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子蟹是如何成为上海人食物链重要一环的？

原创 申知沪志 方志上海

梭子蟹背后的故事

八月，上海市民翘首以盼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那就是，开海了！

沉寂许久的渔港和批发市场重归喧嚣。

大家心心念念的各类海鲜齐齐登场。

其中，梭子蟹的“C位”自然不可撼动！

上海人对它的痴迷，绝不亚于大闸蟹。

每当这个季节，

阿拉的餐桌上那能可以少得了梭子蟹？

最天然的食材，最随意的烹饪，都是一道佳肴！

此蟹非彼蟹

……

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吃蟹的民族，历史也最为久远。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食蟹的记载。《周礼·天官·庖人》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汉郑氏注周礼》中注述:“荐羞之物谓四时所膳食，若荆州之鱼，青州之蟹胥。”

何为“蟹胥”？晋吕忱《字林》曰：“胥，蟹酱也。”《释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头解胥胥然也。”由此可见，“蟹胥”这种腌制的蟹酱很可能是最早的蟹品菜肴。而此处提到的“青州”古地名，大约是现今山东半岛北部，由此推测，文中所说大约是一种海蟹。

北宋傅肱《蟹谱》和南宋高似孙《蟹略》，前后相继，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两部关于蟹的专著。而这两部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江南地区产蟹、捕蟹、食蟹的内容。更为有趣的是，现今上海地区也被明确记载其中。

《蟹谱》（卷下）“白蟹”一节中记：“秀州华亭县出于三泖者最佳，生于通陂塘者特大，故乡人呼为泖蟹。”其后又写道：“亭林湖近顾野王宅，乡人亦号为顾亭林。于天圣末忽生白蟹，即海中所生蠞是也，但蠞不生于淡水，今忽有，因号白蟹。濒江之人以价倍常，靡有孑遗，止一年而种絶。”

文中所说“三泖”即为现松江部分区域，那里出产的“泖蟹”直至今日都是沪产大闸蟹中的“上品”。而“亭林”应该是指现金山亭林镇及周边。这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来自海中的“白蟹”属性。很显然，它是有别于淡水河蟹的另一品种，此蟹非彼蟹，那么它是否就是梭子蟹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生僻字“蠞”，又是何意呢？查《康熙字典》可知“似蟹生海中”。而《蟹略》（卷四）也写道:“海物志云蠞，俗呼曰蟹，经霜有膏曰赤蟹，无膏曰白蟹，海人以卤盐之曰缸蠞……”有趣的是，在《康熙字典》同一页上还有另一个“蠘”字，读音同为“Jie”，而意为：“似蟹而大，壳螯有棱锯”。从字面上看，这更符合梭子蟹的外形特征。再看其出处为《闽中海错疏》，笔者按图索骥，找到原文如下：“蠘似蟹而大，壳两傍尖出而多黄，螯有棱锯，利截物如剪故曰蠘，折其螯随复更生，故曰龙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二三月应候而至膏满，壳子满脐，过是则味不及矣。”

《蟹谱》（卷下）“白蟹”一节的记载

《康熙字典》中“蠘”“蠞”的释义

《闽中海错疏》中“蠘”的释义

《闽中海错疏》成书于明万历年间，作者屠本畯，浙江鄞县人。该书共三卷，按当时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分门别类地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水产动物，虽然所列种类还不够丰富，描述也不像现代专业论著那么精准和详细，但以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认知来讲，已颇具科学性，特别是对于研究福建和浙江的海洋生物而言，很有价值。从内容和分类方法来看，该书也可归入动物志的范畴，或可称为国内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据此内容，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一幅画面，“蠘”“蠞”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梭子蟹，只不过不同地区的称谓各异而已。为了能找到更多可作支撑的史料，还是要从地方志书着手。

《嘉定赤城志》是南宋时期编修的一部台州总志，黄㽦、齐硕、陈耆卿等人负责。成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又因南梁曾设赤城郡，故名《嘉定赤城志》。全志共四十卷，记事从秦汉以前至宋。被认为是台州现存方志之中承上启下、最具特色的一部。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关于蟹类详细记载。该志卷三十六土风门中有记：“蝤蛑八足二螯，随潮退殻，一退一长，最大者曰青蟳，斑者曰虎蟳，后二足扁阔名拨棹云，蟹类蝤蛑而殻鋭螯铦利，断截如剪，故一名曰蠘，有赤膏者俗呼为母蟹，冬以卤渍之曰刚蟹，其无膏者曰白蟹。”

《嘉定赤城志》中蟹类的记载

这段文字中又出现了诸如“蝤蛑”（yóumóu）“蟳”（xún）“拨棹”（bōzhào）这样的名词，而且从行文中可知它们的外形还有着各种细节差异，那么这些又是什么蟹呢？

中华文化传承中，词源研究是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刘熙的《释名》以来古人就在探讨事物的“得名之由”上下了一番深功，对于自然界动植物的名称由来也是如此。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类似《岭表录异》《酉阳杂俎》等记载物产风土、历史人文的重要笔记。

《岭表录异》又称《岭表录》《岭南录异》，唐代刘恂著。刘恂于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故该书中多记载岭表（两广）地区物产和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又以广东为最多。历代一些文献、丛书、志书等，很多援引《岭表录异》的记述来考证相关史实。清代陆锡深《聚珍本提要》对其的评价颇具代表性：“粤东舆地之书，如郭义恭《广志》、沈怀远《南越志》皆已不传。诸家所援据者，以恂是编为最古……其中记载博赡，而文章古雅，于虫鱼草木所录尤繁，训诂名义，率多精核……盖不特图经之圭臬，抑亦苍雅之支流，有禆多识，非浅尠也。”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奇书”中是怎么说的吧。“蝤蛑乃蟹之巨而异者，蟹螯上有细毛如苔，身上八足，蝤蛑则螯无毛，后两小足薄而阔，俗谓之拨棹子，与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显而易见，体型大小、螯上是否有毛、小足的形状都是区分不同蟹类的主要元素。

《岭表录异》中蝤蛑的记载

中国历代古籍有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那就是插图。这种情况在宋以后开始有所改善。南宋洪迈撰写的七十四卷《容斋随笔》包罗甚广，资料丰富，凡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宋代掌故。其中提到吕亢所著的《临海蟹图》：“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十有二种。”这位吕先生，北宋进士，官至浙江临海县令。此人有一大爱好，那就是观察研究各类动植物，特别痴迷于蟹类。为官之余除撰写相关研究笔记，还请专人画了十二种蟹类的图谱。非常可惜的是，蟹图此后失传，仅存文字，这也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各类文献中讲了那么多，到底它们都长得什么样呢？

待到清朝初年，一位名叫聂璜的杭州人改变了这一切。据他自述，年轻时曾在杭州学画，一生游历江浙滇黔荆豫冀闽诸地，终生未仕。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聂璜在研读了包括吕亢在内等前辈的论著后，集稿誊绘，初步完成《海错图》的创作。《尚书·禹贡》曰：“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海错”中的“错”，意为错杂；“海错”一词，意指种类繁多的海生物。

雍正四年（1726年），时值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清廷在全国收敛书籍之时，太监苏培盛将《海错图》带入宫。据说，乾隆即位后，非常看重这套书。他命人把这套画册重新修补、装裱，闲来无事的时候，总爱翻阅。乾隆还把《海错图》收录在自己组织编纂的《石渠宝笈续编》中。民国时期，日军侵华，故宫文物南迁，辗转之中，《海错图》被分开，三册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册被带到台北。

《海错图》全书共绘图370余幅，描绘了鱼虾蟹贝等诸多海生物，还记载其传说掌故，兼具艺术、科学性。而诸多蟹类的绘图集在第四册中，也就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那册。那么就让我们来一睹他们的真面目吧！

《海错图》（第四册）所绘“石蟳”

《海错图》（第四册）所绘“拨棹”

《海错图》（第四册）所绘“福州膏蠘”

聂璜发现，古籍中还有个蟹名叫“拨棹”，和蠘的形态描述很相似，这二者是什么关系呢？聂璜亲自走访沿海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最后，他做出判断：蠘就是拨棹在福建的别名。他说：“拨棹……在闽则呼为蠘而巨。”也就是说，“蠘”“拨棹”=“梭子蟹”。事实上，今天的福州人依然把它奉为蠘中正宗，卖三疣梭子蟹的店家会挂出牌子，上书两个大字“正蠘”，以区别其他种类的梭子蟹。

如此看来，聂璜画中的“福州膏蠘”，可以鉴定为三疣梭子蟹，而“拨棹”亦是梭子蟹无疑，至于“蝤蛑”，应该就是青蟹之类。事实上，在海洋生物学分类中，梭子蟹总科（Portunoidea）分8科，其中的梭子蟹科又分6亚科，再其中的梭子蟹亚科又分12属，而梭子蟹、青蟹（Scyllaolivacea，英文orange mud crab、brown mud crab）都是其中一属。梭子蟹属又涵括24种，这其中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为我们最为常见之品种。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270余种蟹类中，梭子蟹可归入经济价值最大之类。常见有红星梭子蟹、运海梭子蟹和三疣梭子蟹。这三种梭子蟹同为梭子蟹属梭子蟹亚属，该亚属头胸甲表面具有横行的颗粒棱线或成群的颗粒。甲面分区明显。额缘具有4枚小齿，全身分为头胸部和腹部，因头胸甲梭形且胃、心区背面具3个明显疣突而得名。复眼1对，具柄。步足5对，第1对大而坚硬，称螯足，第5对步足平扁如桨，称“游泳足”，这也与古籍中“两小足薄而阔”的描述吻合，有较强的游泳能力，被列为底栖游泳动物。故此，其英文名也称“swimming crabs”。

1928年上海出版的《水产画报》（第三期，蟹专号）中记载的梭子蟹

由此看来，即使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来讲，我们先人对各类海蟹的观察和研究亦可算是细致入微。而我们现今惯用的“白蟹”“青蟹”“蠘”“蟳仔”各类俗称，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作为支撑。

大海馈赠 取之有道

……

上海附近沿海沙洲较多，东西横列，构成了若干个沙沟，是各种洞游鱼类在黄海、东海的产卵和索饵场。鱼类中有小黄鱼、大黄鱼、白姑鱼、带鱼、虾蝶、鱿鱼、鳗鱼、河豚等，也盛产毛虾和梭子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区域就是嵊泗列岛，曾名马鞍群岛。位于长江口，为江流入海之要冲。海面岛屿林立，南与舟山群岛相连，海水深浅适度，利于鱼蟹类繁殖和洄游。有史料称：“江浙渔民及时前往采补，获大量渔产，或迁家于此，颇能安居乐业，年有积余……”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水产月刊》中也有记:“据统计，每年在千万元以上，亦为江浙闽渔民衣食之地，为吾国海产最富之区”。

三疣梭子蟹是梭子蟹中数量最多，产量最大的一种，约占梭子蟹总产量的90％左右。广泛分布在中国沿海，其中以浙江、山东、福建沿海产量最多。上海附近主要分布在东海大沙渔场、长江口渔场和嵊泗、舟山渔场20米～50米水深海域。先民们也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掌握了它的美味密码。

从各类传世典籍中可知，中国沿海地区捕捉和食用梭子蟹的历史已有千余年。事实上，上海郊县沿海渔民的海洋捕捞历史相当悠久，明代已相当兴盛，明末清初，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渔民出海捕鱼，前后达百余年之久。清康熙以后，海禁稍宽，海洋捕捞逐步恢复。沿海渔民主要在长江口外海和舟山渔场西部海域，捕捞各类鱼蟹等。上海地区的历代志书中也有明确的“梭子蟹”记载。《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民赋）中有记：“一种壳两边尖锐似梭，六腥名梭子蟹，来自海中……”

《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民赋）中“梭子蟹”的记载

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面临东黄海，且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拥有发展海洋渔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时期，沿海居民渔业捕捞多以自给自足为主。明末清初年间，奉贤青村一位名为羽王的文人著有《乙酉笔记》一册，有很多关于浦南地区风土人情的内容。其中就写道：“嘉靖末年海上倭起，海禁甚严，寸板不许入海”，但到明末年间，“余七八岁时，为万历四十六七年。海味之盛，每延客必十余品”“青村海船虽远不及柘林，约共五六十艘。一日两潮，大鱼则数十金计，小鱼亦以两计。无船者则肩挑贩卖。亦有沿途捕鱼，不用舟楫。”

说到肩挑贩卖渔获，那箩筐里多数会有梭子蟹。在当时的报章上也时常会看到它的身影。1899年6月5日《申报》的一则社会新闻就颇为有趣。

“昨日午前，浦东人黄焕英由北蔡贩梭子蟹若干篓，渡浦至公义码头，甫登岸即有多人佯为论价攫取奔逃，旋追获夏三才、卞文奎、许和尚三人交十五号巡街捕带至捕房，捕头押候解送工程局，禀请会办委员司徒贻芬司马讯办……”

北蔡并不靠海，那么似可推测，这位黄焕英是从类似于海鲜集散市场的地方批发梭子蟹，拿到市区贩卖。再则，这货刚挑到码头岸上，就遭哄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梭子蟹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时鲜货之抢手。据《上海渔业志》记载，同治年间，在小东门附近，已是鱼行林立，初现集聚规模。

1902年7月23日《申报》一则题为“苏松总镇陈识”的消息，全文主要是讲一种治疗腹泻药物的效果，但却从一个侧面提到了梭子蟹的信息“去岁出舟次江浙洋面之大洋山，时值白蟹价廉而美......”这寥寥数字，既写出梭子蟹的产地、俗称，又点出了价廉物美

而近代上海海洋渔业也是经历有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由于长期沿用传统落后的捕捞方式，直至20世纪初期，渔民世代出海打鱼用的船只基本都是以人力或风力为动力的木质小船，捕捞的方式也多为传统手操网作业，渔获的产量始终较低。

渔业近代化的标志是1882年英国发明轮船拖网技术。其后，工业革命成果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渔业生产。类似机轮拖网、灯光围网应用于渔业捕捞，生物科技应用于渔业养殖，工业加工工艺应用于渔产品加工，以及机械化设备应用于渔业港口等。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欧洲国家早已开始大规模应用机械动力的钢制渔轮。而我们的近邻日本，自20世纪初也开始以法令形式大规模推广现代渔轮的使用。这些设备可在近海或远洋从事机械化渔业捕捞，产量也得以显著提升。

上海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江苏，也是江苏重要的渔业基地和销售市场，这一点在上海开埠之后更趋凸显。晚清中国羸弱的海防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英、法、俄、日等国纷纷在中国沿海开埠城市设立渔业基地，从事海洋捕捞活动。外国对中国海洋主权的侵犯与渔业资源的掠夺使得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开始注重中国的海权、渔权。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渔业技术和建立新式渔业公司，来推动中国海洋渔业的现代化和建立现代渔业管理体系。

以张謇、陈季同等为代表的部分开明人士认识到：“海权界以领海界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而“领海界大约以近海、远洋为分别，近海为本国自有之权，远洋为各国公共之路”“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渔业盛则渔界益明，渔民附则海权益固。”

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清廷批准时任翰林院修撰张謇通过商部附奏的《条陈渔业公司办法》，与此同时，张謇还借用官款4万5千两规银从青岛德国人手中买入拖网渔轮“万格罗号”，并改名“福海号”。同年8月，“福海号”驶抵上海，略作修理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在长江口及浙江沿海洋面捕捞鱼蟹。“福海号”是中国第一艘机动拖网渔轮，被视为中国渔业近代化之肇始。也是在那一年，张謇的奏折获准，江浙渔业公司正式在上海成立，并以吴淞旧海军衙门基地作为该公司建设用地。

1905年2月24日《申报》第二版对渔业公司成立的报道

张謇兴办江浙渔业公司，发展新式渔业，目的是为了唤醒各界人士，挽回渔业利权，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操作。因此“福海号”只在春、秋二季出海作业，并兼有护洋任务，靠渔会的收入来补贴部分开支，勉强维持至民国初期。中华民国成立后，“福海号”渔轮经过数次整修升级，并延长出海期，规定每年自白露开始至翌年立夏为捕捞季节，经过一番调整后，捕捞成绩大幅提升。

民国3年（1914年）浙海渔业公司也在上海成立，购买“府浙”渔轮投入生产，和“福海”渔轮相互竞争，捕捞技术逐步提升。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煤价飞涨，渔业已无利可图，浙海渔业公司开支浩大，难以维持生产而关闭，“府浙”渔轮出售易主，改为商船。民国8年（1919年）春，浙海渔业公司恢复成立，新置“富浙” “裕浙”两艘渔轮投入生产，首航出渔，各盈利1万余元。民国10年（1920年）又向美国购进一艘浅水兵船，经改装后定名“富海号”，屡次出渔，成绩尚佳。自此各界人士渐见渔业有利可图，投资渔业者，日益增多，相继购办渔轮，开设渔业公司。

至1934年前后，上海的拖网渔业，盛极一时，计前后新建、改建以及向国外购进的单船拖网渔轮共有16艘，手缲网渔轮计25艘。

20世纪20年代，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上海渔轮

图片来源 | 《水产画报》（1928年 第二期）

1925年12月6日《时事新报》刊发的“上海物产考”（食物类续）中提及梭子蟹是闽菜特色

1934年10月18日《时事新报》刊发“本市三年来渔业概况”一文，其中提到上海渔轮捕获物的种类和区域，其中明确列出梭子蟹

《水产月刊》1934年第八期刊发的“二十三年一月至十一月上海市鱼类价值升降表”，梭子蟹作为主要统计项目

20世纪30年代，上海实际上已是中国渔业经济中心之一。各级渔业指导机关和教育机关、渔业指导所和水产学校以及中央渔业行政机关都以此为基地。同时，上海也是渔业金融枢纽，凡是各地渔民、鱼商、渔业者的金融流动均以上海为中心。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繁荣的市场渠道，上海也是国内渔获最大的消费市场。有统计显示，1931年7月—1934年6月，上海共消费冰鲜海获7.45万吨。1936年，仅嵊泗列岛一地的梭子蟹年捕捞量就达2万担（注：1担=100斤），这其中绝大部分都销往上海。

《时事新报》1936年4月14日“鱼市信息”中的梭子蟹价格

日寇全面侵华后，上海的海洋渔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和侵占。二战结束后，上海的海洋渔业捕捞有所恢复。新设立的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共接受美式渔轮70艘，澳式渔轮56艘以及其他各类渔需物资九大类，除少部分派往青岛、台湾、广东等地外，大部分仍集中在上海基地。但此阶段的渔业捕捞数量始终未有显著提升，而梭子蟹也只是海机轮拖网生产的兼捕对象，市场供应更是聊胜于无。

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改变。从1982年起上海郊县拖网船普遍改用桁拖网从事捕虾蟹作业以来，梭子蟹的产量大增，年均在1万吨左右。梭子蟹肉肥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不仅为上海市民所喜爱，还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水产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冻梭子蟹加工

20世纪80年代，温州梭子蟹出口广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沿海的梭子蟹资源丰富，市场上货源充足，价钱便宜。可是到80年代中后期，市场供应量不断下降，价格也是居高不下。究其缘由，过度捕捞是罪魁祸首。在这期间，为增加捕捞量，有渔民“发明”一种装上铁耙子的拖网，如同耙地一样，成千上万只渔船，在梭子蟹越冬海区，地毯式的来回梳篦，把潜伏在泥沙中冬眠的梭子蟹都扒出来了，一条渔船一个航次，装得满满的20吨，如此“竭泽而渔”“赶尽杀绝”，严重破坏了梭子蟹栖息地的“根基”。

为保护濒危的梭子蟹资源，上海及周边各省都开始制定相关举措。如浙江省提出捕梭子蟹要严格执行“春保、夏养、冬捕”的生产方针。事实上，从 1979 年国家建立渔政机构以后，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等有关法规，制定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资源的规定，如制定禁渔区、保护区、休渔区、禁渔期、禁捕珍贵水生动物等。

伏季休渔制度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由于盲目增船增网，酷渔滥捕，传统经济鱼类资源明显恶化，广大渔民普遍有危机感。为此，1979 年浙江省水产局率先提出伏季休渔，实行 8—10 月拖网三个月伏休。

针对东、黄海区传统经济鱼蟹类资源渔获个体日趋小型化、低龄化、性成熟提早的严峻形势，以及主要底层经济鱼类资源呈现严重衰退的局面，中国政府于 1995年正式宣布在东、黄海海域实施伏季休渔制度。休渔时间为每年的 7月 1日—8月31日，禁止拖网和帆式张网作业。经过 3年实践，1998年又在此基础上将东海区的休渔范围进一步扩大，休渔时间延长为每年 6月 16日— 9月 15日的 3个月，且在此期间还陆续禁止定置网和桁杆拖虾网作业。

“伏季休渔”经过二十余年来调整完善，目前已成为中国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制度，涉及渔船10万余艘和渔民近百万名。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对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作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更趋合理、更趋规范，对养护渔业资源和促进渔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确保贯彻落实，一些地方政府还配套出台更具有实操性的细则。如舟山市政府作出《关于保护梭子蟹抱卵亲蟹和幼蟹的通知》, 禁止各种作业船在每年5月1日—8月31日捕捞、收购、贩运和出售抱卵亲蟹和125克以下的幼蟹，违者要严加处理。

多年来，上海各级渔业管理部门始终依照《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要求，通过制定海洋伏季休渔专项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各项工作措施，重点保护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梭子蟹6个品种，保障全市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执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以2020年伏季休渔为例，全市桁杆拖虾、定置张网作业渔船的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期间禁止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当年度执行伏季休渔制度的海洋渔船达233艘。

2004年6月21日，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和上海深水港工程建设指挥部共同主办“长江口、杭州湾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将梭子蟹放入杭州湾

图片来源 | 文汇报

2011年12月，针对上海海域梭子蟹捕捞作业中存在的问题，上海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加强海域巡逻和监管力度

图片摄影 | 郭一江

2019年，各地区海洋捕捞产量表，梭子蟹是主要统计项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20）》

梭子蟹的生存能力低，从海上捕上来后，短时间就会死去，为了能使梭子蟹延长寿命，活着上市，浙江省试用一种“冻眠”新技术,使梭子蟹在短时间内体温下降达到昏眠状态，待启运后，经数小时或数十小时的自然升温,到达目的地时,正好苏醒过来。运用这种方式销售，颇受国内外市场欢迎。如连云港曾运往日本的300吨活梭子蟹，直接增值150多万元。国内除活蟹出口，沿海各省生产的梭子蟹罐头和冻蟹，在美、法、德、澳洲、新加坡等西欧及亚太市场也非常走俏。

要发展梭子蟹渔业，单靠天然捕捞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沿海各省在落实海上捕捞保护梭子蟹的同时，有关研究单位积极开展人工繁殖研究。20世纪90年代，由于自然资源下降，捕捞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为开源节流，中国开始三疣梭子蟹人工养殖，至2017年底，已在整个东海沿岸、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岸得到普及。根据养殖设施的不同，三疣梭子蟹养殖有池塘养殖、滩涂围栏养殖、水泥池养殖和海区笼养等方式。人工养成的方法主要为池塘养殖，又可分为池塘养成、育肥和越冬3种形式。

要在捕捞产能控制上做减法，在资源生态保护上做加法，加强对重要渔业资源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栖息繁衍场所及繁殖期、幼苗生长期等关键生长阶段的保护至关重要。令人欣慰的，随着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效力逐渐显现，近年来，上海市场上梭子蟹的货源十分充足，价格稳定且不断走低。据新闻显示，2021年，个头大一点的蟹要45元一斤，最小的也要25元一斤，而2022年，个头最大的梭子蟹价格稳定在35元一斤上下。

2022年8月，上海市场中的梭子蟹

图片来源 | 澎湃新闻

写在结尾的话

……

梭子蟹是如此鲜美的食材，烹饪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清蒸、爆炒、红烧、干锅、煲粥、堡汤、炒年糕等，无论如何都可以让你的味蕾大开。相比鲜活梭子蟹，冰鲜梭子蟹口感虽然稍面，但结合葱姜快炒或制作面拖蟹，那也是一道极致美味。

20世纪70年代，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食品分公司出版的《中国名菜商品广告》中的“清蒸梭子蟹”

清蒸、红烧，总相宜

大自然的馈赠，供给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只有取之有道才能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先民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训诫或法律的方式加以宣示。在《逸周书·大聚解》中有这样的记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梭子蟹走上我们的餐桌已有千年，它的美味让我们垂涎欲滴，但它的成长和资源维护更值得我们关注。随着科技水平的显著提高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渔获量也日益增长，并最终会使人类意识到渔业资源的有限性。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对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关爱大自然，有效控制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繁殖群体栖息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为了我们每季都能品尝到美味的梭子蟹，更是为了人类本身。海洋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不仅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食物、药品和工业原料，而且在气候调节、二氧化碳源汇调控、物种基因资源等方面对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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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通志》《上海渔业志》及各区县志

部分内容来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部分图文来源：上海图书馆 全国报刊索引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申知沪志“小组诚意奉献

原标题：《梭子蟹是如何成为上海人食物链重要一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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