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与国族： 从“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谈起

“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曾以此为题，有过引人入胜的讨论。（《近代中国》1996年第2期）作者把问题的焦点锁定在“旗袍”上，并不是想为“旗袍”打广告——要知道，在本文发表的二十年多年前，“旗袍”还多是礼宾人员的制服，限于正式场合；如今成为网红爆款，引领时装消费新动向，恐怕是作者撰文时所始料未及的。通过这一设问，文章想引导读者思考的是，女性如何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并在国家政治中施加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探讨国家政治对女性时尚的调控，能够审视女性在民族国家神话中的地位。对其他社会的女性服装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这层重要的关联。但是，在不同社会向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中，民族服装（national costume）的命运大不相同：以印度和中国作比较，纱丽在印度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国，却似乎没有地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民族服装（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暂且不论）。八十年代的中国时尚杂志，曾对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韩国韩服、印度纱丽有相同的定位，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定位却忽视了以上服装在各自国家的地位与含义：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里，旗袍既远离市井生活，又不在高档时装之列。旗袍的这种尴尬处境，于是乎成为作者观察历史上女性和民族国家关系之议题的切入点。

旗袍的时尚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此前社会上一度流行着夹克衫搭配裤子/裙子的两件式女装。结合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传统价值（包括男女有别的观念）的批判，以及女性愈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实，安氏指出，潮流从两件式的上衣下裤/裙转变为单件式的旗袍（有男性长袍的影子），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这呼应了秋瑾当年的女扮男装之举：模仿男性的着装打扮，以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把头发剪短在女性当中成为一种风尚，也包含了同样的诉求。

从逾越性别鸿沟到承载女性之美，旗袍的华丽转身，其实主要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旗袍的女性化意味被发扬到极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旗袍被官方确定为正式的礼服，又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的一道缩影。旗袍在三四十年代的独领风骚，为其五六十年代的黯然退场埋下了伏笔。尽管八十年代旗袍曾一度重返时尚圈，然而因其穿着不便之故，又未能受到现代女性的青睐。旗袍历史的起起伏伏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同时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即如何在西方时尚蜂拥而至的背景下定义民族服装。在女性着装选择相当多元化的今天，旗袍虽不乏充实的粉丝，但不太可能再续昔日之辉煌。再看一度与旗袍平分秋色的男性长袍，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作者由此生发出一些颇值得玩味的观点：如果说民国前期的旗袍和建国之后的干部制服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性别差异，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西方时尚的接受，则客观上强化了性别差异——但是，在跨越性别界限的问题上，前后并无二致：当中国女性向西方时尚进军时，她们实际上与男性同胞是步调一致的。作者在文末感叹，这种“默契”并不能视为性别平等的象征，只能说明女性历史仍裹挟在男性历史的线性叙事框架里，站在女性角度、展现女性特质的领域在中国社会还相对不完善。

安氏后来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这个问题，推出专著《中国服饰的变迁：时尚、历史与民族国家》（英文版2008年），回顾中国时尚的历史。一提到时尚，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作者将这种惯性思维的由来，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观念，这在布罗代尔的书里有更明确的表述：服装一成不变正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具体反映。诸如此类的论调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而造成这类偏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英语国家对非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知之甚少——这也是本书希望填补的一个空白。

然而，此书并非一部中国服饰的资料汇编，而是夹杂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议题，尤其是性别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早期西方来华人士留下的文字中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倾向，“文化相对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作为一种隐喻、一种话语出现，实际上与作为个体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关联不大”（第33-34页）。作者解释道，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并不一定源自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先入为主的喜欢推崇或厌恶轻视，而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观察。这种观察既有对缠足的声讨，进而导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否定；也有对中国妇女服装的赞许，从而引出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而对后者的研究，此前并不多见，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安氏发现，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笔下，中国女性的服装曾被作为正面的参照，用来质疑西方对女性时尚的定义，即将身体的遮掩和暴露都置于一种满足观赏的需要上。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就在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对西方女性装束中的裙撑和对肩膀、手臂乃至于胸部的暴露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本国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呈现，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向缠足宣战的英国人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 1845-1926）曾写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外国妇女用以展现其体型的紧身服装是非常不得体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尽量避免穿着暴露形体的服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38页）随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英国画家威廉·压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和美以美会驻华会督美国人柏锡福（James Bashford, 1849-1919）则认为，当时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显得既舒适，又经济，又端庄。对于服装的舒适度，身着长袍在中国旅行的英国女性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她评论道，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服装穿起来都极为舒适，没有紧身束腰之类的物件，她本人是如此习惯于中式服装以至于不想再换回欧洲的女性服装。而立德夫人在比较了中西服装之后，甚至生出自惭形秽的想法：“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我们欧洲人的服装缺乏魅力与优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40页）基于这些观察，安氏指出，从女性角度书写的历史，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线性的进化论历史迥然有别——中西差异不再归结于发展时间上的先后，而是空间上的不同。

有趣的是，当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得到认可和发扬的同时，中国男性的传统服装却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长袍，曾受到有女性化倾向的诟病。安东篱教授在书中就提到，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战争阶段，社会上普遍推崇男性化的阳刚之气，在不少女性热衷于模仿男性打扮的风气之下，男性本身的气质趋于女性化（male femininity）在当时的一些人眼中，实在是令人焦虑。在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塑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庆典和象征，1911-1929》（英文版2000年）中，也涉及到社会的政治风向对提倡男性气质的影响。通过分析当时照片中的姿势，她对清末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生活在香港的西方绅士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典型姿势是拱背曲肩的，而后者的后背和肩膀都是挺直的——这正是民国时期所推崇的男性形象。蒋介石早年的一张肩背挺直的照片，可以说是当时新趋势的一种反映，这种姿势不仅看起来英姿勃发，还显得为人正直有骨气，符合时人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期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在讨论民国时期男装的论文（2005年）中，则专门分析了男性气质和现代性的关系。与沈氏不同，他注意到的是男性笔直的长腿所包含的阳刚之气。在传统长袍的遮盖下，中国男性的身躯，特别是腿部，被模糊化了。

然而，随着西装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流行，这种趋势有所改变。不少文字和图像资料证明，西裤似乎可以让腿部看起来更长一些，再配上大步流星的走路姿势，西装衬托下的男性身躯，看起来更具有动感和活力，因此西裤也更适于鼓励竞争、进取精神的现代社会。不过，西装所附着的现代化标签，并没有使其顺理成章地取代传统长袍的地位，这是因为身着外国服装有可能招来非议。以溥仪为例，当时有舆论表示，穿西装、戴墨镜的皇帝实在很难让普通的老百姓接受。

由此来看，要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语境下理解时尚的演变，不能脱离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话语；但是，诚如安东篱教授所言，中国服饰的变迁绝非国家政治单方面作用的结果，技术、贸易、意识形态、性别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美感、认同和实物效用的想象和实践。在这个时尚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时代，从历史中汲取某种灵感、在新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或许可以作为时尚史议题继续延伸的一种方向，同时，对于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而言，或许也可以为我们的时尚之选提供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Finnane, Antonia. 1996. “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 Modern China. 22 (2): 99-131.

Finnane, Antonia. 2008.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Henrietta. 2000.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t, Robert E. 2005. “Clothes Make the Man: Dress, Modernity,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 ca. 1912-1937.”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171-19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