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的迁都及其历史意蕴

1994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下，哈最高苏维埃通过迁都决议，并成立迁都委员会。

1997年12月，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城市阿克莫拉（哈语意为“白色坟墓”，原名切利诺格勒，1991年哈独立以后恢复其旧称阿克莫拉）正式取代阿拉木图，成为首都。

1998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命令，宣布将新首都阿克莫拉更名为阿斯塔纳（哈语意为“首都”）。

至2018年，哈萨克斯坦迁都整整二十年。原来人口仅有12万的阿斯塔纳，如今已成为中亚腹地乃至亚欧大陆中央的一座核心城市，人口愈百万，可谓沧海桑田。如今的阿斯塔纳已取代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总统府、内阁、议会、智库、央行等核心机构均落户此地。这座由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1934—2007）规划的全新城市，展现了卓越的时代感和设计感。而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举办，更使这座城市具备了全球化交流平台的特质。

然而，迁都于一个国家而言，毕竟兹事体大。尤其是对于立国刚六年（1997年）的哈萨克斯坦来说，无疑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和变数 。回眸当初，纳扎尔巴耶夫何以力排众议，甚至背着违宪的骂名，毅然将首都从气候温暖、景致醉人的“苹果之城”阿拉木图迁往苦寒之地阿斯塔纳？要知道，当地靠近西伯利亚，冬季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定为首都的话会是全球第二冷的首都，最冷的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这是一个需要从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民族政策等多个维度予以考察的问题。

一、何以舍弃阿拉木图？

若不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是中亚第一大城市。

在苏联解体之前，她是中亚地区的工业基地、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和教育重镇。自1929年到1991年，阿拉木图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而在1991年到1997年之间，则延续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由于外阿赖山（中国称外伊犁山）众多山溪的灌溉，阿拉木图地区土地肥沃，除了生产谷物外，大部分区域已开辟为果园，城市南郊更是漫山遍野植满苹果。由此，阿拉木图赢得了“苹果之城”的美誉。

丰衍膏腴之地，何以遭舍弃？从一般城市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作为首都，阿拉木图有着天然的短板。

首先，地理格局逼仄，土地资源有限。哈萨克斯坦立国之初，阿拉木图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重功能，资源聚集，人口稠密，需要新建许多公共建筑，城市面积必须大幅扩展。然而阿拉木图位于阿拉套山北麓，东西南三面环山，仅在北面敞开有少许平原，这使得她很难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城市空间无法有效开拓，也不可能新建众多卫星城。

其次，大气环流不畅，生态环境不佳。阿拉木图绿化率超过70%，堪称中亚之最。环境质量却不容乐观，空气污染相当严重。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是三面环山地形所导致的大气环流不畅。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阿拉木图市内大约有15万辆汽车，数量并不比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多，但阿拉木图的尾气污染程度却远甚于塔什干。这是因为塔什干位处平原，地形开阔，污浊之气易消散，而阿拉木图没有这个条件。而当冬季来临，北风又被阿拉套山阻挡，汽车尾气凝集，经再次沉降形成二次污染。最严重时，阿拉木图机场都被迫关闭。

再次，地震的影响不容忽视。阿拉木图位于北天山地震帶，属地壳垂直差异运动很强烈的地带，发生大地震的概率很高。1812年至1911年，阿拉木图地区仅里氏7.7级以上强震就发生过至少四次。1911年1月3日，阿拉木图附近克宾河谷里氏8.4级的强震，几乎彻底摧毁了整座城市，唯一在大地震中留下的建筑物是一座东正教教堂。近年来，阿拉木图虽没有发生8级以上的强震，但5级左右的小震不断，这“另一只靴子”给阿拉木图和哈萨克斯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除上述三点之外，阿拉木图遭弃，也与她在哈萨克斯坦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距哈吉（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仅二十公里，与中亚“火药桶”费尔干纳盆地的距离也在一日车程之内，属“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波及范围。明成祖朱棣（1360—1424，其中1402至1424年在位）1421年迁都北京，遂有“天子守国门”之说，但那是防范北疆蒙元游牧部落明面上的侵扰。而“三股势力”对阿拉木图地区的渗透属暗流涌动，此处的“天子”无门可守，反而是“危墙之下”，极易沦为靶子。

作为首都的阿拉木图，却偏居哈萨克斯坦东南一隅。站在国家安全高度，这是一个致命的不利因素。另一个或许是更重要的不利因素，与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的民族构成有关。纳扎尔巴耶夫曾说：“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特点是, 它的主体居民虽是一个最大的民族集团，但却是不占共和国人口绝对多数。”

建国之初，哈萨克斯坦两大民族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人口大致持平。据1989年7月苏联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当时的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大民族哈萨克族有65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39.7%；第二大民族俄罗斯族有6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37.8%。不过，在巴尔喀什湖以北，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三个州——巴甫洛达尔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克斯塔奈州，俄罗斯族人口却占多数。北部俄罗斯族聚居区的向心力和归属感，成为摆在哈萨克斯坦政府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首都阿拉木图却处于遥远的东南边陲，与北方三州的首府巴甫洛达尔、克孜勒扎尔和克斯塔奈的距离分别是990公里、1400公里和1500公里，鞭长莫及。

独立伊始，人心未定，政治中心不能辐射全国，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将动摇国基。于是，首都北迁便成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抉择。

二、为什么是阿克莫拉（阿斯塔纳）？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冬季极度寒冷，但具备让人难以抗拒的区位优势.。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1月1日，阿斯塔纳民众在伊希姆河上享受冰雪乐趣，庆祝新年。 视觉中国 图

迁都是既定方针，迁往何处，则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

1994年，迁都决议获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通过后，迁都委员会拟定了新首都应该满足的三十二项指标，其中主要的几项是：社会经济状况、气候、地貌、地震风险、生态环境、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及通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建筑情况和人力资源等。

按照上述指标，符合新都条件的有四个备选城市，分别是卡拉干达州的乌勒套市和首府卡拉干达市、阿克纠宾斯克州（1999年改称“阿克托别州”）首府阿克托别市和阿克莫拉州首府阿克莫拉市。

前三座城市，各有优势，亦各有严重不足。乌勒套市是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中心，历史上哈萨克族各部族曾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定都于此，对于“凝聚哈萨克民族”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然而，乌勒套市远离水源，工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城市规模也难堪其用。卡拉干达市是哈萨克斯坦的重工业基地，基础设施比较发达。但是，卡拉干达市土地沉降严重，生态恶化，宜居程度较低。阿克托别市是石油重镇，城市各个方面发展均衡，且位于乌拉尔河支流伊列克河左岸。不过，阿克托别市位于国家的西北部，定都于此，面临与阿拉木图同样的问题：难以统筹全国。

相形之下，阿克莫拉市虽然冬季极度寒冷，可她所具备的区位优势却让人难以抗拒。就地理位置而言，阿克莫拉市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中北部地区，虽非绝对地理中心，却与各州首府的距离都不远。从地图上看，阿克莫拉市所在的同名州，恰好被北方三州——巴甫洛达尔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克斯塔奈州，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环抱，与三州州府的距离更在500公里以内。就地貌和生态环境来看，阿克莫拉市处于半沙漠草原地带，视野极为开阔。伊希姆河穿城而过，水资源充沛。阿克莫拉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大规模建设所必须的空间资源。

就基础设施而论，阿克莫拉市原本就是哈中北部的交通枢纽，且市政建设合理完备，城市翻新的成本在可控范围内，也不会挤占过多的发展资金。此外，阿克莫拉市历史上没有大地震的记录，悬在阿拉木图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存在。

因此，定都阿克莫拉，便成综合考量和评判之后的必然之选。

迁都之前，阿克莫拉市人口12万，其中俄罗斯族约8.4万。迁都之后，随着哈萨克斯坦中央机构的北移，大批哈萨克族居民也随之北上，完成了对这座以俄罗斯族为主体城市的“哈萨克化”兑水。目前，阿斯塔纳市人口愈百万，净增加的90万人口绝大多数为哈萨克族。

他们明显改变了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据1999年哈萨克斯坦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巴甫洛达尔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克斯塔奈州的哈萨克族人口占比分别为38.7%、29.6%和30.9%。而十年后的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三个州的哈萨克族居民占比已经分别上涨到46%、34%和36%，且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北部地区民族构成的改变，也是整个哈萨克斯坦人口状况“哈萨克化”的折射。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月，哈萨克斯坦1700万人口中，哈萨克族占64.6%，俄罗斯族占22.3%。两个民族在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中的占比，从立国之初的基本持平，变为哈萨克族近三倍于俄罗斯族。

显然，哈萨克斯坦迁都二十年后，人口状况“哈萨克化”的另一面是“去俄罗斯化”。

三、俄罗斯化与去俄罗斯化

（一）从阿斯塔纳的更名史说起

1997年12月10日，纳扎尔巴耶夫在阿克莫拉宣布，该市正式成为哈萨克斯坦新的也是永久性首都。1998年5月6日，阿克莫拉更名为阿斯塔纳。1998年的这次更名，是阿斯塔纳在过去四十年里的第三次更名。

1961年之前，阿斯塔纳叫阿克莫林斯克，此为俄语读音，哈萨克语读音是阿克莫拉，也就是1991年至1998年此处的名称。这座城市被称为阿克莫林斯克（阿克莫拉）的另一个时段，是1824年至1961年。1961年至1991年间，这座城市叫切利诺格勒，俄语意为“垦荒之城”，由发动“垦荒运动”的赫鲁晓夫亲自命名。

依建城以来的时间顺序，梳理阿斯塔纳名称的变迁：从阿克莫林斯克（阿克莫拉）到切利诺格勒，由切利诺格勒到阿克莫拉，再由阿克莫拉到阿斯塔纳。

从阿斯塔纳的更名过程不难发现，这座地处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城市，其实也是哈萨克传统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交融拉锯的角力点。这座城市的建立，源自斯拉夫文明对中亚的渗透。而定都这座城市并最终命名，则是哈萨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发令枪。

（二）斯拉夫文明对中亚的渗透

众所周知，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离哈萨克草原相当远。16世纪末，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初，沙俄吞并西伯利亚西部后，开始侵入哈萨克草原。到18世纪中期，沙俄已经吞并了哈萨克的部分土地。

1822年，沙俄政府授权西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这里的吉尔吉斯指今天的哈萨克人，而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当时被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废除哈萨克汗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可汗制。到1860年，沙俄完全征服了哈萨克各部，哈萨克汗国终结（1456年至1860年，历404年）。

就在《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颁布后不久，即1824年，一支由鄂木斯克南下的哥萨克骑兵队在伊希姆河岸边建立了一座要塞，称为阿克莫林斯克。19世纪末，阿克莫林斯克成为哈萨克斯坦乃至西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这也拉动了阿克莫林斯克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20世纪尤其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族向中亚（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大规模的移民经历了四波浪潮：1920年代，苏俄内战和欧俄遭遇大饥荒，许多人逃难到中亚；1930年代，苏联工业化进程开始，大批俄罗斯族支援中亚，发展当地制造业；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欧洲部分的工厂和人员疏散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继续运转并支持前线；1954年，苏共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在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这就是著名的“垦荒运动”。此后五年，苏联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俄罗斯裔志愿者到此地安家落户。

俄罗斯族移民到来后，办起了农庄、修建了水库、挖掘了运河、兴办了学校，大幅度改变了中亚的经济社会面貌。“垦荒运动”中，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该地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当时的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北部成为仅次于乌克兰的苏联第二大粮食生产基地。

为旌表“垦荒运动”的历史功绩，1961年赫鲁晓夫亲自提议，将阿克莫林斯克更名为切利诺格勒。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91年。

与俄罗斯迁入相伴随的，是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渗入。19世纪中期，中亚正式并入帝俄版图，俄语被大量用于行政指令和社会交流，帝俄政府设立俄语学校，在中亚大力推广俄语。列宁时期，“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居主导地位，中亚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但俄语仍被定位为“族际共同语”。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列宁多元化的语言政策被废止。苏联政府着手帮助中亚各民族“创建和改造文字”，这一政策是为了切断中亚各民族与突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联系，抑制中亚地区的泛突厥化与泛伊斯兰化倾向。1920年代，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成为哈萨克语的拼写基础；1940年代，哈萨克语又从拉丁字母改为了西里尔（俄语）字母。1938年，苏联以行政手段推行俄语的语言政策升级，俄语成为哈萨克共和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1958年，苏联将各地民族语言作为必修课的规定废除，但俄语仍然是必修课。

由此，俄语成为苏联的“第二母语”。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正式规定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民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成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唯一用语。

双语化（俄语为第二母语）政策在哈萨克地区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机构中，俄语仍和哈萨克语一样是官方语言。

除了语言文字的俄罗斯化，帝俄时代，宗教的俄罗斯化也在哈萨克地区艰难尝试。为了使哈萨克族皈依东正教，帝俄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如以土地分配优惠和金钱赎买的方式诱惑哈萨克族人改宗东正教。虽然此举投入巨大、收效甚微（1900年哈萨克地区东正教会共花费27260卢布，却只有58位哈萨克族人领洗），但毕竟改变了哈萨克地区伊斯兰教单一信仰的格局。

（三）剥夺“剥夺者”

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地区的独立浪潮中，本地民族被动员起来，他们都怀着类似的信念：俄罗斯人是前殖民者，所以应该剥夺那些之前的“剥夺者”。而本地民族“当家作主”的途径，就是通过种种制度设计来挤压并消除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即是一例，与迁都同时进行的北部几个州行政区划调整（调整之后，哈萨克斯坦从原来19个州变成了现在的14个州）也是一例。

首都及重要行政区划变化所起的指挥棒效应突出，其必然结果是在哈萨克斯坦各个地区俄罗斯族人口的流失和哈萨克族人口的迁入。

1991年之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再度掀起移民潮，去向是他们的故地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以及以色列，这波浪潮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单俄罗斯就接收了300万俄罗斯族人、24万乌克兰人、3万白俄罗斯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有劳动能力，一半以上都受过中高等教育。21世纪开始，俄罗斯族的大规模移民潮已不多见，但在哈的俄罗斯族的人口仍持续减少。截至2006年，俄罗斯族在哈萨克仅剩不足400万。

与人口流失相一致，俄罗斯族在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社会权益衰微，政治参与的空间被压缩。1995年，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下院中有43名哈萨克族，20名俄罗斯族；1999年议会选举，下院增选了14名哈萨克族，却没有一名俄罗斯族，下院仅剩的两名俄罗斯族议员还是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直接任命的；2007年议会选举，下院中有82名哈萨克族、17名俄罗斯族，俄罗斯族的议席比例比其人口比例还低。而在哈萨克斯坦各级政府机关中，俄罗斯族公务员比例更低：14.5%，而哈萨克族却占到了近80%。

总体来说，哈萨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轻而易举，也效果显著。此等举措迎合了上世纪90年代哈萨克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复苏，符合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经济社会资源在不同族裔间再配置的现实。而无论是迁都还是“去俄罗斯化”，都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哈萨克主义”民族政策的体现。如纳扎尔巴耶夫所言，“长期以来，哈萨克人被有意识地贬损为二等人，因此在他们心灵深处自然地就聚集起怨恨。”这种怨恨，在现实中化作对首都位置、土地资源和国民政治经济权益的制度性调整：原来的“二等人”成了“尊贵民族”，而原来的“剥夺者”成了“沉默的少数派”。

四、大历史视角下的“去俄罗斯化”之利弊

如今的阿斯塔纳，102万人口中有75%哈萨克族居民，这座最初由哥萨克骑兵建立的要塞已经完全变成一座哈萨克人“自己的城市”、“永远的首都”。而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原有的浓厚的俄罗斯色彩正在淡去，这个过程还在继续。

但对正处于“去俄罗斯化”过程中的哈萨克斯坦而言，一切都是那么如意吗？要知道，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都是优质的人力资源，他们是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和高级管理人才，他们抽身离去会导致什么后果，恐怕需要时间的检验。而哈萨克斯坦以制度化手段挤压俄罗斯族的发展甚至生存空间，会给哈俄两国关系埋下何种隐患，也会在未来特定时刻揭晓。

退而言之，假设哈萨克斯坦褪尽了俄罗斯的色彩，成为一个文化宗教高度单一的国家，会造成何等局面？放在国际政治大背景下审视，不难得出结论。

哈萨克斯坦历时几个世纪的“俄罗斯化”，给当地民族带来了苦难和屈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过程同时是现代文明导入的过程。诚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其渗入哈萨克草原的过程，脱不掉“剥夺者”的骂名。可必须看到，在骂名之下，哈萨克建立了基础工业体系、交通运输网络、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以城市为符号的定居生活方式……进而言之，让哈萨克斯坦政府产生迁都念头、具有浓厚俄罗斯色彩的北方三州，其中相当大的土地原本就属于俄罗斯，是苏联时代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划拨给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的。

现实，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续。哪怕现实中叠加着诸多的“不合理”，它也是历史要素自由组合后铺展的沙盘。在这个意义上说，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几个世纪来迁入的俄罗斯族与本土哈萨克族多元并存于这片土地，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合理的——尽管在当下的哈萨克斯坦教科书中，帝俄与苏联时代被视为“殖民地历史”。为了洗刷这段“殖民地历史”，以刮骨疗毒的手段完成“去俄罗斯化”，犹如向历史索取高额的赔付。

阿斯塔纳，因其时尚而被称为“草原上的迪拜”。不过这座城市中，四分之一的俄罗斯族，特别是那些丧失社会保障的老弱无力者在呼唤：请斯大林站出来！这种不和谐的声音、不合理的现实，又是谁铸就的？

或许，用某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来改变所有的错，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走上了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