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首发：再现百年前的医者风范

《大医·破晓篇》

马伯庸新作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入选作品，作家马伯庸2022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破晓篇》近日由博集天卷·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小说讲述了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1910年这一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启了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他们之中有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有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也有出身富贵的上海少女。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在一次次救死扶伤中感悟着何为真正的“大医”。小说是挽亡图存、强国保种一种精神追求，也是医者在清末变局中的一声呐喊。

9月2日，《大医·破晓篇》的首发式在朵云书院举行，马伯庸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就作品展开讨论。首发式由知名主持人曹可凡主持。

2017年，因为一次契机，马伯庸参观了华山医院的院史馆。这座穿梭112年历史仍屹立于世的红会老楼（也称“哈佛楼”）立刻攫住了马伯庸身为小说家的心。当年，这座红会老楼是作为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而建。“我产生了一个灵感：医院贯穿了整个近代史，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等历史进程，其中一定有许多事情可以链接。”在院史馆，马伯庸见到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文物，心底埋藏下创作的种子。

上图：“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原址大门

下图：红会老楼

医学题材并不好写。在马伯庸看来，华山医院的特殊之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承担了公共卫生的部分职责，哪里有疫情、哪里有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医院都作为慈善组织去抢救灾民。相对而言，如果从这方面切入，对医疗知识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从小说角度，我觉得这是个好故事。”

资料收集和调研的过程中，马伯庸甚至考虑过去报读医科大学的大一班旁听一年，后因疫情关系没有实现。但疫情中医生护士的身先士卒，令他感受到一种责任感：“那个时代更为落后，在那种情况下依然有好的医生、护士挺身而出，那是人道主义，为的就是救死扶伤四个字。这些事除了学术界之外，外界并不清楚。”在看到这些资料后，马伯庸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告诉大家，“那个时代就有这么一群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这些不应该被遗忘。就像现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也不应该被遗忘。”小说《大医》就此萌发。

曹可凡认为，作为虚构小说，人物的故事靠作者的智慧和想象力构成。读了《大医》之后，他发现，这本小说关于1910年前后的整个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又不拘泥于具体的琐碎事情，“马伯庸落笔的时候赋予了人物个性和特征”。对此，马伯庸表示，虽然没有一对一的具体原型，但作品中的三位主角代表了当时医生的三种主要来源，“一种持有留洋背景的精英，一种是身家比较富裕、抛弃自己的生活从医的富二代，也有一些因缘际会进入医学领域的约定生，在接受培训后需要长期为此服务。”

尽管马伯庸自谦没有专业领域的研究，但在小说中，许多关于医学和当时上海时代面貌的描写十分深入，从一根血管剖面如何、怎样连接、如何缝合，到街上的而每座建筑、每条街巷、发生的事端都有细致呈现。在后记中，马伯庸透露，在涉及医学专业领域的描写时，心情几乎崩溃，自感难以为继。“写医学小说，必定要在医学上经得起考验。”当下的医学发展程度和百年前已有云泥之别，在请教了不少医学顾问后，他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比如战争发生了，一个被炸弹所伤的人，当时会如何处理？“现在的医学顾问会告诉我，先打抗生素，但那时候没有抗生素，怎么办？我要描写的不是正确的医学手段，而是当时正确的医学手段，这需要查大量当年的医学报告。”比如直到下册中，文中才提及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存在，和围绕它展开的一些细节事件，“实际上在1945年左右盘尼西林才在中国成为比较流行的药物，那时候根本没有量产，用的是磺胺，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我作为作者肯定要抓住”。又比如，1912年以前，做手术之前的麻醉药并没有关于心跳呼吸的计量，“那时候就是随便打，有时候做着手术病患就醒了，把这些细节描述出来是很难的事情”。为此，马伯庸查阅了很多英文、发文、日文的资料，工作量之大，让写到一半的他自己都感慨：何必呢，干嘛写这个，写个别的小说估计都写完了。

尽管如此，出于一种责任感，写作依旧继续。“越是这样，我越希望让读者知道。历史小说的先天缺陷在于，现代读者与历史是有距离的，怎样让他们进入当时的历史情景，怎样让他们相信我写的故事，本身就要将细节做到位。”马伯庸同时表示，今后会沿历史小说的方向持续下去：“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大量好的素材，这些素材我搜集了很多。现在我处于素材很多、想法很多，产能有限的状态，所以会延续历史小说这条路继续写。”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严锋特别动容于马伯庸在写作上的突破，“他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很困难。能够适应各种题材、尝试各种写法，这些都是优秀作家的素质。”引发他感慨的，还有一种长久以来在文学上的期待：“我一直期待文学作品中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成长于理想主义的时代的严锋表示，自己向来很喜欢这类作品，但直到现在，符合他要求的其实很少。“因为理想主义很难写，容易高调和空洞，从而进入某种模式、乃至口号化的写作，马伯庸勇敢地接受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文学和历史有什么关系？这是历史小说家时常面对、尝试用作品阐释的一个问题。严锋说：“文学是历史的横切面，切开让你看到里面的血肉和筋脉。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马伯庸则是真的用手术刀，把真正的血管切开来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一种疗救方式的改变，从本质上，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从未放弃过“救急扶伤”。在严锋看来，这是医学与文学天生的血脉关系。“马伯庸把医学和文学又结合在一起，形成读者与作品之间一种天然的纽带和认同、共鸣感。”其中的理想主义，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理想不是空中楼阁，在《大医》中，我们看到理想是如何诞生的，它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底层逻辑，还有我们长远的、也许从孙思邈开始的传统，令人非常信服。”

“文学发展到今天这样高科技的时代，（不同的种类）应该相互学习，一些精神领域的东西，有可能是通过叙事的门槛来实现的。”程永新表示。法国新小说学派的不少伟大小说家，就是根据此前一批博物的教授所写的小说成长起来的，程永新认为，马伯庸也拥有这种博物的能力，“并且他能够将文艺的细节把握得很好，同时不违背人物规定，不违背故事的逻辑，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很了不起的。”在程永新看来，一百多年前，恰好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关键时刻，“医学是关爱、慈悲，关乎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这是马伯庸抓住的一个重要的‘扶手’，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现实小说。《大医》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也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史的走向。”

原标题：《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首发：再现百年前的医者风范 |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