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迈入4.0时代，2022深港合作论坛在深港两地顺利举办

2022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2周年之际，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22深港合作论坛”，学习和领会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探讨香港如何更好开启“由治及兴”新篇章，以及深港如何更好破解“双城”建设中存在的新挑战等议题。来自北京、广州、香港、深圳等地的10多位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这个“关键期”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是转型的关键期，就是要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第二是发展的关键期，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三是融入的关键期，就是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由治及兴开新篇的新阶段，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和深圳提出的“20+8”战略新兴产业、制造强市的战略方针，为深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深港提升合作层次，推进“双城”融合发展，将为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供强大的支撑。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前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展望未来，香港的发展机遇应该是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战略指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香港的八大中心地位，更是指明了新发展环境下香港再出发的具体路径。基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两地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深港已经形成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在金融、基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的成绩有目共睹。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深港更应该强强联合，主动加强空间对接，创新机制衔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融合发展，产生“1+1>2”的效果，帮助国家科技向前迈进，共同建设世界级都会区。

二、香港发展之新前景与新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就“构建最广泛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发言。他认为，香港回归25年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争取人心，凝聚共识，推进人心真正回归。第一，要把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和7月30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结合起来，认识“统战工作要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探索不同制度下统战工作规律”；第二，发挥统战工作在团结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不同信仰的团体和个人中的作用，扩大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第三，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第四，要摒弃不利于团结的理念和做法，改变“二元”对立思维；第五，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中银香港总法律顾问简慧敏就“未来香港金融和专业人才发展”发言。她指出，香港和深圳息息相关，需要协同发展。两地从顶层设计、要素便捷流动和软硬联通等各个方面都应加强对接。一是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两地应共同寻求中央支持，推出“河套方案”及“前海方案（2.0）”，组建深港“双主任制”管理委员会，就关键要素或领域组成两地高层领导的联合工作组，建立恒常沟通机制。二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深港合作，成立大湾区或深港金融协调小组，聚焦金融发展，加快金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保持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打造大湾区创投中心和绿色金融中心。为中概股回归、优质企业在港二次上市、双币股本结构企业上市作好准备。三是加强人才对接，推出针对紧缺和特定人群计划；建立“人才深港通”机制，共性较大的专业以备案制代替考试考核等安排；进一步推动法律、仲裁、金融等专业资格互认。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就“构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新优势”发言。她指出，香港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将迎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RCEP区域等新机遇。短期内，香港面临疫情反复导致经济下行和多种因素带来的人才流失的挑战，中期则面临社会治理水平有待提升、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从长期看，地缘政治及中美博弈政治化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为此应在推动新的“四大中心”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传统四大中心的优势，特别是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加大力度补足产业短板，打造世界级国际债券中心、绿色金融中心、金融科技中心，进一步提升金融基础能力的建设。二是深化大湾区金融合作，加快推进大湾区重点领域的规则对接、制度对接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链接，通过市场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中心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三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等新型领域，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四是以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能力建设。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何俊志就“香港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发言。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形成了政治法团主义和经济多元主义的模式，导致大机构掌握政治表达空间，政治对立严重，政治法团主义希望的妥协结果难以实现，经济多元主义政策反而带来寡头竞争的格局。香港发展的新机遇，主要体现在国安法的实施终结了政治领域的敌对状态，选举制度的优化和完善使得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规模扩大，基层和中小企业参与政治的空间得以扩大。香港发展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香港短时间内难以出现大的政团组织，香港的社会组织将在未来治理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深港合作之北部都会区建设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就“北部都会区建设与深港合作新阶段”发言。他认为，在深港合作新阶段下，两地在北部都会区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近几十年的合作基础，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形成有效的合作模式，助力北部都会区实现建设目标。香港的城市建设模式以高密度、高强度、高收益为主，而北部都会区密度相对较低，香港模式如何匹配北部都会区建设值得关注。科创方面，需要重点研究香港科研成果如何就地进行转化，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经济转型，形成与香港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科创产业。在此过程中，深港应当探索深圳河治理模式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共建模式的新突破，客观认识深圳对北部都会区在基建等方面的辐射支持作用，提升口岸设施通关以及城市公共设施共享水平。同时应以新增15万创科产业就业为近期合作重点，报请中央鼓励支持深圳移动互联、AI、生命核材料领域高科技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方式，以非深企名义参与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鼓励深圳国资和民营企业与港企和国际资本合作，参与北部都市区基础设施建设，并利用香港国际法体系优势，建立辐射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体系。

香港特区政府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斌就“深港科技产业合作的回顾与前瞻”发言。他认为，香港过去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桥头堡、中间人的作用，未来也将是这样。1978年到2017年，中美之间主要是友好开放、合作共赢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深港形成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前店后厂”走向共同创新，即从80年代承接订单从事简单生产，到逐渐加入设计元素增加附加值，再到产生自有品牌。在“后特朗普时代”，深港合作要从目前的共同创新走向协同发展，加深双方的互补关系。未来深港合作要深入思考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上的协同发展，要用好落马洲河套经验，打造科创高地。此外，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是跨区域性的，需要深港在规划上多方面协调，推动双方把各领域的不同标准统一确定下来，这将是深港全面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北区区议员、香港打鼓岭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就“北部都会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及应对思考”发言。她认为，面对新形势，深港合作应立足长远目标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北部都会区建设即可以解决目前香港最为严重的房屋和就业问题，也有利于聚集科创引领创业发展，成为促进香港发展的新动力。当前，香港政府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中提出“双城三圈”概念。对此，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都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相关的配合措施，要高水平规划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协同建设集科技创新、高端居住、文旅消费、医疗、教育于一体的经济带，打造深港合作新平台。同时，北部都会区建设应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北部都会区处于发展策略的阶段，且目前正在新建的项目较为零散，对追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空间可能出现偏差，深港应加强沟通，并达成共识。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北部都会区建设存在一些影响发展的阻隔性因素，应尽快协调解决。三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是“南金融、北创科”。根据目前规划来看，发展空间仍有待拓展。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就“深港发展规划对接之新路径”发言。他指出，未来深港规划对接应从“物理拼图”式的衔接转变为“化学反应”式的融合发展模式。一是完善深港沟通协调机制，建立深港非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之间的“第二管道”，完善深港政府间的“第一管道”。二是加强深港“硬联通”能力，探讨以深茂铁路开通为契机，谋划开通前海到香港西九龙的直达高铁列车，打通全产业链和创科融资渠道，推动两地产业基础设施联通。三是提升深港“软联通”水平，优化针对港澳居民的税收安排、在前海试点医疗资源跨境使用、探索深港专业资格认定，联手推动航运服务业发展。当前，推动口岸经济带和北部都会区对接，实现深港两地在特定区域内的合作创新突破尤为重要。其中，以发展新兴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深圳湾创科走廊和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东部口岸走廊，应成为未来整个北部都会区和深圳对接的“早收项目”。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就“北部都会区建设与香港结构性改革”发言。他认为，特区政府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他指出，总结香港城市化和产业化、中心区和“新市镇”发展的历史，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是产业化：第一，北部都会区应重点发展实体经济，不同于维港都会区的金融等服务业。第二，在营商成本高企的香港，北部都会区需要发展知识性、技术性密集，高价值、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即创新科技产业。第三，北部都会区需要发挥五所全球百强大学、诸多国家级科研机构、庞大顶尖科学家队伍及自由港经济、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优势，以创新链构建产业链。第四，北部都会区需要充分利用深圳等周边城市的资源，补足缺乏大型先进制造项目等短板。第五，北部都会区应布局大科学设施、共建跨境科研机构、引进先进制造项目、吸引全球科技企业，提升香港产业结构自足性。第六，为此，香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推进包括机构调整、考核指标订定、落实“问责制”等行政体制改革为引领，重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人才制度改革、科研制度改革，以及适时制定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