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向城中村学习？反思深双“Mapping南头古城”

“乱糟糟”大概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Mapping 南头古城”带给观展者最强烈的印象。刚一进去——塑料篮子、艳红内裤，吊着的锅盖、两个鸡毛掸子、拖鞋、义肢、牛奶盒、拖把、“欢迎使用支付宝”——挂着的、贴着的、摆地上的、写墙上的，随意穿插在策展人何志森的导言里，上头顶着五个大字：“超级乱糟糟”。

我站在这面眼花缭乱的展墙前，找到导语里那句“向城中村学习”，心里有些不知所措。

向城中村学习？

半年前，正是被推送里的这六个字吸引，我报名参加了何志森博士主持的“Mapping 南头古城”工作坊。因为一直对街坊营造、自下而上设计感兴趣，也对何志森的工作坊系列有所耳闻，加上这次“Mapping南头古城”是深港双年展的一部分，我对工作坊的期待值自然特别高。我们七月读书，八月进南头古城调研，再用九到十二月的时间深化、製作，最终回到双年展主展场南头古城布展。

为期七天的场地调查，实质是一个“Mapping”的过程。根据何志森的定义，“mapping 是一个连续观察和发现的过程……记录了设计师在一个或多个不同场地内如何发现或者创造各种离散元素之间隐藏的关系”。

我们用三天半寻找 Object（研究对象），另外三天半探究 Object 与周边环境的联系。整个过程中，何志森尤其强调两点：1. Object 必须小而有趣，让看展的人觉得新颖；2. 必须运用人的视角进行 Mapping，通过细致观察（Close Observation）和跟踪（Following），寻找这个 Object 在不同尺度上与街道、南头古城、深圳、珠三角甚至与整个世界的联系。

我们找到古城里的电视机、窗户、理发店、九街糖水店、以及穿拖鞋的现象，进行一番“Mapping 研究”。但在研究之前，我感觉我们似乎已经为南头勾勒了一个大致形象——一如何志森和双年展策展团队描述的，城中村充满了底层人民的策略与诡计，是某种混乱、自发而生机勃勃的“另类新生活的孵化器（incubator of alternative new lives）”。

需要注意上述描述的浪漫化色彩。这一寄望式的预设一直主导著我们研究的思维和心态：从寻找 Object， 到 Mapping 研究，再到后来的绘图表现，我们很容易不自觉地将所见所闻往预设方向靠，去贴合浪漫预想中的南头形象。

而策展人对“小”、“新”、“奇”的强调，进一步将“学习”转变为以展览为目的的猎奇式发掘：在策展压力下，大家必须不断寻找吸引人眼球的 Object ，挖掘城中村不为人知的面貌。展览的话语、评价系统，在开展工作坊前，已成为整个研究的前提。工作坊像在对南头古城进行一番好奇的审视，却对古城的生活、组织方式缺乏深入的关注和理解。

放大来说，整个双年展充斥著对城中村、底层人民、民间生存智慧的讚美，可它的话语结构并没有触碰城中村居民的边缘地位。尤其在“城市建筑”的展览主题下，建筑师被赋予了塑造、改变南头居民熟悉的日常生活环境的权力，而南头大多数居民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是最无法“话事”的人。我们在南头调研时，双年展团队刚开始对村里的篮球场进行施工，改造为今天的“厚德广场”。篮球场是南头重要的公共空间，而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遇到的许多南头居民听到我们是“搞展览的”，立马就问“篮球场要搞什么？听说是不是要建商场？”

另外，短期工作坊的形式注定了我们的“调研成果”只是一些糙浅印象。在时间的限制下，我们并未完全熟悉南头便要开始行动，居民也没与这群空降的年轻人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

在方法论上，何志森的“Mapping”强调从“人的视角”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式观察，例如：观察大爷一天的起居生活，或跟踪阿婶去菜市场——以微观、动态的主观视角对抗静止、笼统的宏观叙事。我想，“人的视角”的主观性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是谁的视角？工作坊以我们这些外来观察者的视角为切入点开展，但对自身在叙事中扮演的角色、构成的影响没有丝毫自我警觉的意识——我们怎么定位我们的角色进行研究？ Mapping 的成果是怎么通过我们的视角被创造的？我们在展览里呈现（Represent）的内容，在假装它是现实吗？“Mapping 南头古城”似乎无意探讨这些问题，反而在更关注展览的情境下，通过时间切片、连线、剪贴去强化视觉感官的主观性。

或许“向城中村学习”这句话本身正暗示了这一主观观察的不平等性。通过“向……学习”，在学习的主体（策划“Mapping 南头古城”的何志森与我们这些学生）和客体“城中村”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晰的二元界线——学习的主体和目的都是“非城中村”的：我们将自己视为因工作坊而进入南头的短暂外来者，想象、审视城中村，而产生的知识“可以演变为设计师的工具，甚至政府管理和规划的政策”。简而言之，工作坊建构着一个非城中村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话语，而城中村仅仅充当我们的工具，去补充我们的需要。

城中村式东方主义

调研之后的制作、策展过程，不断强化这种不平等的观看。整个“超级乱糟糟”的展场如同一场城中村式超级视觉盛宴。

握手楼、摩天楼、废墟、市场，各种场景元素经过黑白化处理后，堆叠成一幅幅城市奇观；而画里坐着走着站着的人物，如同贴上去的摆设，不与观众沟通，仅仅构成某种对城中村的印象。 运用在各个角落的红白蓝蛇皮布和纸皮模型，无疑也充满“城中村味道”。

策展过程中，何志森多次强调“展场要有城中村那种 feel”，“乱一点”、“不要太整齐”、“不要太干净”——这与工作坊阶段对趣味性的“猎奇”或许一脉相承：南头古城内的真正的日常生活被扁平化，代之以各种感官层面的，缺乏语境的城中村视觉符号。 通过堆叠、重复、放大，这些符号又被强化成了奇观（Spectacle）一般的视觉盛宴：巨大的拖鞋圆盘、反复播放的嘴、层层叠叠的窗户架子、旧电视机，视觉可口，但表意模糊。

可是，当这些拖鞋、锅盖、内衣裤、牛奶盒被摆在展厅里，其语义早已超出了本身的日常意义。在展览中，它们代表城中村作为被观看客体，为观者提供魅力和兴奋感——容易被消费，却无法在“城市共生”这一议题上给观众带来更深思考：是谁的城中村？共生又是谁与谁之间怎样共生？展览没有任何意愿启发这些思考，反而向观众强化了“南头内—外”的二元关系。

展览的叙事不断暗示观众：南头以外是现代化的都市，人们不会像古城里的人一样在街上穿拖鞋或围聚著看电视；尤其旧报纸、旧窗户、二手老式电视等物料的使用，在观念中把南头放在过去的时间点上，以其“不够现代”与城外的“更为现代”构成差异。和从前东方主义想象突出非西方他者的异国情调相似，展览运用城中村视觉符号去强调“奇特”与“城中村味道”，正反映出它从“非城中村”出发的不平等观看，并这种主观投射下进行欣赏和赞美。

整个展场像是一场自说自话的庆典，维持着二元结构下的观看距离，又在这个投射下欢庆着、讴歌着城中村和生活在里面的人。可是，我们有什么道德依据，拿着这些拼拼凑凑的纸皮塑料去描绘/代表（represent）一个我们投射出来的南头古城？展览真的做到“向城中村学习”了吗？

共生

让我们回到最初，也是最终的问题：“城市共生”。

在现有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下和近四十年快速城市化的实践中，现代化都市发展被赋予了话语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城中村常常被想象为与城外都市截然不同的，聚集了贫穷人口、高密度、脏乱差的“飞地”。“城中村”这个词，体现了它的尴尬地位：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因为已经被包含在了城市里；但它又被城市排斥出去，以“村”的名义，将城市划分为都市和非都市。城中村不会在关于大都市的美好叙事中出现，大多生活在城中村外的人也从来不会想要走近这块飞地。而住在城中村的居民，许多是没有深圳户口的低收入外来务工者，也寄望着哪天能够搬离这里。

深港双年展作为一个城市建筑偏向的大型展览（包括“Mapping 南头古城”），关注城中村议题，并提出“城市共生”，自然有其魄力。

不过我们应该如何“共生”，展览如何推动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作为“Mapping 南头古城”的参与者，我似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思考和努力。讽刺的是，它讴歌着城中村的草根性，反对自上而下的拆除运动，但同时严重依赖双年展的视觉系统和运作机制来推动整个项目。这样一来，对“草根性”的赞美实质上偏移了南头自身：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双年展，对于南头古城，则仅仅“为我所用”地浪漫化、工具化。

“Mapping 南头”的展览正是通过“反正统”和“重视城中村”的姿态，建立起了自身的话语：对自上而下的做法发起质疑，并借助“城中村feel”的视觉来构建自身“接地气”的形象，进而塑造策展人自己的前卫身份（avant-garde）。

可是“共生”在哪里？工作坊做了，展览策了，游客走马观花地来了。现有的话语结构依旧，流动的人们来来去去。在许多住在城中村里的人看来，他们与双年展扯不上多大关系，这里依然不是他们愿意久居的地方。调研过程中，我问过许多人：“你喜欢这里吗？喜欢深圳吗？”“为了生活。”是他们给我的答复。“没有什么喜不喜欢的，赚了钱就回老家。”如果不能建构起共同的身份认同感，使“城中村”成为大家乐意在这里定居、生活的空间，“共生”、“学习”都成了可怜的自说自话。临近新年，我和朋友回到南头看展，古城里做生意的阿姨对我说：“你们那个展览，我都没去看呢。”

我想，这正是艺评福斯特（Hal Foster）在“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中提到的问题。福斯特认为，以艺术机构为的话语核心的定点艺术（Site-specific Art）的介入，容易演化成为了自身的利益（例如展览的社会影响力、经济发展、艺术旅游）对社区进行不恰当的利用。艺术史学家祈大卫（David Clarke）在“Dialogues on the Future of Engaged Art”论坛上也提到艺术家的角色在参与式艺术中的潜在问题：“有时候职业艺术家的作品骑劫了场地本身，却没有做到社区参与。”

如果展览的话语结构必然存在，作为从外界进入的参展人（建筑师、艺术家），应该怎么定位自身的角色？意识到自己在参与双年展中的诸多问题后，我反反复复思考了很久：也许应该在南头里待更久，也许我们提的研究问题要更深入，要有严谨的方法论，要对展览的话语结构有高度的警觉……我想不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许我们的“介入”需要打破自我中心的二元思维，让目前的“被研究对象”成为行动的主体，参与和发声。又或许，我们可以反叛地利用现有的话语结构，解剖自身参展人的角色和视角、挑战展览的观看结构。

在今天中国城市发展的语境下，“城市共生”是一句很有创见的口号，但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学术界、艺术界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前辈正在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何志森的工作坊对于参与者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和经验。希望透过反思，我们可以在'城市共生'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