在火化前见我一面呢，你也是当妈的，你他妈的不懂吗？红红说。俩人为此僵持不下，红红气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暴出来了，在发廊里大吼大叫起来。你今晚不放我走，我就把这里一把火烧了！我说得到做得到！红红边说边抓起了挂在镜子上的一把假发，举到了吱吱燃烧的香炉上。老板娘每逢初一十五必为菩萨烧香，为此，还专门请人定做了一座齐人高的红木神龛。

啊呀呀，你同我过不去就算啦，你和菩萨过不去做乜嘢？快点将它拿开，烧咗神龛，在阴间有得你受的……老板娘边劝，边悄悄拿起电话，看样子是要叫她的马仔。红红用眼神暗示我去抢电话，我一不做二不休，把端在手中的一碗滚烫的稀饭，朝电话上泼去。哇有冇搞错啊，你们……你们两个食碗面反碗底……老板娘带着哭腔干号起来。这场斗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以三个马仔把我和红红分别用人字拖狂扁一顿而告终。

今晚是礼拜六，一定很多客，人死不能复生，有钱总是要赚的，赚咗钱俾你妈买靓香烧，我话得不对咩？又话了，你在我这里住咗这么久，好吃好穿的我都省省的，留一份给你，我几时有亏待过你？你要这个贱人留下，老板娘斜瞥了我一眼，继续往下说，我都应承咗你，不是咩？就当我求你啦，好唔好？！你做完今晚，我明日一早就还你身份证……老板娘边说，边抱着红红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不停地抹清凉膏。

红红终于妥协了。她爬上阁楼，将身体埋入一堆眼看就要扔掉的纤维里。开工之前，她吸了半包香烟，然后才跟在一个肥胖的客人后面，走出了银春发廊的门。今晚早点睡啊，不要等我，别耽误了明天上午的火车。如果明天早上我还没有回来，你就自己走吧，给你的钱收好了？她鼓起腮帮，吹了吹我的肩膀，上面有些香灰。

那朵她没戴走的娟红花，被窗外的霓虹灯照射着，一会变蓝，一会变紫，在浓重的阴影里，怎么看都不再像一朵花。

那天夜里，我仿佛躺在不断浸水的甲板上，一身大汗却感觉冰凉刺骨。将近凌晨的时候，我被阿Sir的吆喝声震醒了，他们以老板娘“涉嫌教唆未成年少女卖淫罪”为由，用手铐把我铐上，将我作为“人证”带回了派出所。在遭到我的坚决否认后，一位女警把我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牢房里只有一张铁床和一条毛巾被，飞蛾们在一盏瓦数极低的吊灯底下亡命扑飞。进了牢房之后，我就开始大哭不止，用手铐上的铁链反复击打床架，上厕所也不停歇，电棍唬吓也不顶用。我哭了两天两夜，直到我那在肉联厂杀猪的父亲突然像一堵肉泥做的墙，面色铁青地出现在牢房门口为止。为了对他那隐藏在体内的突发性暴力有所准备，我擦干眼泪，拉直四肢，竖起耳朵，拾起涣散的视线，准备随时还击。然而我的父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扬起头，相反，他一反常态，情绪稳定。在离我不远处的一炷蚊香旁，我看到他用配合的食指，在一沓文件的最下方，按下了一个红印，然后我们就被带上了一辆警车。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车开到了一栋办公大楼底下。父亲问是否可以让他留在外面，请示获准。父亲掏出香烟，殷勤地给司机递了上去。

脱掉裤子，内裤也要脱，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体检室里，女医生下着命令。铁床是一只折叠的金属托架，上面铺着一块白布，我把瑟瑟发抖的上半身放了上去。他整天就知道吃，才94.9厘米，却已经有17.8千克了！女医生说，边戴上一副乳白色的橡胶手套。17.8千克挺正常的，不用担心，女助手说……对话声渐渐远去，我听到阴道内传来薄冰碎裂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体积正在不断缩小，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流质在我的身边荡漾开来，黏稠，温暖，比洪水还要漫无边际，比落日还要昏黄。二十多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这片神秘的水域，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就算水里真有鲨齿蟹，针孔那么点大的玩意，没啥好怕的。想到这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鲸鱼，摆动着巨大的尾鳍，奋力向前游去。

▲ 王梆，旅英作家，著有非虚构作品集《贫穷的质感》、电影文集《映城志》、法文版漫画故事《伢三》以及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作品散见于《花城》《单读》等，入选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等。曾入围2019年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收获文学排行榜。英国国家写作中心2022才华扶梯计划唯一非母语入选者。

文字丨选自《假装在西贡》，王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

图片丨选自电影《燕尾蝶》（1996）剧照

编辑丨曼旎

原标题：《读她的小说，即使最虚无的心也会爱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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