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巨星》：更像是一出迪士尼公主童话剧

《神秘巨星》的主演兼制片人阿米尔·汗，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早已不再是“神秘巨星”。《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比起印度本土也不遑多让。得益于国内数量庞大的电影消费群体和阿米尔·汗的好人缘，《神秘巨星》上映首周末的票房就已远超印度本土，即使不能再创造《摔跤吧！爸爸》的票房神话，也是节前略平淡的影市的一剂强心针。

电影的剧情无需多做介绍，仍然是阿米尔·汗驾轻就熟、而观众也甘之如饴的印度风味咖喱鸡汤。中印两国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唱歌改变命运”的主线情节设计，都降低了中国观众欣赏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电影的障碍。

不过电影的重心并不是打造“有梦想就能成功”的励志牌。“神秘巨星”尹希娅（塞伊拉·沃西饰）的歌唱才华从电影伊始便无保留地予以展现，成名之路也称得上顺遂，音乐人夏克提·库马尔（阿米尔·汗饰）这一伯乐更是有如天降。观众不会在电影中看到如《摔跤吧！爸爸》中女孩子们挥汗如雨的训练镜头，既是因为唱歌（不包括作词、谱曲和编曲等制作环节在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苦练之外的天赋，也是因为电影中人物的困境不在于怀才不遇和物质贫瘠，而是家庭禁锢所带来的自我封闭与自我设限。从这一意义而言，《神秘巨星》不是母女版的《摔跤吧！爸爸》，更像是发展中国家版的《心灵捕手》。

《心灵捕手》故事的重心，在于讲述闲掷自身数学天赋的清洁工威尔（马特·达蒙饰）如何在心理学教授尚恩（罗宾·威廉姆斯饰）的帮助下，打开心防并找回人生目标。自甘沉沦是衣食无忧的美国X世代（一九六零年代中期至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出生）在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颓”和“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就太奢侈。《神秘巨星》里尹希娅的暴躁和不安，不是来自于对自我能力的怀疑，而是对母亲唯唯诺诺生活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电影讲述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真正的“神秘巨星”不是尹希娅，而是终于鼓起勇气，对家暴说“不”的母亲。

尹希娅的母亲背负上的是几千年“重男轻女”传统的历史包袱。这一包袱是文化、习俗、经济等多重因素累加的结果。电影文本迎合最广大观众的观影需要，只聚焦在小家庭里的低气压氛围，把尹希娅的父亲塑造成色厉内荏的暴君，其实是偷懒省事的通俗剧做法。观众看到片尾尹希娅的母亲带子女离家出走的一场戏，固然解气，也还是能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娜拉几无一走了之的可能。当然通俗剧惯例是要皆大欢喜收场。只是观众即使最后心满意足地走出影院，也很快会知道电影不过是一出幻梦，是成功学话语体系下烹制的鸡汤。这真相未免残酷。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娜拉幻梦破灭，看穿丈夫的虚伪面目而离家出走。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敏锐指出问题的本质是钱或曰经济权。这一论断对于尹希娅的母亲，既部分地成立，也部分地不成立。

电影中的小家庭，经济上称得上殷实。尹希娅上学之余还要去补习班当“插班生”，双倍的学费也负担得起。父亲常年出差在外，最后觅得利雅得的工作，算得上国际化的高级工程师人才。尹希娅的母亲文盲不识字，但娘家经济条件未必不好——换来笔记本电脑的嫁妆项链，价值想来不赀，否则不会被父亲指定要在盛装出席婚宴时配戴。母亲怀上女儿不愿打掉，能躲起来大半年直到顺利生产，这也远超寻常贫苦妇女之所能。电影中的家庭暴力问题，关乎经济权，也关乎两性关系中的权力支配方式，而又是男女双方对社会强加的婚姻“范式”（Norm）利用或顺从的结果。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家庭关系中男方的强势和女方的弱势。长期存在家暴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家庭，往往形成微妙的权力平衡困局。尹希娅的母亲常年从丈夫的钱包里偷拿日常家用之外的数目，丈夫不可能毫不知情。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不会太差的高级工程师，同意与未曾谋面的文盲女子结婚，出发点也只能是爱情之外的现世考虑——这点在父亲为尹希娅一厢情愿缔结的“豪门”婚姻中，同样可见端倪。电影中，姑奶奶随侄子同住——又不是济济一堂的大家族式群居，也并不典型。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在缔结之初，想必也是匹配的——男方有“文化”，女方有“家底”。婚姻生活的不和谐，是男方步步进逼和女方步步退让的共谋所致。

中国传统陋习中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其实娘家对外嫁女的支持作用是多方面的。《红楼梦》中迎春惨死，孙绍祖肆无忌惮，所恃主要是其对于贾赦的债主身份。尹希娅的母亲嫁给“凤凰男”，婚姻中的主动权节节败退，最后差点甘于认命，连带上让女儿认命，是社会陋习倾轧下的习得性无助。发展中国家的娜拉，出走困境的艰难程度，常常超过舒服坐在电影院吃爆米花的观众所能想象。机场吉他事件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的反击漂亮有力，让猝不及防的父亲败下阵来。但镜头也捕捉到母亲走出机场后犹豫茫然的面部表情，暗示家庭妇女脱离家庭庇佑或魔窟后的前路艰险，不过很快用颁奖典礼的一场欢快戏挽回气氛，给观众以胜利感。

电影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起广泛的共鸣，与人性有关，与国别属性无关。电影中的女角色戴上面纱后，还让人恍然以为是在看伊朗电影。尹希娅勇敢地飞往孟买，争取个人及母亲和弟弟的命运转机，也让人想起第一个登上《Vogue》封面的黑人女模特、曾将自传《沙漠之花》改编为同名电影的“非洲女权斗士”华莉丝·迪里。

华莉丝·迪里出生于索马里，4岁被强暴，5岁被行割礼，12岁时为抗拒父亲贪图五头骆驼的聘礼而将自己许嫁六十岁老叟，穿越沙漠逃婚成功，最后在外祖母及姨丈一家人的帮助下，从非洲远赴英国，并以超模身份成名。在华莉丝·迪里传奇性的大逃亡故事中，可堪寻味的是，华莉丝的母亲当年便是以富家女身份“下嫁”其父亲，而华莉丝的姨丈带同华莉丝赴索马里驻英国大使馆任职，才带来华莉丝事业上的起飞。

妇女的通往自由之路，如果始终要仰仗“贵人”相助，则只是命运之神垂注的恩赐，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电影中的男性角色，除了暴戾的父亲，无论是“忠犬”男友钦腾、萌萌哒的弟弟，还是邪魅浮夸的夏克提·库马尔，都是正面人物，多少淡化了电影中女性角色所面临的艰难时世，让尹希娅和母亲的“突围”，更像是一出迪士尼公主电影般的童话剧。

《神秘巨星》延续了阿米尔·汗作为公众电影人，对社会问题持久的关注和反思。影片当然不是战斗的檄文，剧情也没能在揭露问题之余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同样值得钦佩。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过让妇女走出家庭，拥有独立的经济权，至少可以极大降低《神秘巨星》中家庭暴力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华人经济学家Nancy Qian（钱楠筠）发表于2008年《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实证论文，利用中国农业改革后茶叶价格的上升，作为对女性收入提高的测度，发现家庭中女性收入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女孩的存活率。《神秘巨星》中姑奶奶的婚姻悲剧在母亲身上重演，而母亲的婚姻悲剧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原因不是尹希娅可以“嫁得好”，而只能是尹希娅事业成功为她带来的主导权。从这个意义而言，每位用自己的收入买票走进影院的女性观众，都是自己生命中的“神秘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