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技术多样性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社会各界公认创新就是多样性知识技术组合的过程，但就技术的相关多样性（RV）和非相关多样性(UV)的实际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效应存在认识分歧。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发布的《2022–2027战略：一起改变明天》已明确将思想、人才、活动、技能、机构等的多样性、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建立连接并打破研究和创新体系孤岛的连通性作为四个变革的原则之二。我们认为，技术相关多样性、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对地区经济增长一般会分别产生正向与负向影响。长三角经济和创新发展水平高、技术门类多，而内部又存在一定差异性，有利于将其作为全国的缩影进行研究，同时又能够为全国提供一个较高水平的参考样本。

不断演化的长三角地区技术多样性时空

采用熵指数方法可以精确测度城市的技术相关多样性与技术非相关多样性[d1] 。技术相关多样性，可理解为技术门类多，系统性强；技术非相关多样性[d2] ，可理解为技术门类杂，内部关联性弱。

对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每年的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水平进行平均，可以刻画出两种多样性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图1）。长三角总体技术多样性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技术相关多样性水平处于0.181-1.045之间，由2004年的0.196增长至2018年的1.050；技术非相关多样性总体处于1.597-3.802之间，由2004年的1.597波动上升至2018年的3.802。

图1  2004-2018年技术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变化趋势

分别以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为横纵坐标，以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的中位数为分界线，可以绘制出每个城市两个指数的组合分布散点图（图2）。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主要位于第一（RV高—UV高）、第三象限（RV低—UV低），说明两类相关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也存在差异性。

位于第一象限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长三角核心城市为主。其中，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在测量测试、计算推算或计数等领域均有大量多样技术的分布，上海的基本电器元件、杭州和南京的电通讯技术以及合肥的制冷或冷却技术是各自多样化技术集中于前列的领域。

位于第二象限（RV高—UV低）的是金华、连云港和泰州。金华和泰州的主要技术集中于基本电器元件、机床和医学领域，而连云港则在医学、有机化学和测量测试领域有大量相关技术分布。

位于第三象限（RV低—UV低）的城市以亳州、池州、宿州、阜阳等经济和创新能力均相对落后的城市为主，两种技术多样性水平均较低。

位于第四象限（RV低—UV高）的是衢州、马鞍山和盐城，其技术分布的领域较为分散、但各个细分领域内的技术多样化程度不高。

图2 长三角城市技术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分布情况

在空间分布方面，以2004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代表年份，使用自然断点法可以将长三角41个城市的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分为4个层次，颜色越深则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的数值越高。

长三角技术相关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较稳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的东部地区，呈现多点集聚的特点（图3）。2018年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及其周边城市。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淮北、宿迁、六安、池州和黄山。在时间维度上，技术相关多样性数值范围较为稳定，在2004年、2010年和2018年均落在0-1.394的数值区间范围中。2004-2010年，技术相关多样性从以上海、杭州为中心两点集聚演变为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为中心4点集聚，南京和合肥两市技术相关多样性水平的高值崛起带动了安徽东部地区城市脱离了技术相关多样性低集聚区。2010-2018年，技术相关多样性的低值集聚区继续萎缩，高值集聚区依旧保持多点集聚的特征，但其重心逐渐向南移动，且长三角大部分城市是属于高值和低值集聚区的过渡地带。

图3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长三角地区技术相关多样性分布

长三角技术非相关多样性时空分布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的分布态势（图4）。2004-2018年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呈现先向上海及其周边核心城市集聚，后向苏北、安徽和浙南地区分散的趋势。技术非相关多样性水平在此期间不断上升，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其数值范围从2004年0-3.72的上升至2018年的3.28-4.08。2004-2010年，长三角的技术非相关多样性不断集聚，最终形成Z型空间分布格局。Z型格局在2010-2018年间被打破，高值集聚区扩散至浙江的南部和江苏的东北部，之前的高值集聚区大部分成为了高值与低值集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这是由于原先上海、苏州、南京等高值集聚区的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发展已经处于成熟稳定的阶段，并开始向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相关领域发展所致。

图4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长三角地区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分布

从z型向3型演化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格局

将长三角每个城市2004-2018年平均后的实际GDP值从小到大排列，将实际GDP的小于等于平均后的实际GDP第14个数值（625.5亿元）的样本划定为“低值”、大于平均后的实际GDP第27个数值（1923.5亿元）的样本划定为“高值”，在二者之间的划定为“中值”（图5）。总体来说，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于上海、省会城市、苏南和浙江东北部。2004年，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就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高值”区域，而安徽全部处于“低值”区域。2010年，经济增长的“中值”和“高值”区域不断向西延伸扩张。江苏全部城市均已进入“中值”和“高值”区域，合肥由2004年的“低值”区域一跃进入到2010年的“高值”区域。2018年，长三角绝大多数城市已经进入到“高值”区域，仅有安徽的淮北、池州和黄山三市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图5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分布

技术的相关多样性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相关多样性则具有负向影响

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技术相关多样性（RV）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UV）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创新能力（百万人专利授权量）为中介变量，以人口规模（城市常住人口数量）、投资规模（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规模（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开放度（FDI）、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等为控制变量，分别度量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控制变量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三个与价格有关的变量同样进行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对所有的控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性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保证了对于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可信性和可靠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技术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未加入其他变量时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相关多样性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技术相关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无变化，体现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技术相关多样性的系数值最终为548.2，技术非相关多样性的系数值最终为-195.7。在控制变量中，人口规模、投资规模、政府规模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资本增量和政府投入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依存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均证实了长三角地区的技术相关多样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则会显著地抑制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小。

创新能力在技术相关多样性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创新能力对技术相关多样性正面作用的传导更强，而对技术非相关多样性负面效应的传导能力更弱。

充分发挥技术相关多样性优势，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

（1）依托优势技术领域，支持相关多样新技术的产生。

由于相关多样性的技术能够带来具有较近认知距离异质化知识，更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不同技术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不同知识的融合和经验迁移。一是依托地方优势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加强技术前后向关联性。二是打造更加开放、共享的公共研发服务体系，进一步改善技术的研发、交易、孵化等环节，增强技术关联。三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来说，还应该通过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强的城市建立联系、积极引进外部技术、增加本地知识种类的丰富程度，努力吸收外部知识，避免知识结构过于狭窄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合理控制技术多样性的水平，避免地区技术非相关多样性水平过高带来的经济抑制效应。

（2）促进知识要素流动，增加技术知识结合的可能性。

技术相关多样性带来的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正向外溢效应主要是相关多样知识更容易组合进而产生持续性创新驱动增长，而技术非相关多样性的经济增长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认知距离过远知识不易相互结合造成的。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升不同知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弥补认知距离过远带来的不易相互结合的不利影响。政府一方面要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知识要素充分的流动和技术的正向溢出，为知识更高效率地结合打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另一方面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打通知识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增加知识结合的可能性。

（3）增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提升地区创新能力。

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积极培育科技型企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供给质量，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式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提升违法成本，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创新活力。

（作者滕堂伟系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基地教授，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佳宁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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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