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书于竹帛》的意义

2015年4月9日，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御鹤西去，享年一百零五岁。他的去世，是中美两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大损失。钱先生是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早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杰出博士研究生，后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芝大图书馆研究院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钱先生是图书馆事业的名宿大儒、人杰翘楚。他和我是忘年交，我们的结缘，不得不话说从头。早在1986年初，我在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第1期）上读到钱先生的《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籍简介》（又见台北《古籍鉴定与维护研习会专集》），在那个年代，此类资讯极少得见，这也是我最早了解美国东亚图书馆收藏中国典籍的文章。

没多久，我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做研究。那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在石溪主持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他希望我每周六上午到他办公室见面。对这种可以聆听教诲、当面请益的机会我岂能放弃？所以，在石溪的近两年中，我有很多机会向杨教授报告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在美各东亚图书馆的所见所闻。他也可以为我解惑，或提供帮助。

钱存训先生与作者

有一次，杨教授问我，你在美国作访问和研究，是否还有想见的学者？我如实说很想见钱存训先生和翁万戈先生，前者是前芝加哥大学远东馆的馆长，对美国各东亚图书馆馆藏极为熟悉的学者；后者是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的社长，他收藏的翁方纲手稿本是我想看的。杨教授听后马上说，这个容易，说着就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个小通讯录，上面记有许多人的电话和联络地址。他立刻拨通了钱、翁的电话，向他们介绍了我，并说明了我的企图。

我保存的钱先生致我的信件，最早的一通是1986年9月12日，信中说：“前闻先生来美访问，亟图良晤。你有意来芝参观我校中文善本收藏，曷胜欢迎！我校远东研究和远东图书馆将于明年一月中举行建立五十周年纪念。如果你今年不回国，届时希望你来参加一些庆祝活动，并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如果你年底离美，就安排在今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可在此小留二、三天，也作一次报告，谈谈你在美国各馆参观印象和你对编制美洲所藏中文善本联合目录的意见，希望你决定后早日告知，以便作出安排。”

1986年9月12日，钱存训先生致作者信

我是在次年的1月16日由纽约飞抵芝加哥的，钱先生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等我安顿下来，他就取出一张他手写的“沈津先生访问芝加哥日程（1/17至1/24）”，详细写明了我在芝的时间、参观地点、陪同人员等，以及一张拟贴在芝馆门口广告牌上我要作演讲的“广告”。钱先生的细致安排让我感动。如今，这些亲手写的原件和他后来致我的原信、传真、邮件，都被我当成“文献”而珍藏。

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我也是通过不断阅读他的大著才逐步了解的。入古出新，不拘旧说，器识弘旷，使钱先生在学术上不断有所突破。我以为，他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自身的锲而不舍，方使他的才学过人，而又得种种机缘，理所当然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钱先生的曾祖钱桂森为清道光三十年进士，内阁大学士，曾任安徽省学政。精研小学，家有教经堂，藏书丰富。祖父钱锡彤，工书画。父亲钱慰贞，精研佛学，为太虚法师弟子。钱先生早年在南京金陵大学主修历史，从黄季刚、胡小石习国文、文字学；又从缪凤林习中国史；副修图书馆学，受教于刘国钧习中国书史；从李小缘习图书馆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及上海办事处工作。由此可见，钱先生在国内受过完整的图书馆训练和实践。他曾告诉我：在学术上，他受刘国钧的影响；在行政上，获袁同礼的指导；在图书馆大众化、通俗化上受教于杜定友，同时，在图书馆编目规则上，也完全是采用杜定友的方法。

一位成功的文史学者在学术上的创新、慎重以及考据功夫，往往是取得成功的基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温州白象塔发现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为了厘清这张残页是镌刻还是活字排印，钱先生花了很多功夫收集证据。他在给我的两封信中，都提到此事，所云：“温州白象塔发现之佛经残页，可能为北宋活字本之说，不知尊意如何？”“其中关键似在回文中‘色’字横排，刘云谓系指示方向，尚待觅得其他回文规则。吾兄见闻广博，如有所知，乞便中见告。”没多久，他又写道：“有关白象塔佛经照片，前电温州博物馆，寄来黑白及彩色照片，曾放大复印，附上一张供参考。‘色’字横排应是重要证据，曾遍检回文，尚未见到此种无规则之旋回排列方式，另有高见，请便中惠示。”后来他写就的《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即阐明了他倾向于活字排版的观点。

五十年来，国内以及美国图书馆学界，我所熟识且最服膺的为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和钱先生，他们二位都是年高德劭、殚见洽闻的伟器宏才，是当代最重要的图书馆事业家，对图书馆事业以及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的贡献有目共睹。先师对我的教诲自不必说，而钱先生的所有著作或新刊之文，无论是在国内或中国台北、香港地区，每有推出，皆会寄我，使我得以分享、研习。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与印刷》），到《中华文史论丛》的中文版抽印本，我几乎都有拜读，我以为这是前辈对我的一种提携。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与印刷》，钱存训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先师和钱先生不仅是同行，而且分别在东西半球的两个重要图书馆任馆长之职，最为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虽远隔万里，竟然有着“亲缘”关系。先师1998年骑鲸西归后，钱先生即撰有《怀念顾起潜先生》一文。文中忆及先生八十寿辰时，芝大同学编辑《中国图书文史论集》为贺，先师有《沈子佗簋拓本题记》载入，文后有：“今年为我姨丈钱存训教授八旬双庆，马泰来先生等将编印论文集为寿，征文下逮，耄荒不敢辞。今年三月获访芝城，承钱丈伉俪优渥款接，铭感不能忘。”先师时年八十有六，却尊称钱先生为姨丈，盖因先师的继母许葆真为浙江海宁人，和钱太太许文锦是姻亲。

早在1945年3月，文博界大佬徐森玉先生陪同钱先生到上海合众图书馆与先师相见，是年，先师四十二岁，钱先生三十五岁。直至1947年8月，钱先生赴美，先师赶去送行止，这期间他们都有共同的朋友，来往颇多，时有见面餐叙。三十二年后的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派遣的第一个美国图书馆界访华代表团中钱先生在列。当钱先生莅沪再和先师把手言欢上海图书馆时，先师年已七十有六，而钱先生则为古稀之年。

钱先生的《书于竹帛》是百年来中国图书出版史上最为重要的书史著作之一，此书经过不断修订，多次再版，版次之多当推为首列，也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以及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喻之为畅销书也不为过。

《书于竹帛》一书，最初是先生1952年至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的博士学位论文，以英文写就，译成中文的题目是《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纪录》（后改为《书于竹帛》），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之一。于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1981年再版。1980年，宇都木章、泽谷昭次教授等将其译为日文，由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古代书籍史——书于竹帛》。此书韩文版于1990年由汉城东文选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订本由郑如斯教授增补，改题《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于1988年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用简体字横排出版。此后，又有其他的本子，包括中国台北的出版物及英文原版修订本。

《书于竹帛》1962年英文初版

《书于竹帛》的写作缘起，和出版后的各方好评如潮，不必我去赘述，但最具代表性和远见卓识的当推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许倬云先生所云：“这书是西文著述中至今唯一有系统介绍印刷发明前中国文字记载方式的书籍，可说凡是中国先民曾经著过一笔一划的东西莫不讨论到了！”“这书以印刷术之发明为断代标准，是一个真知灼见的决定。”

钱先生曾告诉我，为了写论文，他费了许多功夫，星期六、星期日全天不休息，每天约用十二个小时。暑假期间，都是早晨六时起至晚上十二时才歇息，这期间，他还要兼课。

在中国，研究书史者不乏其人，然人云亦云者多，有独立见解者少。自清末到民国，较有成就而自成一家者更是凤毛麟角，当然，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研究书史者不可不读的专著，然叶之后的几十年，查猛济的《中国书史》则以《清话》为蓝本，大量地抄袭，或是改头换面，了无新意。钱先生告诉我，台湾有一白庄出版社，出版的“白庄学术”丛书第一种是叶松发的《中国书籍史话》，其中有多处——不仅文字，包括图版——都是抄袭《中国古代书史》。我问钱先生为何不向出版社讨要说法，但先生笑着说：“不必了，谁又有那么多精力去管这事。”

我以为，从事中国古代书史研究最出色、最重要的学者当推钱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时就说，他曾想“尽我们余生自己编写本书，能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还是约请一些合作者，争取在有生之年早些完成它呢？我们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纸与印刷》“就是这种做法的第一个果实。我们请到了关于这一课题的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我们亲密的朋友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教授来完成此事，他所作的一切令我们钦佩”。所以，将钱先生的这本大著称为“权威”著作，一点也不为过。

从1949年至1957年，钱先生在芝大远东语言文化系任教授衔讲师，授中国目录学、史学方法、印刷史、中国现代文学选读、英译中国文学概论等课程，指导硕士、博士论文有五十人之多。1964年始，他升任芝大图书馆研究院教授。我熟识的曾在美国重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任馆长的几位朋友，几乎都出自钱先生门下。

昔读庄子《逍遥游》，有云：“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遥而上者九万里。”钱先生是道德文章第一流的人物，即如北冥鲲化之鹏，若展翅，即迢递关山、追风逐电。二十多年后，钱先生在致我的信中说：“仍每周到馆二、三次，查阅资料。”我得知老人家每晚仍在不遗余力地写作后，即写信建议他不要再作拼搏了。为此，我在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艾思仁兄的信中说：“钱先生一辈子和图书、图书馆打交道，即使退休后，也还是那么深入地投入工作，这足为我辈所敬仰，亦为我等之楷模。”（1993年7月16日）

在这篇小序结束之前，我想到的是：或许在美国著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工作的专业人员在退休前，都会在校方或馆方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得到校方或馆方的一个评价，我在“哈佛燕京”时就曾参加过几次，包括“燕京”的吴文津馆长、赖永祥副馆长等。即如我退休时，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的大馆长竟也亲临发表感谢词。而在钱先生的退休会上，芝大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教授曾出席并讲话，他对钱先生的贡献推崇备至，说：“你在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建设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东亚馆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你在推进全国东亚图书馆的发展的组织工作方面，领导能力超群，成绩卓著，无论是东亚研究领域，还是图书馆界，或是我们的大学，都因你的杰出贡献而获益，你献身美国图书馆事业的三十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极为丰富而无价的传统。”哈里斯的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允当相宜的，也正是钱先生的功垂竹帛，才使芝大东亚馆成为闻名遐迩的二酉之地。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为纪念钱先生《书于竹帛》出版六十周年，特准增订再版，这无疑是嘉惠学林的大好事，钱孝文兄和出版社副总经理朱宝元先生知钱先生视我是至好小友，特嘱津为之写重版序。津不敏，拉杂写上几句，以告慰钱老，是为序。

（本文将作为序言，收入《书于竹帛》六十周年纪念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