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段义孚：地理学、现象学和对人类本性的研究

译者导读：

段义孚在1971年的《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这篇论文里，明确表达出现象学作为地理学之研究路径的观点。因此，对七十年代的人文地理学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中表述的“地理学是关于地球作为人的世界而存在的，具有组织性、结构化知识的学科”之观点，为后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基本的研究方向。文中包含的五个主题：“关怀的类别”、“民族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前方区域——后方区域”、“居家与旅行”、“本真性”为后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思考人类经验本质的可以操作的路径。

段义孚在这篇论文里还指出，地理学家需要对“世界里的人”（man-in-the-world）展开研究，那么现象学的方法实属必要，因此，该论文相当于一篇宣言，指出要以现象学的方法开展地理学的研究。这在当时以计量方法为主导的欧美地理学界是极具批判意义的。这也为后来（1976年）他正式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2020年初，上海，地铁站。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正如一本普遍使用的地理学教材对地理学下的定义：“地理学是关于地球作为人的世界而存在的，具有组织性、结构化知识的学科”，而现象学则是对多种现象的描述与澄明。因为长期的科学好奇和人类对自我的关注，人的本性一直都是人们思考的对象。“地理学是人类的一面镜子”是本文主旨，而这种思考路径正好是现象学式的。为了达到本文论述的目的，我使用现象学这一术语，来意指一种哲学的视角。该视角可以将官方科学的很多前设与方法悬置（suspend）起来，进而将整个世界描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现象学涉及诸多关于本质（essences）的探索，像人的本质、空间的本质与经验的本质。

其实，地理学将人自身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出来。麦田可能呈现出人的经济性，在常识的层面亦是如此，但该现象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被理解。地理学就将人类本性更为深入的层面揭示出来。一位现象学者会认为，人类的本质特征（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并非客观科学或纯粹内省可以揭示的。比如，以内省来说，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不去管整个世界，好反省自身的内在本质，到最后，可能仅剩下一种半睡眠的无意识状态。而如果意识与世界相互分开，那么也只会是一种游魂般的存在，因为意识从来都不能够完全单独存在。甚至连一个疯子的臆想中，都包含着一些能被他人感知到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就是可以公开化和对象化的。此外，幻想的内在结构（也就是幻想中的元素被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也常常能被他人直观地理解到。

2020年，上海，群岛书店。

所以，再次强调一下，地理学的定义就是：“关于地球作为人的世界而存在的，具有组织性、结构化知识的学科。”下面，对此定义做一简单的论述与延伸，以更好地澄明我的立场：与地球相关的知识表明了这是一个和人相互关联的世界；world（wer）最本源的含义在于人；理解世界其实就是理解人自己。

不妨举一个典型例子，更清晰地说明这个立场。比如，房屋是人居住的环境，而房屋的结构遵循着物理的定律。墙壁需要具备一定强度才能达到一定高度，也才能支撑起一定重量的屋顶。同时，经济状况也限定着房屋的诸多方面，像它的大小、材料、位置等。在物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定下，房屋的主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去营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并赋予其价值和意义。他可能会将墙壁粉刷成有个性的颜色，将家具摆成一定几何形状，还可能把前门长期开着。我们当然可以比喻地说：“这栋房屋就是这个人。”尽管这个人的生活世界远远大于这栋房屋的面积，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认真去品味这栋房屋，就能了解主人的许多特性，这些特性超越了他的生理与经济上的需求，而深入到其背后的意图与愿望的层面。

2020年，上海，治安岗亭。

地理学就像镜子一样反照出人自己——此文目的正是为了阐述这一论题。这篇论文中，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总体层面上提供很多条线索，以便研究者能够获取详细的研究数据，并将它们组织起来，这些数据是可以连接论点与论据之间的桥梁。后文，我将探讨五个不同的主题，它们均反映出“地理学是人类的一面镜子”这一核心论题。这五个主题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我将会从具象较少到具象较多的序列展开论述，这些具象都表达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它们大概包括：

首先，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反映出人类看问题和思考的方式。地理学者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有两种，这两种方式也是人类寻求意义的普遍方式。其次，在更浅层的抽象中，我试图去思考两种心灵空间：种族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这两种空间都倡导对称性，但在其中，个体远不如群体那么重要。个体对空间的知觉受到身体非对称结构的很大影响。这引申出第三个主题，即非对称的身体和非对称的自我空间，如何被用来组织地理空间？主要以前方区域和后方区域为例。第四个主题更特别：由于世界往往是二元和辩证的，那么人类如何应对这样的状况，以“家”和“旅行”为例。最后一个主题，着眼于探讨存在主义的重要性，也就是“本真性”（authenticity）。显然，人类对大自然的经验可以通过“本真性”这一概念来检测，与检测人际关系是一样的。

2021年，上海，浦江游轮。

一、关怀的类别：理性意义与存在意义

地理学有两种主要的关怀形式：立法的（nomothetic）与表意的（ideographic）。为从不同角度对二者进行分析，同时为了避免杜撰新词，在此引入两个并列的、有差异的类别：“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环境主义将世界当作客体来看待，存在主义则思考有目的的存在物所构成的世界。地理学中，环境主义的思考传统在于，在简单明了的层面上，去寻求物理世界和人际之间关系的法则。例如，天气如何对屋顶坡度和窗户朝向造成影响。虽然环境主义的问题常常被简单明了地建构起来，还会产生错误的结论，但其背后的意图却是庄严而神圣的，也就是对普遍法则的追求。最近，地理学的环境主义采取了一种方式，即去划定怎样的经济空间会限制人类的行为。特定的市场体系具有特定的空间尺度，其中的人也会体现出特定的阶层秩序。其实，一个法则的有效性，通常是由违反该法则的失败来证明的。

2016年，黑河，猎人的马。

最引人注目的、寻找自然界普遍规律的研究，最早体现在天文学。人们发现了太阳、行星以及遥远的恒星都遵循着简明的法则，并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在西方古代世界和其它地区的文明中，可见天体的圆形轨道，均被视为宇宙和谐与秩序的基本象征。人们可以采用方程式去精确表达宇宙的规律，而科学的品质也通过能精确预测行星运行而体现。相比而言，地球上的大自然则充满了诸多混乱，让人感觉不到显而易见的秩序。空间的无序性充斥于自然地理学。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天气的呈现都不是有序的；地球上被水覆盖的面积远远超过了陆地的面积，同时南、北两半球的陆地面积也不是均等的，这都不符合人们感官所具有的对称性品位；此外，陆地的形状缺乏几何感；山峰缺乏和谐的外观与轮廓，也没有居于陆地中央的象征性。这样的非对称性，让很多思想家深感困惑，时至今日仍觉不快。我们的心智往往倾向于去排除这种令人不快的困惑，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并不完美的途径：第一，是将空间的对称性施加于缺乏对称性的情景之中；第二，将现象界分类，归于具有对称性和层级性的序列当中；第三，转而关注过程而非现象本身，比如，将不平衡的地表特征解释为诸多平衡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地理学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对空间对称性的思考，因为其中蕴含着他们期待的可控感。只是说，这样的思考并非针对自然界，而是转向了人类的聚落、市场和土地利用产生的景观。其实，人们是因为忽略了过程，才对几何特征如此关注。

为什么说他们忽略了过程呢？最明显的一点是，人类的景观不能被简单解释为一系列作用力造成的结果，这和物理特征不同。经济理性人的法则可以解释部分空间规律，尤其是那些较稳定的规律，但不能解释从空间规律中抽象出来的景观。

2016年，山西大同，教学楼。

在某些方面，景观可以类比房屋的内部。其中所有的布局和内容都揭示出了人类精神的目的与意图。达到目的的途径可以是理性的，但事实上，它们往往既不是理性的，又不能说是非理性的，而属于另一个话语（discourse）领域——意志与意义的领域，是存在主义的领域，适合它的研究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

像前文提到的，地理学者已经尝试将环境主义的视角延伸到思考属人的世界当中，也得出了值得称许的结论。同其他科学家一道，地理学者已经在关于宿命（fate）和命运（destiny）两个方面，取得了理解人类所处条件的显著进步。它们都是有关预知未来的词汇，我们不期望它们出现在科学当中，然而，它们却带着决定论与或然论法则的面具出现在了科学当中。它们会解释这个世界的各方面，却不去解释世界中人类构建意义的层面。命运是人类始终关注的主题。但如果景观不能使得我们去理解人类命运的轨迹，那么景观本身就不能使我们产生更深层次的兴趣了。其实，景观能向我们透露出决定论与或然论法则具有的影响力，并透露出景观的建造者想要启示给我们的东西，就像古老的文字一样。以此为出发点，我将会以现象学来诠释某一特定的景观。通过这样的诠释，我将达到如下目的，即展示出地理学是如何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来阐明人类的本性。

2017年，四川康定。

在纯粹智识的层面上，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十分脆弱而贫乏的。地理学是地理学家开展智力活动的过程，也是那些拥有地理学能力的人去寻求意义的过程。“意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秩序与和谐。当我们在现实的混乱世界中理解到了秩序与和谐，并能排除混乱所产生的纷争与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寻求意义了。另一方面，意义也指向了重要性，即某一现象具有意义，因其指涉了一个超越它自身的事物，可能是它的过去与未来，也可能是其它的事物。这些重要的事物或事件，都拥有能将世界的意义脉络聚合起来的能力，使人们能够把握它们。正是这样的特点，任何人都能亲身观看或参与其中，并能作出具有意义的回应。

2017年，松潘，这里有21个民族。

人类都具有一个普遍的渴望，那就是寻找理智之美与美学之美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同时渴望那些能主动给予回应的事物。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原始人不仅需要知道一种“你—我”关系的世界，来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他们还需要拥有该关系背后的深层意识结构，好将事物编织进一个分类系统当中，这样才能满足。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可以在没有书写和记录的方式下，来记忆各种事情。众所周知，原始人为了生存，需要具备关于故乡的准确知识。但较少被研究者关注的是，他们的知识其实已经发展到了超越其生存所需要的地步。同样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会将图腾视为情感与迷思的纽带，将自然事物（动物、植物或矿物）与亲缘关系连接起来。但我们很少注意到，图腾制其实也是一种分类体制，能使当地人将自然与社会理解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一方面，图腾乃一种精神上的事物，能使人产生身体与心理的亲密感；另一方面，图腾也是自然秩序里的一个单元，与人类的某一个族群正式地对应着。现代人同样是在采用一种类比的方式来对待周遭的世界。比如，动物学家在识别海豚的时候，会将其视为鼠海豚类的成员之一和与鲸有关的哺乳动物，但是在对待他的宠物海豚时却会将其拟人化地看待。

2017年，四川成都，住宅区。

所以，在此重申地理学者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在环境主义的视角下，地理学者是在秩序中寻求意义，即企图寻找一个决定了的（determined）、恒定的（timeless）和整齐划一（tidy）的世界；而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地理学者是在景观中寻找意义，就像在文学中寻找意义一样，因为景观里记录着人类的奋斗历程。

二、民族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空间

我在前面已提及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始终在关注着秩序。由于追求着对称性，使得人们对欧洲南方的大陆展开想象，甚至这样的想象没有被库克船长的航海所驱散；加上人们已证明了麦哲伦海峡的存在，所以此后，航海家就开始假设与麦哲伦海峡相对的另一者——北极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

2017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中。

对称性的追求也体现在民族中心主义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习惯将自己置于世界中央。民族中心主义，如果不是一种普世性的世界观，其普遍性也较为广泛。其空间象征性地体现在宇宙结构的图式和各种地图当中。小规模的无文字社区，比如北加州的尤罗克人（Yurok），叶尼塞河流域的奥斯底亚克人（Ostiak），甚至包括宏大的文明，像古埃及、古希腊、波斯与中国，它们几乎都将世界想象成一个圆形的、对称的格局，并将自己放到世界中央。这些图式都是一个有着中央位置的圆形，其外围都由环状的未知水域包围。这样的图式反应出人类追求对称性的渴望和对自我身份的夸大。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但在某些情境中也能被事实所支撑。奥斯底亚克的渔夫和猎手们都相信，他们不仅身处宇宙的几何中心，还位于世界人口的中心位置，因为现实经验告诉他们，越是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碰到的人就越少。格林兰岛的爱斯基摩人第一次碰见欧洲的探险者时，就像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接见英国来访的使节时一样，都以为他们是来向自己优越的文明学习的。当一个社区可以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时候，这样的社区就会遭遇较少的幻灭和现实的冲击，进而就越能建立起一个将自己放置在中央的世界。

2017年，松潘，这里有21个民族。

自我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很相似，因为它们的宇宙图式都是由众多个体想象并绘制出来的。然而，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尤其体现在空间行为与组织结构上。首先，尽管许多人希望将自己置于世界中心，但始终能意识到自我的生存是需要依赖他人的。与共同体不一样的是，单个人无法长期处于生理、文化与心理上的自给自足状态。他甚至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他者所构成的世界的边缘，而非中央。比如，有时在遭遇他人时，其自我中心的视角就会被完全地击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Marcel）在他的《形而上学日记》（Metaphysical Diary）中对这样的观点给予了思索：

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某种心灵空间的中心者，被同心环状的区域所包围，越往外走，利益和依附性就会变得越弱，而受他者支配的感受却在增强。我们很少对这样的情况给予思考和描述。当我们有些人突然以某种方式遭遇了一个陌生的他者时，而这样的偶遇太过强烈，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灵图式就会破灭。于是我们的视角就会一下子从里到外彻底翻转过来，似乎触手可及的近处突然变得那样遥远，而遥远的地方一下子变得如此切近。这样的经验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它迫使我们敏锐地觉察到我称之为心灵空间所具有的瞬时特性，它使远处与近处的质的意义差别一下子消失了。

2017年，内蒙古。

三、前方区域——后方区域

对个体来讲，对称空间无法一直持续下去，其主要原因如下。空间主要通过意识被感知到：眼睛能够识别物体，而意识却能够看到空间的矩阵和架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空间的概念起源于从婴儿期发展出来的经验，包括我们可以自由地移动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位。在我们能够抽象地对其进行分析之前，这些身体的移动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向感、距离感和空间感。身体是感知世界的媒介，但身体又不是对称的。比如，肉眼能看到的身体部位基本上是左、右对称，而不是前、后对称。而内部器官的左右对称性显得相当不精确，比如心脏位于身体左侧；大脑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左侧与右侧也存在明显差异。从动觉上来看，左与右几乎是相同的。但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二者却又相反，“左”最原本的意思是“软弱”和“无价值”，而“右”却意味着“笔直”、“正直”和“高贵”。因此，右是荣耀的一方。世界上有大量难以理解的文献，诠释着在不同文化里“左”与“右”具有的象征意义。

2016年，鄂伦春猎人穿上民族服装，准备参加发枪仪式。

前与后的不对称性也是如此明显，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意义。一直往前走（follow your nose）是能给迷路的人提供的最明确的方向，而顺着感觉走却很可能导致迷路。人向前走容易，而向后退较难。不仅向后退存在生理上的困难，“调转回头”的念头也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快，因为其中蕴含着错误与失败的意思。“前”与“后”携带着不同的价值。大多数文化里，背朝另一个人是不得体的，尤其是当那个人拥有较高地位时。前与后的不对称性会对人类的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已在前面指出，由于“向前”与“退后”在经验上具有很大差异，因此，从A到B的同一条路，就会因着“向前直走”或“调转回头”而成为不同的道路。

2017年，东北。

身体和心理上的不对称性投射到空间上，使空间获得了“前”与“后”的价值和意义。空间的非对称设计具有不同尺度。大多数房间有前方入口，而家具也会依照前与后的秩序来摆放。典型的演讲厅里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化特征。讲台和黑板位于前方，它们是整个大厅的焦点，演讲者很清楚听众是如何从这个焦点出发向后排延伸开去的。空间的内部区域还可能由同外部空间的关系来界定，而非内部自身的格局。所以，卧室可能是对称的，但如果有一扇门向起居室开放，而另一扇门对着浴室关闭，那么它就会被人们知觉为一种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大多数空间都是由可被感知的符号区分开来的。戈夫曼（Ervin Goffman）曾谈到，公共建筑与私人住宅如何清楚区分前方与后方区域。人们可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工作在同一栋建筑物里，然而他们却经验着不同的世界。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将人们置于不同的通勤路径与办公区域。中产阶级住宅的前后方差异表现得特别明显，“前方区域相对拥有较好的装修和维护设施，其布置也显得更加整洁明朗；而后方区域则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此，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人通常会从前方区域进入住宅，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像家属、快递员和儿童则会从后方区域进入住宅。”

2017年，中国某地，一处边门。

对朝圣者来说，神圣的构造在空间上的呈现会造成经验和意义层面上的影响力。一方面，神圣的构造象征着中央位置或世界的中心。因此，其形状通常是圆形、方形或其它等距的形状；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又是不对称的，进入一个既无前后差异、又无长宽之分的对称空间会产生困惑。例如，印度的神殿(佛塔)是立体等距形状的，爪哇岛（Java）的波罗浮屠佛塔（Barabudur）也是同样的结构。寺庙和教堂不仅占据一个空间，而且它们本身还是一个封闭空间。希腊神庙是矩形的，基督教堂常采用十字形布局，是非等轴的拉丁十字，而不是等轴的希腊十字。条条大路通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世界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理想设计，应该是在圆形或完美的多边形基础上，添加一栋穹窿式的建筑物。其实早期的方形基督教堂是等距布局的，但后来发生了变化，教堂的中殿被加长了，于是变成拉丁十字状。此外，贝尔尼尼（Bernini）的廊柱进一步装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立面。而在视觉上提升正前方区域的最后一步措施，则是在近代拆除了挡在廊柱前方的各种建筑物。这样，当朝圣者逐渐从台伯河（Tiber）的地方迎向圣·彼得大教堂迈步前行，内心就会安静下来，同时也能确信，自己走在了一条崇高而神圣的道路上。 

是否可以说一座城市也有前门、后门或侧门呢？古代的城市或许会有很多座前门。只有一条大道才是皇室大道，同时还有一扇庄严的大门立在其上。上古时代与中世纪，主门（the main portal）自然而然象征着城市本身，意味着“君权神授”（the divine power invested in the ruler of the State）的观念。中国的古城或许更能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巨大而对称的空间结构是如何清晰呈现出前方与后方区域的？南为前，北为后，宫殿群位于中轴线。中轴线穿过一扇扇庄严的大门从南向北贯穿相连，北京城就是如此。宫殿群的北方区域为城市的后方区域，那里没有正式的大门和街道，世俗的商业活动位于那里，这是一条古老的城市设计规则。但在后来，这条规则就不再被人们遵循了。

2016年，山西大同。

“前”与“后”的理念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是否具有同样的体现呢？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现代城市没有专门用于队列行进的大道，没有正式的大门，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只有一些不显眼的指示牌。然而，这种“前”与“后”的观念，并非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高速公路的宽窄以及交通流量的大小，其实显示出人们是从城市前方还是后方区域进入城市的。这样的前和后就不再是清晰标识出来的静态空间，而是与方向和交通流量相关联。

尽管大多数美国的城市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前、后感，但某些特定的城市会刻意强化这样的感知，努力去承担前方区位的责任，标榜自己是一扇“门户”。因此，圣·路易斯成了通往西部的门户，旧金山也成为通往远东的门户，明尼苏达州的黄金水道（Grand Portage）则成了通往罗亚尔岛国家公园（Isle Royal National Park）的门户。在一本关于美国城市绰号的书中，我发现了不少于183座城市自诩为某某某的前方，以“大门”（Gate）或“门户”（Gateway）这样的词语来标榜自己。

2022年6月1日，上海外滩。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否也有前、后之分？在美国，大多数人把东北沿海地区视为国家的前沿地带。美国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发源，人口也从东海岸朝西扩散直至全国的后方区域。尤其是纽约市还作为前方的入口而存在。这座城市的众多绰号，其实表明它是美国商业的一间“前哨办公室”（Front Office of American Business）。但较纽约的城市面积和商业影响力来说，它的历史象征意义更为重要，尤其是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这座城市扮演了移民进入美国这片应许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主要入口的角色。美国西南地区是西班牙人进入美国的入口，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讲，西南地区依然是后方的一处死角，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它还更像是外邦的农村。从人口规模看，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大的州。但除了加州居民以外，其余美国人似乎都不太能把美国西海岸视为通向世界的前沿阵地。在传说中，而不是在美国历史中，金门大桥是横穿大陆之西进运动的最后一站，它同时还拥有入口和出口的象征。

四、居家与旅行

在人类对世界的分类中，“前”与“后”是众多二元关系中的一个对子。这样的区分人人都在进行，因为它是以人的生理为基础的。还有其它的基本对子，像“生—死”、“男—女”、“城市—农村”、“光明—黑暗”、“个体—社会”。此外，二元结构的存在并非十分普遍，但十分重要，如“花园—荒野”、“城市—乡村”、“居家—旅行”。这些对子的本质在于，尽管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但每一方的意义都在对立当中获得。花园的意义在于相对的荒野；城市的意义也在于其反面——乡村。所以，每一方的意义不仅关系到概念自身的规范性，也关系着相互之间意象的强烈对比。在一些更具基本性的二元结构中，两种元素分别与积极和消极的意义相关联，而无论它们相互之间被怎样合理化，人们都不会认为它们蕴含着同等的价值。比如，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活着”都具有正面的价值与意义，如同“光明”一样。但在不那么基础性的一些对子中，二元双方蕴含的价值就会显得模棱两可。比如，西方的大城市常常被知识分子尖锐地批判，但相反，也有很多人支持大城市的存在；再比如，与“花园”相对的“荒野”就同时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意义。

2016年冬，黑河。

结构主义的社会科学学派发现，文化的世界可以被纳入分组的结构当中进行分析，该结构的内部具有对称的镜像关系。所以，人们认为，可以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研究二元关系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采取的立场是现象学的，也就是探索特定条件下的众多个体的特定经验。在个人性的世界里，像“前与后”或“居家与旅行”这样的对子，会有怎样的意义呢？

旅行把人带到家的外面，如果没有旅行，家会变得毫无意义。要去理解个人性的世界，其困难在于，个人性的世界都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不会有人质疑如下陈述：家这样的地方实质上不同于其它任何地方。但恰恰是这样的追问，才引发新的思考。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通过观察发现，只有在“家”的基础之上，我们才会使用“里”（in）和“外”（out）这样的概念。而对其它地方，我们也才会使用像“走进......的里面”（going in）与“出到......的外面”（coming out）的说法，但它们彼此强调的意义不同。想想一个人通常怎样去描述他一天的经历呢，比如：“我上午八点离开家去办公室；我给甲和乙打了两个电话，去酒店丙喝了一杯鸡尾酒，然后回家了。”通常人们都是以家为基础在使用“离开”（leave）与“回来”（return）这样的词汇，而很少以其它地方作为基础。原因恐怕在于，与家不同的是，其它地方只是一些简单的目的地。一个人去理发店理发、去酒店吃饭、去会议室开会等，这些地方只是被当作特定的满足人们需求的场所。人们携带着重要的目的去那里和进入那里，离开那里也只是一种简单的身体行为。但是至于家，则是一处清晰界定了功能的地方：它是一个人退居的港湾，也是冒险前行的起点。

2017年，成都。

很明显，“家”（home）这个词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里有不同的意义。法语的家maison与英语的home相比，更具有物质层面的意思，虽然其拉丁词源（manere）的意思是“保持栖居”（to remain dwell）。Heim翻译为home是不恰当的，因为前者的意思更偏向避难所（refuge）和收容院（asylum）。英语中的home有各种意思，恐怕再没有什么别的语言能像英语那样，用一个术语就能涵盖一个较丰富的意义场域。home有时指一个栖居的地方、一栋房子、一个村庄或小镇。在中古英语和远古英语（Old and early Middle English）里，home指人类集中栖居的地方；有时home也指个体得到养育的地方，个体会将情感自然而然附着其上；home还指某一个体归属的地方、区域或国家，那个地方要么是个体情感的焦点，要么是个体的庇护所与港湾。

2017年，松潘。

与“家”（home）相对的是“国外”（abroad）。身居海外的英国人时常感到英国就是他们的家——祖国。家（home）某种程度上还意指“国内的”（domestic），并与海外相对。英国有Home Office（内政部）与Foreign Office（外交部）的分别，还有Home Secretary（内政大臣）与Foreign Secretary（外交部长）的不同。同时，“家”（home）还与哺育、养育和休息的意义相关。某一个体为了生存，需要从事劳动、工作，并在外面冒险。而家是一个庇护所，它的意义同挑战、压力等意义相反。看看指代旅行的这些词“travel”、“journey”、“voyage”，除了具有纯粹的空间移动和距离的感知这样的意思外，其原本的意思又是什么呢？Travel还有一个法语的近亲travail，后者意指艰苦的劳动。同时travail也意指女性的生产，在女性生育孩子的劳动中，婴儿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劳动——旅行（travels）——从安全的子宫里来到远不如子宫那般适宜栖居的外部世界。journey意指“日、天”（day），也指一日的工作（work）或旅行（travel）。而voyage则是从拉丁词语的viaticum（天路灵粮）里衍生而来。去旅行（to travel）就是去冒险（to take risk），也意味着去注视冷漠的大地和环境。通过冒险的经验，反衬与强化了人们对家作为安全与休息之地的认同。

2017年，陕西。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以家为基础，弱者栖息在家里，而强者外出采集、打猎或战斗。在这个重要的意义上，人类行为就与灵长动物区别开来。狒狒、猴子或类人猿与人类不同，它们不具有这样的养育基础。这些灵长类动物在进行日常群体迁徙过程中，所有成员必须紧随而行，否则会被抛弃。但人类会认同他们过去熟悉的、养育过他们的地方。这种现象有着生理基础。人们因某些原因被迫离乡时，这样的认同变得强烈起来，甚至强烈到让人生病或死亡。1688年，有一名医学生，名叫约翰尼斯·霍弗（Johannes Hofer），他用希腊词根创造出nostalgia（“怀乡病”）这个词，用来指代众所周知的恋家症状（homesickness of Heimweh）。“怀乡病”作为医学上的技术词汇，被人们广泛接受，需要专业人士治疗应对。无根的现代人或许很难理解，十八世纪晚期，富裕的欧洲人会对长期远离家乡心存恐惧，因为他们担心会患上怀乡病。如果怀乡病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可能更多是在时间的层面上，而非空间的层面上有所体现，比如童年的生活状况等等。现代的旅行也再不是一场艰辛的劳动（travail）了。人们可以在飞机的头等舱里，蜷缩到婴儿倍受溺爱的状态。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以及高速公路旁整洁的绿洲所营造出的休憩意象，家的意象正逐渐弱化。甚至对英国文学家F. L. 卢卡斯（F. L. Lucas）来说，幸福的象征并非是在村庄里水壶沸腾时发出的声响，而是在乡村道路上那令人愉悦的汽车引擎发出的嗡嗡声。

2017年，云南，小客车里的年轻人。

五、本真性（authenticity）

像“家”、“邻里”、“旅行”、“荒野”这样的词语（words），其实并不能作为具体的符号拿来和真实的世界一一对应，这些词语的意义只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括性表达。其实，它们也沦为人们表达情感的一些陈词滥调，因为社会不断使用着它们，它们也阻止了人们去思考本真的（authentic）生命过程呈现出的经验内容与价值。authentic这个词，在词典里的意思是，“以权威的来源和创造者为基础”和“同假装相对的真实”（the real actual）。事实上，人们很少能直接经验到本真的事物，更多是借助语言（words）和习俗作为中介在本真的事物里行动。大多数时候，语言本身蕴含的意义还要稍稍多于行动、习俗和惯例所具有的意义。借助语言，人不仅可以同世界建立起联系，也能与世界相互疏离。就像借助手势，像挥手示意一样，我们既可以结识一个人，也可以开除一个人。语言很少承载让政客们去采取行动的真实性，比如是否清理掉贫民窟以更新城市，或将整块陆地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等等。同样的理由（敏感的人群会赞同这一点），大自然的拥护者也会基于人和地之间的关系、有机食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野外经验与生存质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定义的模棱两可性，去开展一个项目。

2017年，内蒙古。

语言取代了从经验中生发出来的强烈刺激性。当人们试图描述一种本真的存在，如生活质量时，只能采取一些陈词滥调和一些刚统计出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也不一定中肯。今天，公园的管理员肯定不会觉得，在公园里清扫残留物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会同大自然的兴趣相关。而游客们通常会开几百英里的车去国家公园，但绝对不会驱车离开公路哪怕半里去探知公路两旁那些不为人知的风景。当今美国社会，去“野外”（wilderness）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社会习俗。所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里与本真的自然相遇时，是否同鸡尾酒会上与人相遇没有差别呢？那么经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在怎样的程度上，经验才与环境向着人的开敞（exposure）有关？身体的在场性或许是重要的，但很显然，它也不能保证经验的确切性。在有关城市感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通勤者或许在城市的某个区域进行着有规律地反复穿行，但其实对城市的意象（image）还不如偶然造访的游客那样清晰。

2017年，四川一处游乐场。

各种机构部门因为要营造出某种类型的舒适场所，而不停地收集数据。其中一些信息迎合着人们的某种需求，契合着人们对某种舒适自然的期待。所以，这些数据对做规划来说十分有用。人们从事规划工作以迎合社会需要，那么同样，汽车制造商会生产出特定型号的汽车以满足大众需求。是什么样的要素构成了驾驶高性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经验呢？人们又能从这样的经验中获得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正因如此，“自然的经验”（nature experience）到底由什么构成，就更难以知晓了。“自然中的人”（man-in-nature）所具有的真实含义就消失在了数据化的车票中，消失在了未经反思就盲目接受的社会习俗中，消失在了对语言肤浅的反应中。

2017年，甘肃。

结语：现象学与地理学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是互为关联的两种源于欧洲的思想，它们对地理学来说，在实用的层面上不具有影响力，这并不奇怪。首先，客观性的科学架构似乎完全满足了现代地理学家的实践，因为空间作为事实的一方面，科学的分析工具完全能够胜任对空间的分析；但时间却是一大问题，因为除非时间也能像空间距离那样具有可逆性。地理学家已对空间之物有所理解，因为空间具有严格的可测量性，离空间的基本概念越远，就越难以进行测量。其次，多数欧陆哲学家都采用不易理解的德文从事写作，而非易懂的法文。此外，胡塞尔曾经也将现象学视为一种描述心理学。以及那些熟悉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及其著作的人都认为，现象学的思想很少涉及自然科学，而直接与心理学和文学相关，因为迄今为止，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基本上探讨的都是经验的本质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这些兴趣似乎离地理学家的日常关注相去甚远。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现象学家研究的东西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抽象的世界，而是“世界之中的人”（man-in-the-world）。该研究路径对人类学家来说很重要，其实，人类学家采用过大量现象学的视角，去研究文化的经验本质。而这样的视角对于地理学家的思考来说也同样重要，因为，地理学家同样也是在理解世界之中的关于人的问题。

2017年，中国北方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