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Xanadu，一位历史学家的徒步之旅

钱成熙

 【编者按】1月25日，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刚出版月余，便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户外“金犀牛”奖的“最佳户外出版物”奖项。一位历史学家，如何写作旅行文学呢？

2016年夏日的一天，我翻开《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读到一篇我熟悉的中古史专家，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写的长文。令我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一篇他常发表在这个版面的历史论文，而是，怎么说呢，一篇广而告之，告诉大家，他很快就要开始一段旅程——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城，沿着元代皇帝的“辇路”，徒步行走到被称为曾经是元上都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篇文章发表之日，罗新在路上已经行程过半。这几乎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但罗新有此念头却要追溯到十几年前。 “辇路”，指元朝皇帝每年从大都北上去上都的避暑之路。一首关于辇路的元诗，和一次围绕这首诗背后历史的讨论，将这位历史学家的目光引向了这条北上之路。

但是，行走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当代。发达的交通工具虽然方便，却也吞噬了当代人对“行路”的理解，对空间的感知。我还记得，前几年我决定重走一次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之路褒斜道，以自驾的方式。结果，当我坐在行驶在平坦公路上的汽车内时，空间飞速变幻，窗外景物掠过，在视网膜上留下重重难以辨认的虚影，我甚至不知道褒水何时变成了石头河。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走完了诸葛亮人生的最后之路，速度简直令人麻木，甚至恐惧。没错，我在地图上插上了红旗，但到头来，实际上，我对褒斜道依然一无所知。

所以，我太理解罗新要走一遍辇路的想法了。本书的副标题是《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在序言里，罗新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也许，紧贴大地的行走，是罗新所能找到的，观察大地本身最好的方式。带着这个问题，他在十五个缓慢的日夜里，在这条路上发现的中国，也不仅仅是地理上、风物上的中国，也是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当下和未来的中国。

即便是在他的历史写作中，罗新也常常流露出淡淡温情，在本书中更是如此。罗新的文笔流畅而细腻，从容不迫。一路写来，一草一木总关情。对壮美风光，他自然赞叹不已，对历史遗迹，他悠然神往，眼前景象常常与历史重叠——“这棵大榆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了，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徐渭从滴水崖北来经长伸地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每到一地遇见的人物，他都不无关切，细致描写中充满趣味。对观察到的社会问题，他点到即止。

偶尔，也像所有走在路上、思想却漫无边际的旅行者一样，他还会不无深情，甚至有些絮絮叨叨地追念好友。而沿途环境和自然风物的古今变化，则更多的引起了他的喟叹。现代公路的繁忙压制了行路者对自然风光的感受，当罗新走在关沟时，听着不远处汽车轰鸣，想到郦道元笔下关沟的禽鸟相和，不免有怅然之感。

快到内蒙古时，他对环境的恶化有了更敏锐的感触。湿地的萎缩，鸟类数量的锐减，植被的凋零，草原上的矿坑和铁丝网，读着不免让人心情沉重。没错，本书不像现在许多流行游记作品一样，为了愉快的阅读体验，将旅行打磨得光鲜而虚假。阅读本书时，读者得直面一些真实的丑陋，以及作者的笔下微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内蒙部分，罗新引用了蕾切尔·卡逊的环境学名作《寂静的春天》，谈到在中国将“百鸟的歌唱变成了寂静的长夜”的，不只是农药，还有捕鸟网、电网、贪吃的人类。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不免同罗新一起，站在广袤的草原上，感受着残酷的寂然无声。

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家写古道上的旅行故事，是有优势的。罗新每到一处，所写的不仅仅是简单历史掌故，更旁征博引各史书、笔记、诗歌、历史研究著作，一方面细致考证辇路地理；一面以丰富的前人文字，描述当年的辇路沿途景观，与当下所见互相映照；有时洋洋洒洒地梳理、详述明代中央政权、边民与边外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这段历史我了解甚少，因此读来甚觉新奇。罗新以熟练清晰的历史笔触，由地点串联，带领读者进入隆庆和议前后，塞北边疆地带的纷繁世界。不时引用的徐渭、萧大亨等人的第一手资料，更让我们暂时脱离真实世界，以一个明人的主观视角，好奇地审视这片陌生土地。

如果说，以上种种，是作者以大量的外部叙述，拓展和纵深他自己和读者的旅行体验的话，那在另一方面，他又一头扎进了更内在、更自我的世界。一路上，罗新有许多精神导师：走过阿帕拉契亚步道的比尔·布莱森、在路上寻找美国的斯坦贝克、只身行走于阿富汗的罗德·斯图尔特……以及正在“走出伊甸园”的Paul Salopek，计划从东非走到南美洲的他，彼时正行走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像朋友一般，罗新将他们介绍给读者。

他援引他们的著作和经历，在路上激励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地思考自己行路的意义。很多时候，这些文字让我想到前一年读完的一本关于徒步旅行的书《古道》，作者麦克法伦也是行走在那些古老的道路上，以敏感的形而下的身体，激烈地思考形而上的命题。他反复地论证走路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宣称“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他赞美双脚与大地的接触，认为“触觉是一种双向对等的行为，一种和世界相互交流的动作。”

罗新则在一次次感官的极度疲乏（水泡、炎热、沉重的肩膀、不听使唤的左腿）中，不断内观，体味行走的意义。他引用比尔·布莱森的《林中行纪》，“当你以脚步应付世界时……生活也获得一种纯净的朴素。时间不再有意义。” Paul Salopek的壮行更令罗新感到“当行走变成呼吸一般自发的身体反应，人就无限接近于大地山川的一部分，如沙石草木一般。”通过行走，人心灵的自身物质仿佛被改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走向大地，似乎都会在向外的道路之外，延伸出一条通向自我的向内的道路。

上都，在英文里是Xanadu。柯尔律治的诗作《忽必烈汗》之后，Xanadu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桃花源”般的寓意。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它是诗人的梦境，是乌托邦，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心灵花园。罗新走向上都，也是在走向Xanadu。地理上，他终于抵达了元代的上都遗址。而在心灵上，他是否也找到了一条通往桃花源之路？用他在后记中的话回答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以解忧，唯有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