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角 | 宇宙的精神规则——占星与文学

原创 赵彦 花城

精彩预览

在这篇并非为普及星座而主要探讨文学创作的文章里，作者从有趣的角度与读者们分享了占星学上那些所谓的“宇宙精神规则”是如何与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对应的。

是太阳与月亮，金星与水星，土星与火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彼此的距离和形成的角度造就了我们现在斑斓的社会图景和文学事件吗？它们可以让我们瞬间成为未来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吗？

宇宙的精神规则

——占星与文学

赵 彦

一

当古人遥望天际时，万里之外那个有着闪亮的外观、邈远的距离、永恒的规则和确定的秩序的世界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因为它正好对应着我们平凡的尘世环境：直接的，有形的，易逝的，所有的存在都由貌似质地粗劣的物质材料构成。

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多年前在对亚马孙河流域考察后认为美洲神话是建立在一组组相互对立的概念的基础上，事实上几乎所有文明最早的认知也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组组对立的概念之上的：左和右、上和下、前面和后面、男人和女人、黑暗和光明、善良和邪恶、天国和尘世……几千年前，古人中那些最善于观察的人——他们就是后来的占星术士和天文学家——注意到了天国与尘世的巨大差别，尘世生活似乎变动不居，不可预测，最终导向衰败，可天国却正好相反。天空中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种超越人类时间的永恒美德，那些发光的星体每二十四小时让我们看到一次，并且总是在相同的位置，就算有微小的位移，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切实可靠的规律。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天体运动还遥远地响应了人们的尘世生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就认为天上发生的事预示着人间的变化，希腊式占星学家早就通过一个人出生时的诸行星位置来推断个人性格和命运，而柏拉图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天体都是有神性的，它们特定的空间排列和运动方式可能引起人类性格的变化并预示着人间有大事发生。占星术中两两对立的十二个星座特征正好对应了人类生活中十二种基本精神特征，这种认识论既与我们的神话思维一致，又与现代心理学相容。因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星术差一点儿就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事实上，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和天文学就一直合用同一顶神秘的遮阳帽，以便向我们部分透露同时又尽最大可能地隐藏起宇宙的诸多秘密。导致两者真正分道扬镳的是精确性。《西方思想史》（理查德·塔纳斯）说是托勒密学派首先注意到的这一点，当天文学在处理各种完美的天体运动并建立起自己抽象的数学运算公式时，占星术仍穿着它模棱两可、宽大的似乎是神学的袍子在言不及义地预言着零碎的人类活动，它的箭矢击不中科学严肃的靶。最终，它从思想的队伍中被清除出去了，成为处理心灵问题和社会人际关系的旁门左道。

但占星术那种努力留下来了，也就是说，它极力帮助人们从星空寻找一种确定性和宿命论的殷勤被后来的占星爱好者继承了下来了。它寻找某种绝对单一的事先规定好的命运的理由，神化秩序，拒绝混乱，将变化视作这架规律机器上制造出来的凌乱的搏动（例如行星突然的逆行在古代占星术中被视作不祥的天象），给了我们某种安定感。因而占星术真正的本质是，人类希望能够摆脱变化无常的偶然性的支配，找到一种有序的凭人力即可感知到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必须由诸天神按照行星的运动来加以规定。靠着这样一种从宇宙中得来的安全感，人们才得以免于生存的恐慌。占星术还安慰我们，宇宙中那些闪亮的天体给我们提前写好了剧本，哪怕我们面临最坏的遭遇和结局，都无须自责并加罪于他人，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些依剧本扮演角色的演员。

所有暗示中，最为重要的是，占星学认为人不是作为改变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出席者。舞台早就搭建好，那些行星的照明和道具已各就各位。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宇宙中事先存在的那种不可撼动的确定性也将我们个人的努力大大地贬值了，比如天王星平均七年穿过一个黄道星座一次，海王星是十四年，冥王星是二十年，这些行星的运行周期和运行特点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时代特征，因而有些时代就被认为是为天才准备的，而有些时代注定让我们碌碌无为；某些行星的违规行为和各种游荡会催生出文学和艺术之花，也能让哲学更为璀璨。比方说，海王星那种漫无天际的徘徊式运动方式导致了人类中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犹疑气质，天王星的破坏性本质引领了人类社会一些重要的变革，冥王星和行星逆行可造就哲学式的深刻思考和反省；此外，三宫代表语言，五宫代表创作能力，和谐的行星相交的角度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顺畅地行使他的天赋……根据这些理论，是太阳与月亮，金星与水星，土星与火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彼此的距离和形成的角度造就了我们现在斑斓的社会图景和文学事件，是它们让我们可能瞬间就成了未来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托马斯、马尔克斯、福克纳，也可能只是一群普通读者中的一员，或为卡夫卡《城堡》中某句高深莫测的话而欣喜若狂，或沉醉于村上春树肤浅的直抒胸臆，或着迷于博尔赫斯在哲学和智力上的装神弄鬼，或此刻成为皱着眉头阅读我这篇文章的文学爱好者，也就是说，最不济的我们也能在读者层面上形成我们独特的气质和平庸的智力。此外，某种文学史上的写作风格，某种写作姿态，某些主义，某些作家专注的领域，叙述语言在字词上的张弛，故事的黏腻程度，感性的容忍度，理性的坚硬度，想象力的深井和广场……都与作家们的星座（星盘）不无关系。

二

如果说占星术是古人帮我们从天体上找到一些确定性以便我们能够从容看待命运给予我们的那些混乱和苦难，几乎同时期出现的文学则是有意要在似乎是确定的命运中制造某些不确定性，通过这些“不确定性”“不可捉摸性”去确定某些永恒的值得我们珍视的价值。用不确定性去认识世界有时候可能比规律、公式、公理这些事物更为奏效。

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写道：

人被诞生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他能理解简朴的、附近的和确定的目标，他习惯于利用立即到手的手段，可一旦来到远方，既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该要什么，他是被一大堆事物弄得六神无主呢，还是被这些事物的崇高和庄严弄得魂不守舍……

这种歌德式的踌躇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论是在18世纪还是21世纪。因为“远方”并非真正地理上的远方，并非占星学家看到的确定的天空，当意义每一次被修改时，我们就得面对一个远方，而这种修改有时候是技术带来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变动不居的心灵和人性使然。文学经常通过强化这种踌躇来让个体得到安慰，换句话说，在文学中，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都有某种瞬间会停留在这种不知如何选择的痛苦中，每个人都会苦闷地暗地里向自己发问，当看到别人同样能如此最大限度地给我们以慰藉。阅读能短暂地改变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的自我变得脆弱，让平庸的灵魂带上作家细腻心思的附体。写作更是如此。

说到这一点儿，占星术中海王星和由海王星控制的双鱼座最能代表我们在世的这种处境：两条鱼头尾反置的造型向我们暗示了生存和理想不能言明意义的特征和某种文学功能：确定性并不存在，生活是永恒的矛盾和混沌，世界的现象和我们的观点经常彼此否定，事实和幻觉可以在某个区域内自我返回……在无法确证生活是什么之时，泛滥的想象力和幻觉是最能说出某种可能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也最能说出真相。尽管占星术声称为我们找到了某种生存的宿命性，但这种宿命性和确定性是为过去和未来设计的。比方说，它声称我们的天赋和性格由出生时的天象图决定，而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那些行星将来如何相遇。它从来不为人们解释现在、解答当下。而我们最需解决的是当下。文学恰好提供了这一点。文学为阅读的我们的这一刻提供纾缓困惑和踌躇的解药。文学还认为人是作为一个改变者到达这个世界的，占星学恰好相反。占星学认为人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演员。人视自己为他者，但又是同一个人。这就使得我们很难描述人自身。因而最好的文学也是“人学”。

文学还缓解了我们对于时间和死亡的忧虑。非洲神话《卡施的灭亡》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卡施国国王曾是地球上最为富有的人，但也最悲哀，因为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被杀死，死亡时间由教士们根据星辰的运行而定。因而这些教士日夜观察着天上的星象。新国王阿卡夫有一位新朋友叫法力斯，每天晚上来宫廷里给国王和他的妹妹萨莉讲故事，两人听得如痴如醉。爱上法力斯的萨莉害怕自己的哥哥不久后会死去，就去劝说那些观察星象的教士，让他们也加入这个宫廷故事会。起初教士们回复国王的妹妹，上帝最伟大的事业是地上的生命，而上帝最伟大之处是向人们显示的天上的文字——星辰的运行轨迹。萨莉纠正了他们的说法，她说法力斯的故事比天上的“文字”更伟大。后来教士听从她的劝说去听法力斯的故事，很快被法力斯的故事吸引了。从此夜以继日地听故事，及至放弃了观察星象，失去了天上的方向，无法为杀死国王确定正确的时间点。这个故事与《一千零一夜》相似，讲述的都是面对逼近的死亡，如何提供一种延时的方式，而叙述故事（我们今天的文学）是其手段。也就是说，如果说占星讲述的是天国和人类时间，文学涉及的是我们如何处理时间。它更伟大。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的《时间》一书中还说，还有一种“延时处理时间的方法”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王子的犹疑，他的怀疑、犹豫为其叔父的死亡赢得了时间。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为了克服对四处肆虐的瘟疫的恐惧，人们也讲故事，也就是说，通过某种虚构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

责任编辑 杜小烨

赵 彦

作者简介

赵彦，1974年3月生，1995年开始在《小说界》《人民文学》《大家》《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有多篇小说收录于《“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出版《我们都是二手动物》等。现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在读博士，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

原标题：《域外视角 | 宇宙的精神规则——占星与文学》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