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慈善家唐廷桂与“华人不得入内”

唐廷桂是上海开埠的亲历者，15岁就担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曾与颜永京联衔抗议公共花园“华人不得入内”，也是晚清上海重要的慈善家，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20年。不幸的是，世人只知他的别号唐茂枝，并不知道他的正式名讳是“唐廷桂”。上海公共花园抗议事件，可看作是他在美国争取华洋平权努力的继续。

15岁的领事馆翻译

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三兄弟是洋务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犹以老二唐廷枢最为耀眼，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他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已成为晚清近代企业的标杆。1971年，香港史专家施其乐（Carl T. Smith）在撰写三兄弟传记时，不慎将老大的名字错写成“唐廷植”，从此以讹传讹，十分遗憾。不过，施其乐仍是对唐廷桂最了解的学者，大醇小疵，圣贤难免。

唐廷桂出生于广东香山唐家村，小名“阿植”，1839年，他父亲签下“卖身契”，把他送入澳门马礼逊纪念协会学校（马公书院）学习英文，按粤语发音写作“Tong A-chick”。1861年他入江海关任翻译时，使用印名“唐国华”，1864年因帮商家翻译英文文书收取报酬下狱，出狱后索性改为“唐廷桂”。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一书时，在卷首写上“兄植茂枝参订”。“兄植”只表明当时姓名是“唐植”。施其乐从他弟弟唐廷枢的名字类推，错写成“唐廷植”，从此谬种流传。

以他在上海的地位和活跃程度，《申报》一定会有许多报道。笔者用“唐廷植”检索《申报》全文数据库，返回的是0结果；用“唐廷桂”检索，则返回310个结果。一册广东唐氏合族祠记录《唐乡贤祠全书》（1907年增刻本）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全书》记载了唐氏宗亲在广州建合族祠的前因后果，中间部分是祠堂内供奉祖先牌位记录，其中正座第八层左四牌位是“清二十世祖诰授通议大夫讳廷桂号茂枝公”，左三“清二十世祖诰授荣禄大夫讳廷枢号景星公”，右三“清二十世祖诰授奉政大夫候补同知讳廷庚号应星公”，都注明系“香山房”。至此，真相大白。

唐廷桂15岁就被派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当翻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正式换文，英国急于在上海设立领事馆，却为缺乏合格的中英翻译人才大伤脑筋，不得已之下，要求马公书院院长鲍留云（Mr. Samuel Brown）遴选优秀学生派往上海。鲍留云一开始认为学生学业未成，坚决拒绝，但书院这时已迁到香港，经费由港英政府供给，实在顶不住压力，只好挑选了唐廷桂和一个从新加坡转学过来的学生Hwang T’een Siu（T’in Sau，姑且译为“黄天秀”）。1843年，15岁少年唐廷桂首途上海。现已无法了解他俩在登船时的心情，但鲍留云校长则紧张万分，不断写信询问两个少年在上海的动向。驻沪领事巴福尔回信说，两个少年的工作能力和行为举止都令人满意，对领事馆实在太有用了，要求从原定的半年试用期延长到一年半。结果，唐廷桂在上海一直呆到1845年春节过后，才重回香港校园。

不幸的是，黄天秀没能跟唐廷桂一起回归校园。英国领事馆的任务结束后，黄天秀转入海关工作，接着又给上海道台吴健彰当翻译。他受命在上海与镇江之间穿梭，结果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了同情。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黄天秀投身起义军，与老上司吴健彰反目成仇。意料不到的是，小刀会领袖怀疑他是吴健彰派出的间谍，一怒之下，把他碎尸万段。据说，吴健彰获悉此事后，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施其乐：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崇基学报》1971年10月）

24岁的美国侨领

1847年，唐廷桂以学生身份兼任法院翻译。1849年，马公书院关闭，唐廷桂转学到香港英华书院（1850年改名圣保罗书院，他在此受洗信教）。1951年年底，唐廷桂跟随他的叔叔到美国加州经商。香港教会给他写了隆重的介绍信给加州的基督教领袖。

1852年5月8日，加州报纸以《一个受过教育的天朝人》（An Educated Celestial）为题，报道了唐廷桂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他控告某个美国人对他施加威胁，英语准确而流利，姿态优雅从容，这对美国人来说绝对是个新鲜事。7月10日，该报在报道加州盛大的美国独立日大巡游活动时，特地点出“为商界所熟悉的年轻绅士”唐廷桂在华侨组成的方阵中占据着显要位置。

唐廷桂的到来，也令加州教会人士欣喜若狂。他们正在发愁如何在华侨社会中传教。很快，以唐廷桂为中心，在旧金山组织了中文圣经班。教会还从别处调来了曾在广州传教的传教士斯比尔（William Speer）到加州配合他的工作。斯比尔形容唐廷桂“谈吐高雅而谦逊”，“将会对那个充满未知而迷人的庞大帝国产生重大影响”。由唐廷桂经手劝募，华侨慷慨解囊捐钱建起了一座教会建筑。

唐廷桂的宗教热情很快减退，将精力主要放在经商和华侨公共事务方面。凭借他在商界的地位、娴熟的英文能力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他很快成为阳和会馆（由广东香山、东莞、增城、博罗四县华侨组成）领袖，这时他年仅24岁。唐廷桂的第一幕演出，是介入一项引入华人契约劳工的争议。为应对劳工短缺，加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引进华人契约劳工的立法，遭到矿工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华工可接受更低的工资，影响到他们的收入。1852年，加州州长向州议会发表演说，正式反对该项立法。

唐廷桂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向美国社会解释，华工是自由工人，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对美国有利。华侨选举唐廷桂作为代表去面见州长，希望通过游说，让州长运用其影响力说服原有矿工接受这项立法。州长在办公室接见了这个年轻华人，作了友好交谈。1853年，加州通过新立法，禁止华侨从事矿工工作。4个华侨同乡团体领导在听证会上作证，唐廷桂担任翻译，阐述中国人的立场。斯比尔牧师写道：“这个人代表其同胞发言，努力使公共舆论向有利于中国人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当时种族主义肆虐之时，唐廷桂跟他的伙伴未能扭转趋势。这一系列努力的失败，对他日后在上海的抗争行动有深刻影响。

身为华侨领袖，唐廷桂也要负责调解同胞之间的冲突，有一次差点为此丧命。两个华人同乡组织为地盘问题大打出手，第二天唐廷桂召集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试图充当和事佬，有一方强烈怀疑他的公正性，气氛逐渐紧张，进而发展到拳脚相向。突然，一队带枪大汉冲进会议室，唐廷桂跃上窗口，跳到一个铁皮雨棚上，棚子随之塌下，虽受了点伤，总算捡回一条命。

约 1857年，唐廷桂回到香港，1861年重返上海，入江海关当首席翻译，1871年出任天津怡和洋行买办。1873年，唐廷枢经李鸿章点将入主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辞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由唐廷桂接任。

“华人不得入内”事件

上海史上最牵动国人感情的，莫如公共花园（外滩公园、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学界已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加以考证，不过仍有一些未尽之处。1885年工部局公共花园规则第一条是“脚踏车与犬不得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不得入内”，也即整套规则中分别含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内容，但没有连写。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叙述最为准确：“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目前整理出来的许多知名人士回忆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一个完整句子，与档案不符，不少学者认为是事后建构出来的“记忆”。对此事如何解释，学界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1903年的周作人日记“犬与华人不准入”可视为木牌存在的最关键证据，不过这位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周作人日记中说的是从高昌庙到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刘绪源指出：“这一来一去，都是在十六铺往南的线路上走”“怎么也不会绕到十六铺以北的外滩黄浦公园这一带来。”刘绪源这个论证非常有力，也即周作人经过的公园并非公共花园（黄浦公园）。日记只证明当时从高昌庙（上海县城大南门外）到十六铺之间某个公园曾有这样的木牌，但不能证明黄浦公园也有同样的牌示。

这个公园，从周作人的行走路线判断，应该位于法租界或其周边，不可能途经外白渡桥边的公共花园。当时在华西人歧视华人，为不争的事实，不必否认，但除极个别汉学家外，他们几乎都不懂中文，就算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洋行职员也同样如此，所以才极度依赖华人买办。他们能否写出“犬与华人不准入”这样的中文牌子尚有疑问。另一方面，西方人将狗视作伙伴和宠物，西方文化中狗并无汉语中所含的强烈贬义。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有很大可能是法租界里面的越南人所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原来并无本国文字，读书都是学习汉文，这些越南人若曾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怀恨在心，有意将游园规则简化为“狗与华人不准入”一句话，可满足其报复华人的心理。据1900年《申报》报道，因发生义和团乱事，法国先后两次调越南士兵800多人到上海法租界，次年事定之后调走。不排除在他们驻扎上海期间曾代法国人书写中文告示牌，到1903年被周作人看到。

早在1881年4月，颜永京、唐廷桂等8名华人已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内。4月27日，《申报》刊出报道称：“前闻有华人具禀于英工部局，请准令华人入外国公家花园游赏。乃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内言敝园地本狭隘，不能容众，且管园之巡捕深知规矩，凡遇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赏而巡捕不为放入，本局亦深以为歉云云。”文中的“熊经园”，估计是颜永京英文名Yung-kiung Yen的回译，“熊”字在上海话中发音与Yung十分相似。

1885年11月25日，唐廷桂领衔再次致信工部局，除重申4年前的抗议外，也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工部局向华人发放入园证，每周安排两三天允许“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这个折衷方案，目的是消除工部局对一些行为不检的华人的担心，从今人眼光看来，也含有自居“高等华人”的意味，这是当时环境的产物。在递交抗议信后不久，工部局采纳了发放入园证的建议，华人终于可以游园，结果《申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华人在园内摘花的事件，反过来也证明西人的担心并非无因。工部局为此十分头痛，不久在苏州河南岸新建一个“华人公园”，公共花园仍由外国人专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签名的顺序是：唐茂枝（广东香山）、谭同兴（广东开平）、陈咏南（广东）、李秋坪（广东香山）、吴虹玉（江苏阳湖）、唐景星（广东香山）、颜永京（福建厦门）、陈辉庭（广东新会）。此前研究此案的学者都不清楚陈咏南是何方神圣。经查考《申报》，陈咏南本名陈德薰，广东人，陈善昌茶栈老板、广肇公所发起人，曾任高易筹赈公所负责人，为河南、两广救灾筹募巨款，又兼任仁济善堂董事，是与经元善、谢家福并称的义赈领袖。也就是说，参与抗议的8人中有6个广东人。熊月之说“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唐廷桂约从1873起到1897年去世，一直都是广肇公所首董。1880年代这场抗议运动的灵魂人物，非唐廷桂莫属。

日裔学者Kaori Abe研究了唐廷桂在上海充当华人与英美势力“媒介”的大量活动，称之为“条约口岸的媒介精英”。唐廷桂精通英文，早年曾充法庭、海关翻译，对西方法律有一定了解，在美国、香港、天津、上海经商多年，富有与东西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实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东西方媒介人物之一。

低调慈善家

唐廷桂在1885年以领头人身份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也与他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怡和洋行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外资商行，在上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廷桂身任总买办，不仅仅是经管上海以及江南地区的事务，还要协调怡和在中国沿海沿江以及日本、朝鲜等地的买办，为怡和的总体经营目标服务，其地位远远高于单一口岸买办。除履行总买办职务外，唐廷桂为初创时期的开平矿务局募集了大量股份，又与友人开办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烟台缫丝局，发起创办中国玻璃公司。

唐廷桂以他在中外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是公益慈善界的活跃人物。1869年，唐廷桂名列香港东华医院倡建值理。1872年，署南汇知县叶廷眷与著名买办徐润发起重建广肇公所，次年唐廷桂自津来沪，即积极参与广肇公所同乡公益事务，及后正式出任首董，沪上英文报纸称他为公所“主席”。公所下属广肇山庄，持续举办同乡先友灵柩停厝与运送回乡善举，按传统观念来看属于无上功德。1890年起，他又兼任两粤广仁善堂上海总理。

1885年发生两粤水灾，灾情甚重，灾区甚广。唐廷桂代表旅沪粤人发布《劝募两粤水灾启》，向各界广泛劝募，并利用他与洋商、买办的密切关系，向沪上15大洋行募集巨款。从赈济两粤水灾开始，唐廷桂与高易洋行买办李秋坪联手设立高易筹赈公所，在接下来的河南、江北赈灾等善举中，成为沪上举足轻重的义赈机构。1888年李秋坪积劳成疾去世，高易赈所由陈咏南接手办理。1885年联名上书工部局的8人中，唐廷桂与李秋坪、陈咏南名居前列，都是热心慈善的商界人士。

1883年，唐廷桂与浙江丝商施善昌联手改组成立沪北仁济善堂。据慈善史权威夫马进的研究，沪上原来最大的善堂是同仁辅元堂，仁济善堂改组后不久，其事业规模即凌驾于同仁辅元堂之上。晚年，他将怡和洋行业务交给其子唐荣俊（唐杰臣）打理，出任广益善堂董事，未几接任首席董事之职，为救助贫黎工作到最后一刻。1897年7月6日，唐廷桂在上海逝世。英文《北华捷报》用很长的篇幅报道了这场隆重的葬礼，颂扬他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指出“他在漫长岁月里同时担任数家慈善机构领导人，促使来自外国的新理念体现于这些机构的章程之中。”

国内学界早期对买办群体、买办阶层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个所谓“买办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二是认为买办都依附于帝国主义。汪敬虞先生从1980年代起已力矫其弊。他在《唐茂枝》一文中指出，给唐廷桂“轻易戴上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未必名实相副”。唐廷桂及参与抗议的买办群体的经历表明，他们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独立性，时刻维护华人尊严与权益，并积极持续地投身华人公益慈善事业，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通商口岸买办与近代中国慈善的发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笔者研究，1869年香港东华医院、1871年广州爱育善堂与澳门镜湖医院的创立，买办群体是主要推动力，这三个团体随后都成为所在城市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慈善机构，并具有成熟的近代形态。创办于1899年的汕头存心善堂，11个发起人中有8个买办，这家善堂长期以来都是潮汕地区慈善界的领头羊。对买办群体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进一步研究，或将部分改写近代慈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