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广州昌兴街出版往事寻踪

原创 许瑞生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广州昌兴街出版往事寻踪

许瑞生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我对广州城区的昌兴街的关注始于2019年修复杨匏安旧居时对历史时空的读解。2021年在研究“胜利大营救”中的进步文化人早期活动时，我发现多位文化人与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编辑部有关系。近日再次走访广州昌兴街《新青年》社址、创造社广州分所社址和长寿东路《救亡日报》旧址，特形成此文。

01

指引青年的红色摇篮：

《新青年》广州社址

从东风中路至广卫路，拐入壬癸坊，再进入昌兴街，可以寻找到《新青年》上世纪20年代在广州的社址——昌兴路28号。从1923年的历史地图分析，中山路时称为惠爱路，北京路称为永汉路，与永汉北路平行的就是昌兴路，有时称为昌兴新街。街的南面接惠爱中路，交会处为大新公司，北面接广卫路，在广卫路北侧是交涉署和财政厅，南侧有广大邮局和福音堂。昌兴新街北面西侧有四喜坊和景贤坊，南面西侧有祥合坊。

图 |1923年广州历史地图上的昌兴新街与周边道路关系，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192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报《向导》周报自21期起也移至广州昌兴街28号，一直至1926年4月12日。

《向导》在1923年5月23日第26期刊出新青年社启事：“本社总发行所现已迁移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八号楼上。” 1926年8月15日欢迎订阅启事预约处：广州财政厅前国光书店向导周报社。广州的国光书店负责人是黄国梁，五华人，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共产党，负责广东区委财务管理。后委派在财厅前永汉北路经营国光书店，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均有交往，1927年遇害。

从1921年4月1日第8卷6号至1926年7月25日季刊第5号，《新青年》在广州共出版16号，陈独秀、瞿秋白仍然发挥主力军作用，所写的文章最多。第8卷第6号依然是陈独秀文章为首篇：《新教育是什么》。陈独秀自己加上按语解释文章来由：“本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扬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 文中陈独秀先生用广州、香港没有下过冰雪的例子，强调理科教学中眼见为实的重要性。

同一期还刊登李季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自1917年11月俄国布尔扎维克政府成立后，又有少数人提倡社会主义，及‘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学说盛极一时，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这可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文中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与孔教的大同、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三宗教本质的差异，从中国工人与农民生存现状论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作者李季落款为“民国十年一月四日作于广州看云楼”，李季随陈独秀一同南下，所住的泰康路回龙桥寓所称为“看云楼”，兼辟为《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李季同住的还有潘赞化和袁振英。袁振英，广东东莞人，1915年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8年7月毕业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员。1919年赴菲律宾从事报业，1920年2月回香港，后又回广州任《新民国报》编辑。1920年7月赴上海，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并开始参与《新青年》编辑。当陈独秀南下，袁振英、李季两位学生一起到广州陪同老师，1920年12月受陈独秀委派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校长，同时参加《新青年》编辑，1921年8月辞去校长一职，赴法国里昂留学。他在《新青年》发表《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译文）、《易卜生传》等文章并负责“俄罗斯研究”专栏。《易卜生传》是袁振英的毕业论文，发表于1918年6月《新青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1951年任广东省文献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新青年》第8卷第5号于1921年1月1日出版时陈独秀已经在广州，但仍使用上海“群益书局”名号。第6号4月1日出版，地址为广州昌兴街26号，此期杂志尾页刊载“编辑室杂记”，告知读者：全部稿件在上海付排时，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抄，“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

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函鲁迅、周作人：

豫才、启明二先生：《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们两位，如何，乞赐复。

弟独秀

二月十五日

鲁迅和周作人依约在此后几号《新青年》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或者译文。《新青年》第8卷第6号刊发启事：“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与上海无异，特此奉闻。”第9卷第6号又刊发启事：“（一）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照旧章办理！（二）本社出版的《新青年》和各种丛书，上海方面已托商务印书馆、伊文思图书公司代售，诸君如欲购买，请就近接洽吧！”

从第9卷第1号至第2号，陈独秀、李达、李季、陈望道、高一涵、李汉俊、周佛海、成舍我、沈雁冰、沈玄庐等均有文章发表，杂志出版时间分别是1921年4月1日和6月1日，以上两期发表了若干篇具有马克思理论指导色彩的文章、杂文或者译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理论初步准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文章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逐步增多时期，也是《新青年》撰稿者群体分化阶段，共产主义理论或者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文章几乎每期至少有一篇。

《新青年》从1923年6月15日改为季刊出版，刊头语为“新青年的新宣言”，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具有大同思想的诗作为开篇。《国际歌》在此期发表，瞿秋白文中写道：“‘国际’一字——欧洲文为‘International’，歌时各国之音相同；华译亦当译音，故歌词中凡遇‘国际’均译作‘英德纳雄纳尔’。”在月刊停刊将近一年后，季刊中刊有瞿秋白的《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依然是至少有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如第2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号有《马克思辩证法底几个规律》。从第4号开始更多地介绍列宁，如《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解决》。

《新青年》后几期呈现另一特点，与孙中山、国民运动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了， 并开始刊载有关广东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文章。1925年4月22日开始复刊又改为依号记，第1号仍然是列宁的理论和介绍，第2号出现瞿秋白文章《孙中山与中国国民运动》，第3号瞿秋白的文章是《国民会议和五卅运动》，第4号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第5号已是最后一期，出版于1926年7月25日，刊有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图 |2019年广州鲁迅博物馆举办“红的文学”展览中的《新青年》在广州出版的杂志

2019年广州鲁迅博物馆举办“红的文学”展览的所在地就是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的旧址，20世纪20年代这里的进步学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后来他们投身革命，有的成为“左联”的作者。在广州办的《新青年》，自然具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如陈独秀在传统的通讯栏目中，多次与广东读者对话，文章数篇是在学校的演讲稿，广州青年学子读起来自然亲切。年轻的广州市委书记吴毅1924年进校在广东大学读书时，《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正好在广州出版，吴毅1927年6月参加革命活动被校长戴季陶开除学籍，1928年遇害。中山大学学生毕磊1922年进校，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4月23日被害。陈铁军1924年入校，1928年成为刑场上的婚礼的新娘，被害。陈铁军的女校友和战友区夏民，1926年入校，1928年底被害。还有两位《新青年》的读者洪灵菲、戴平万，从小相伴在韩江成长，共赴省城于1922年入校，1926年中山大学毕业。赴上海后洪灵菲和戴平万与创造社同仁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成为左联12名发起人之一，惜洪灵菲1934年被害。

02

新文学重要一站：

创造社广州分所

在昌兴街还有一家新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出版社——创造社广州分所。

图 |1926年5月在广州的创造社同人郭沫若（后排中）、王独清（左一）、郁达夫（前排坐者）、成仿吾（右一）四人合影

1926年2月郭沫若受聘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推荐郁达夫任英文系主任、广东大学出版部主任。是年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创造社同仁齐集广州时，由周灵均、张曼华负责广州分部，决定在“昌兴新街42号的二楼，定下了不宽不窄的两房一厅的部所”“分部初开幕的时候——4月12日，我们都还没有把房子布置得十分妥备，各种书籍都还没有寄来（两个小书架子，只放着两百多本的《洪水》及《创造月刊》），便承许多读者的欢迎与光顾” 。1926年5月在广州的创造社同人郭沫若、王独清、郁达夫、成仿吾四人合影，成为创造社最经典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照片。1927年1月28日王独清所写的诗作《留别——献给同情于我的广州诸朋友同志》发表在《洪水》第三卷第30期。

图 |1927年1月28日王独清所写的诗作《留别——献给同情于我的广州诸朋友同志》发表在《洪水》第三卷第30期

受聘于广东大学任教的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王独清、郁达夫等曾在此分部讨论创造社的社务，郁达夫《日记九种》“劳生日记”有多处记载此分所，广州分所是北平分所成立后的第二个分所。负责人周灵均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他离开后分所由张曼华接替负责。1926年9月在此址，创造社的数位创办者云集广州举行第一次理事会，郭沫若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创造社社章》。此社址郭沫若和成仿吾曾居住过。鲁迅在1927年9月24日日记中记录自己到创造社买书一事，“往创造社选取磨坊文札一本，创造月刊、洪水、沉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坚不收泉”。广州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是在此第一次见到鲁迅和许广平。

穆木天、冯乃超等在此时期发表了许多具有历史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两人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为同学，1925年12月穆木天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毕业，论文是《阿尔曼·萨曼的诗歌》。穆木天回国后在广东大学任教并参加创造社的活动，1926年3月16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发表了创造社重要成员穆木天写给郭沫若的一封关于诗歌的通信《谭诗》，此时是穆木天从日本归国前一个月， 该文是穆木天有关象征主义风格诗歌的理解。穆木天的代表性诗作《献诗——献与我的爱人麦道广姑娘》1926年12月10日写于广州，几乎被所有穆木天作品集所收录。

图 |1927年9月24日鲁迅日记手稿，记录到创造社买书

1927年4月穆木天诗集《旅心》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收录了《献诗》外，还有《弦上》写于1926年6月，《沉默》写于1926年6月。冯乃超的诗作集 《红纱灯》是1928年4月20日创造社出版社出版，共43首诗作，大部分发表在1927年的《创造月刊》上，该诗集为创造社丛书之一。

03

文化人以笔为枪：

《救亡日报》广州办报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为主导的《救亡日报》办报生存三年零两个月，在广州正式出版10个月21天。《救亡日报》广州办报，是在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下艰苦岁月顽强生存下来，没有薪水和稿费，最大的奖赏是“最多有谁为香港写了篇稿子，当时流行的一句玩笑话就是谁在‘冒港币前进’了，于是笑过之后稿费也许就送进甜品店，每人喝一碗番薯糖水或龟苓膏、双皮奶完事。” 一批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笔为枪，召唤着民众民族勇气的觉醒。

1938年1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先设在德政北路7号二楼，后又搬至百子路10号廖仲恺故居，云广英任主任。粤版的《救亡日报》时则设立在长寿路90号，夏衍带领一班新老兼有的文化人包括林林、廖沫沙、叶文津、郁风、高汾等在此参与办报。

图 |廖承志（前排左三）、夏衍（前排左二）、叶文津（后排右二）、郁风（后排中）等在《救亡日报》宿舍前合影。前排左一为茅盾、后排左一为潘汉年、后排右一为司徒慧敏

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请他转告港督，八路军有意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受海外华侨的捐赠。1938年1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上海沦陷后，广州成为对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日的重要中心。1937年12月27日潘汉年、夏衍从上海乘同一轮船抵达香港，廖承志随后乘火到广州转乘粤港澳客轮抵港。三人聚首后，夏衍根据中央安排马上到广州复办原在上海出版的《救亡日报》。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选择了皇后大道中18号为办公地点，设立电台。

夏衍在广州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与云广英单线联系。根据夏衍1981年的回忆文章《记者生涯的回忆》一文，在上海沦陷后国共合作编辑出版的《救亡日报》停刊而选择广州继续办报，在粤国民党要人余汉谋、吴铁城均给予支持。为争取在广州早日复办《救亡日报》，先派了由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组成的先遣队到香港转广州，通过郭沫若先生关系在西关长寿路找到报社办公地点。

根据郁风女士的回忆，叶文津向姐夫建筑师陈先生借用在观绿路（旧名官禄路）的小洋楼作为宿舍。叶文津是广东东莞人，1914年出生，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37年6月回到上海，在姚潜修介绍下与夏衍相认识，在上海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10月离开《救亡日报》，他后来成为潘汉年手下的中共情报人员，香港沦陷时，进入香港抢救中共香港情报组织的人员和设备。1941年9月在上海叶文津以叶德铭的名字在《政治月刊》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实际是接受任务潜入日本人的群体中，任“东亚联盟上海分会”主任秘书并参与报纸编辑。1949年在香港陪同何香凝女士和女儿廖梦醒，按照中央的指示，乘“大西洋号”轮船北上参加新中国成立前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57年因潘汉年事件受冤入狱及劳动改造多年。1980年1月平反后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同年6月15日因心脏病发去世。

在广州办报期间，参与《救亡日报》撰稿或者其他活动的广东籍文化青年众多，有华嘉、陈紫秋（陈子秋、陈小秋、陈秋帆）、蔡冷枫、谢加因等同志加入报社，欧阳山、草明、司徒文森、黄新波等为报社义务记者。工作人员不支薪水，写文章不付稿费。高灏和高汾姐妹流亡到广州，找到报社得到接纳。在广州的进步文化人陈残云、陈烟桥、林焕平、周钢鸣等随叫随到到报社或者宿舍帮忙。彭启一先生的回忆文章写到：“我和钢鸣由沪抵穗时已是二月初。社址是长寿东路一幢三层楼单开间的房子，比上海大陆商场那间办公室来说是略具规模了。楼下是发行部，二楼是编辑部，三楼一部分堆存报纸，一部分作同人宿舍。”1938年在广州还创刊《十日文萃》，编辑为肖聪，在桂林继续发行，编辑是王仿子。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 粤版复刊号 （第87号）在广州出版发行，郭沫若先生为复刊题了字：“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同时以此为题目发表了一篇短文。在广州，林林担任《救亡日报》编辑部主任兼副刊主编。林林，也名林仰山，福建人，193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是左联东京分盟干事会负责人。在《救亡日报》广州时期最重要的一股新生力量就是左联东京分盟成员，这些年轻的文化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林林在广州办报时期，根据夏衍同志的意见，创办《十月文萃》，从《救亡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选择内容有份量、参考价值高的稿件，十日结集出版，在广州具体编辑是肖聪，在桂林时是王仿子。林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文化参赞、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1938年4月，叶文津、姚潜修以《救亡日报》记者身份采访过叶挺将军、吕正操将军，毛泽东《论持久战》首次通过《救亡日报》连载在广州见报。

1937年8月21日至1938年8月，学美术出身的郁风一直在《救亡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时年21岁。在上海郁风参加了《救亡日报》担任漫画插图记者，当时《救亡日报》办了一个副刊《救亡画刊》，刊载版画和漫画。上海沦陷后，1937年11月郁风与林林、叶文津、姚潜修、于立群一起同批乘海轮抵香港再转广州，作为先遣人员抵达广州寻找办报所需要的住处和办公地点、印刷所，继续在夏衍领导下办《救亡日报》，1938年2月8日《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延续《救亡画报》的功能，林林为主编，郁风成为主力，同时郁风逐步提高文学水准而兼具有文字记者的能力。

图 |叶文津（左）护送何香凝（前坐者）、廖梦醒（右）从香港北上在“大西洋轮船”上的合影

高汾女士上世纪80年代留下两篇情真意切的回忆文章《我们姐妹俩》和《夏衍和〈救亡日报〉》，文中回忆了在广州与《救亡日报》一起成长的过程。高汾与姐姐高灏在广州参加报社工作时年仅18岁，是实习生；姐姐高灏21岁，已成为正式记者。高灏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家乡江阴县沦陷后，高灏带着母亲和妹妹从江苏一直流亡到广州，姐妹俩天天从三楼下楼取订阅的《救亡日报》，后来她们根据报纸上地址找到长寿路50号报社，正好遇见叶文津和姚潜修在报社，高灏鼓起勇气提出希望到报社帮忙。不久高灏先进入报社，她们所住的箭道巷被炸后，得到报社的关心腾出一间宿舍安置她们，高汾也进入报社，在这里得到夏衍、林林等众多文化人的指导，在报社得到锻炼具有独立工作能力，高灏在广州发表特写、散文等多篇，大约15万字，邓颖超在广州时曾接受高灏的采访。高汾1938年7月由周钢鸣和林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撤离广州至桂林继续办报，姐妹俩还在桂林参加戏剧活动。皖南事变后从桂林又到香港，高汾参加新闻工作，香港沦陷时与茅盾、戈宝权等文化人隐蔽在一起并在香港中共地下党和东江游击队营救下脱险。

夏衍在《广州最后的日子》一文中写道：“这天晚上，广州文抗会发起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还照常开会，还到了近百的青年。我心里想，一个礼拜乃至十天，总还可以支持吧，看了改了版的十月二十日的报纸大样，带着夸示的心情再校一遍特派战地记者草明和胡危舟的战地通讯，回到宿舍去睡了。自从日寇南犯以来，特派记者到前线去的只有《救亡日报》一家。”20日的清晨，“我们开了一次留粤社友和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决定另觅印刷所继续出版，并且将这一天无法邮递和发行的报纸无代价地分发了西濠口黄沙车站一带的‘难民’。”在20日半夜，开完编辑部会议决定21日之后停刊，夏衍写了《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的文章。利用等候大样到来之际，夏衍和林林在报社编辑室墙上刷上抗日标语。

夏衍与12位同事在21日凌晨4时穿过六二三路抵黄沙，过江到石围塘车站搭乘六时最后一班火车撤离广州。夏衍根据组织的安排，辗转桂林、香港之间继续办报，1949年4月28日根据党中央安排，与潘汉年、许涤新一起离开香港北上。

1980年秋在北京，原《救亡日报》的同事夏衍、林林、草明、郁风、高汾、张尔华、王维、王仿子、刘和坤，劫后重逢，齐聚北京中山公园并合影留念。

2022年4月26日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尹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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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纪》杂志 |广州昌兴街出版往事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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