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儿童”的历史与现实

2022年8月12-13日，首届中国儿童史学术论坛“跨界共生：作为一种视角的儿童”在线上召开。儿童史学术论坛为OCAT深圳馆主办“2022 Bàng！儿童艺术节”期间为深化对儿童的理解并推动对儿童史研究的认识而展开。学科意义上的“儿童史”和 “童年研究”自西方世界已经有六十年历史。不过，我国儿童史研究尚未全面展开，获得似锦繁花的成果。但我们已经意识到，“儿童”和“童年”并非永恒不变的普适性概念，它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变化。童年研究的意义便在于，增进人们对各历史时空中童年体制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更好、更准确地定义儿童在社会中的位置，改善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政策和措施。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现实中的儿童问题，理解往昔，就需要加强儿童史的研究。

本次论坛邀请来自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海内外学者，与艺术家们一起，从不同视角阐发对“儿童”及“童年”的理解，并反思儿童与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相互建构。利用儿童历史的视角，探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影响与儿童之间的相互作用，目标在于促进对儿童与政治、知识和文化相互作用的探讨，引起对中国儿童历史进程的关注，从而为解决现实儿童问题提供思路。

8月12日上午研讨会开幕。OCAT深圳馆本次艺术节艺术总监鲁明军主持开幕仪式，馆长方谊翎及名誉馆长巫鸿分别致开幕词。方谊翎馆长在致辞中期待本论坛对推动国内的童年研究和对儿童的思考，进而为构筑美好的儿童成长环境、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提供支持。巫鸿从三方面阐述此次论坛的意义。首先，本论坛是以儿童为主题的综合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既新颖，又更具价值。其次，儿童甚少被视作严肃的学术讨论对象，但童年作为人生必经阶段，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本论坛无疑将推动国内的儿童研究，更新社会对儿童问题的认知。最后，本论坛邀请了各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为跨学科沟通、交流和学习提供了平台。

论坛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做了题为《汉晋“鸠车”考识》的报告。王子今教授首先指明，考察中国古代儿童生活，将对认识中国古代家庭和社会生活大有裨益。他通过细致严谨的史料梳理，认为“儿戏”一词在汉晋时期已成习语，概念也较明晰。在这一时期，儿童游戏已然存在不同的类型，内容上多模仿成人行为，如骑马打仗等。而由此带来的则是儿童玩具的勃兴。结合传世文献及实物遗存不难得知，汉晋时期已有泥车、瓦狗等多种玩具，本研究的主要对象“鸠车”也是其中之一。在具体论述中，王子今老师通过对文献、图像和实物遗存的综合考察，阐述了鸠车的文化背景、形制和象征意义。他指出不同形制的“鸠车”在鸠的样式以及轮子的数量上存在差别。在汉晋时期的画像中，“鸠车”是区别儿童与成人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可以显示出儿童的大致年龄范围。在讨论环节，王子今教授细致解答了诸如“鸠”这一符号的意涵、中外儿童史研究的互鉴、儿童玩具的全球流动及古代儿童情感和心理等问题，并期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身中国儿童史的研究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做了《“学前”教育与“幼儿”教育》的报告。杜成宪老师首先谈及该问题的缘起，即“学前教育”的概念在当下受到广泛挑战：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因被纳入学制而造成概念上自相矛盾，应径改为“幼儿教育”；而在实践层面，孩子们被社会期望在入学前接受过一定教育，因此幼儿园被迫承担起一些小学的教育功能。对此，杜成宪教授认为，这一概念非但不能取消，反而应当强调，但应尽量厘清其与“幼儿教育”的区别。紧接着，杜成宪老师通过梳理概念和历史，探究了“学龄”和“学龄前”概念的形成过程，指出最初的幼儿教育机构正是借鉴了小学的经验，但并不合适。因为这类机构本身是为了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接替家庭所承担的照顾幼儿的职责，其对儿童照护的意义远大于知识传授。经过不断摸索，较为适宜的“学龄前”教育模式才逐步形成下来。接下来，杜成宪老师总结了“学前教育”的三个特征：以“道德的培养”为旨趣、注重“消极经验”的获得与形成、以“教育强制性”为特点的管理，这些特征与学校教育迥异，它们共同构成了学前教育的“学前性”。之后，杜成宪老师回应了最开始的问题，解释了为何幼儿园会被纳入学制系统。他认为学制是国家行为，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在学制系统里获得明确的位置，作为社会化教育机构的幼儿园自不例外。而学龄前教育和学龄教育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阶段，区别是为了更好地联系，幼儿园的教育地位也应当在学制系统中得到体现。最后，杜成宪总结了“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两个概念存在交叠，但差异同样明确，无法互相替代。比较而言，“学龄教育”的内涵似更专门，因其带有一种明确的理念——对“儿童”的教育。总之，“学龄前”与“学龄”应当整体地、有差别地考量。

第一场讨论最后一位演讲者为麓湖·A4美术馆副馆长、首席策展人李杰，他分享的题目是《被遮蔽的力量——作为创造者、行动者、建构者与重塑者的儿童》。李杰在演讲开头阐述了过往儿童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并认为在当代社会，我们不仅应为儿童赋权，为儿童书写历史，而且要将儿童作为镜鉴，反思更广阔的社会问题。接下来，李杰回顾了过往的儿童研究及相关实践成果，指出儿童发展需关照四类兴趣：社交、探索、创造和表达。具体到美术馆，便势必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如何让渡权利给儿童？如何成为连接家庭、学校、社区的纽带？如何为儿童及其社群创造发展的土壤？接下来，李杰主要结合“iSTART儿童艺术节”项目多年来的丰富实践经验，如GaGa国等，一方面回应以上三个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案例让听众切实体悟儿童的能动性，进而重新发现儿童，理解儿童。最后，李杰总结了儿童友好的真正内涵，即不能仅停留在共情和参与，而是要将儿童视作“人”，使其能够通过社会互动、表达创造，成为儿童友好社会的主体，而非对象。

8月12日下午为本论坛“海外场”，由四川大学王挺之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倪墨杰（Jack Neubauer），他报告的题目为《在历史档案中寻找中国儿童的声音》（Searching for the Voices of Chinese Children in Historical Archive）。倪墨杰首先通过数据阐明儿童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由此突出儿童史研究的意义。紧接着，他提出儿童史研究面临的一个方法论挑战——历史学家如何发掘出有关儿童的历史记载？随后，倪墨杰以抗战难童为切入点，介绍了自己研究的相关历史背景。他通过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美华儿童福利会历史档案等机构所藏的各类材料，如儿童书信等的批判性解读，重构了三位中国难童，启明、乐华和志滈的生命经历，并以此探究儿童写作是如何成为彼时中国慈善机构获取人道援助的有效工具，历史学家又如何在这些材料中分辨儿童自身的声音。这便回应了开头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同时，这也帮助我们重审诸如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问答环节，倪墨杰回答了“如何得知历史信件是否代表儿童真实想法”等问题，认为在利用与儿童相关的史料时要坚持批判性怀疑的态度，对其进行内证与外证，逐步接近真相。

抗战时期逃亡的难民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屈林晓，她报告的题目为《营销革命与20世纪美国儿童玩具消费的大众化》。屈林晓首先提及，在解释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对儿童的影响时，西方学者依据对儿童的态度分化为两大阵营，即“被剥削的儿童”和“被赋权的儿童”。玩具作为儿童大众消费文化的焦点，为厘清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对儿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随后，屈林晓博士梳理了美国儿童玩具的历时发展，指出在美国，儿童文学、玩具和其它形式的大众媒体之间的结合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的印刷媒体时代，这种结合日益为儿童打造了一个完全脱离成人的想象世界。儿童玩具的广告营销也逐渐从迎合父母的育儿需求、利用儿童的纠缠能力到吸引儿童本身。这也同儿童观的发展相交织。屈林晓在最后总结，随着大众媒体营销方式的变革，儿童逐渐被视为独立的、具有完全能力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现代儿童玩具消费文化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儿童逐步被赋予了权力。

爱丁堡大学现代社会史的路易丝·杰克逊（Louise A. Jackson）教授做了题为《从儿童的视角观看？历史、摄影与视觉世界》（Seeing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History,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 World）的主题演讲。路易丝教授首先引用社会学的观点，指出儿童研究需将儿童视为文化场域中的参与者。就视觉（摄影）图像这一主题而言，儿童不仅是镜头里的对象，亦是图像的共同制造者。紧接着，路易丝教授引述约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2017）的“观看之道”等，指出儿童在探索世界时会先利用视觉，因此当我们观看儿童主题摄影作品时，便可通过感受一个个瞬间来获取儿童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此研究的理论基石。接下来，路易丝教授通过展示并分析不同时空下制作的儿童照片，详细探讨了后殖民时代女性主义对图像的影响，及如何通过分析图像中的凝视、儿童与成人互动，展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记忆、时间性、情感情绪及空间和时间性等问题。最后，路易丝教授复述了本次演讲的两个重要观点，其一是要关注儿童的自主性，探究儿童眼中的世界；其二则是要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意义的能力，探究儿童作为中介，是如何展示历史的。这些都在对摄影图像的分析中得以体现。最后，路易丝教授重点回答了摄影图像自然拍摄和摆拍的辨别问题。她认为这也是儿童史的方法论问题，需从图像自身进行内证，以及从摄影师身份等角度外证。

剑桥大学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第四位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英国儿童故事有何独特之处?》（What is Special about British Children's Stories?）。麦克法兰教授的分享紧密围绕着以下核心问题展开：如何通过儿童故事窥见人类社会？在这一前提下，英国的儿童故事又有何独特之处？在演讲开始，麦克法兰教授向听众介绍了西方世界两个主要童书流派，一为德法、北欧、苏格兰的童话故事，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另一派则是英国的儿童文学。接着，麦克法兰教授通过列举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详细阐述了英国儿童文学的流派。这些流派主要依据故事主角和内容进行划分，包括纯以动物为主角的、通过梦境或自身想象进入平行世界然后离开的、有历史背景，讲述正邪对抗的、讲述幻想世界中正邪对抗的以及讲述童年精彩冒险历程的等。在介绍英国儿童文学的概况后，麦克法兰教授对本次演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探讨。他回顾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指出传统的民间童话故事来源于农业社会，初由人们口口相传，后被搜集整理而成。而英国的儿童故事则起源于其现代性。近代的英国人很早便离开家庭，在学校里和同学、朋友一起生活。他们在创作儿童故事的同时，也在重新创造他们失去的一些要素。他们在记忆当中搜寻，思考如何将想象的童年与现实相连。

香港大学庞德威（David M. Pomfret）教授最后发言，他做了题为《殖民地童年：一个跨帝国概念及其后殖民“来世”》（Colonial Childhood: A Trans-Imperial Concept and Its Post-Colonial Afterlives）的报告。在正式进入主题前，庞德威教授对儿童史的现状进行了简单回顾，指出儿童史研究面临诸多挑战，并特别指出能动性（agency）这一概念可以帮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它所带来的儿童视角可以颠覆既存场域，产生新的讨论；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再现过去的知识和场域。庞德威教授的主体发言则主要可分成两大线索，其一是探讨殖民对童年的塑造，其二则是后殖民时代的童年。庞德威教授首先分析了殖民地儿童的特点，指出他们处于一个相互纠缠的空间之中。殖民地儿童有三种类型：殖民者的儿童、本土的儿童和混血儿童，他们的复杂性体现在对“边界”（border）的跨越上。这不仅指地理边界，还包括种族边界。前者直接带来的是环境的改变，这造成儿童身体的变化；后者带来的则主要是心理的变化，无论是更缺乏安全感还是更具优越感。接下来，庞德威教授阐述了帝国与青年的关系。一方面，来到殖民者儿童的成长与抚育与帝国的崛起息息相关，其身心健康是帝国所关心的事宜。另一方面来说，对待本土儿童的政策成为帝国展现自身形象和道德品质的窗口。演讲第二部分，庞德威教授首先谈到殖民地背景下儿童身份的消解。他指出，由于种族隔离政策，殖民者的儿童对本土儿童很容易形成优越感。同时，很多殖民者乐于收养本土儿童，并非出于人权动机，而是意识到儿童可作为一种资源和工具长期剥削下去。之后，庞德威教授指出种族优越感并不会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它会带来持续的影响。比如帝国时代建立的组织在当地仍具极大影响力，当下的一些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也带有殖民色彩。此外，帝国的影响还包括殖民者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最后，庞德威教授总结了自己对殖民地儿童以及后殖民地视角的观点。他第一点认为精英族群对各个殖民地的管理，对当地的城市规划、文化、种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二点他强调我们不能忽略在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差异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殖民过程并非线性的现代化的过程，还囊括对当地文化的改变和掠夺。殖民地儿童处于一个多极和多元的社会关系中，其结果也相当复杂。最后，他认为，殖民地儿童以自己的方式，对地方治理及社会其它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问答环节，庞德威教授针对图像史料运用以及殖民地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解答。

8月13日上午为专题讨论的第三场，由《读书》杂志编辑、副编审卫纯主持。本场首位发言人为研究生黄安琪，她的演讲题目为《哀恸与慈爱：19世纪晚期爱丁堡皇家病童医院的情感教化实践》。黄安琪从爱丁堡皇家病童医院独特的太平间壁画切入，认为其作为更广泛的医疗社会慈善和儿童保护历史的一部分，具有超脱艺术本身的价值。接下来，黄安琪分别对爱丁堡皇家儿童医院的早期历史、太平间壁画的绘制者、内容及其内涵等做了详尽的阐述。她认为，通过对空间的塑造，病童医院的太平间强化了父母直面儿童生命消逝时的具身体验，唤起种种伤痛与平和情感。最后，黄安琪对本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对病童医院太平间情感教化功能的重新发现，反映了19世纪晚期社会儿童观的转变，有助于我们反思儿童、情感与当代文明之间关系的建构过程，并重审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路径。

艺术家赵要做了《过去的床单儿，现在的床单儿，未来的床单儿》报告，他依据自身的艺术实践和对儿童的理解，向听众阐述“床单”这一作品的旨趣。在之后的阐述中，赵要详细介绍了自己参展作品的构思和制作过程，从材质、构造方法、展示空间和环境构造等角度，分析其中的设计与儿童世界的联系。赵要的分享给听众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在通过艺术创作中获得的经验理解了儿童，还是儿童为艺术提供了一种当代感？

第三位发言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陈彧君，发言题目是《保持一个“耐心”的距离》。陈彧君认为今日的教育往往是片段性的，被切割为无数个碎片。儿童因此便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即如何衔接他在不同阶段所看到的世界和接受到的知识与信息。他以自己孩子成长经历和绘画作品为例，指出儿童其实具有一种天生的感受力。经过现代教化之后，这种力量反而会变得不通畅。在另一层面，儿童表达自身感受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且因人而异。他认为在教育中要避免灌输，而要更多了解儿童的所思所想，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信息。在最后，陈彧君总结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延续不断的，要衔接不同阶段的知识和信息，就一定要突出儿童的主体性。

扬州大学许志强副教授做了《社会转型视域下的儿童形象变迁——基于18、19世纪英国底层儿童经历的思考》的主题演讲。许志强首先界定了“社会转型”“儿童形象”和“底层儿童”等基本概念。随后，他分析了英国传统的底层儿童形象，指出在17、18世纪之前，儿童主要被视为“小大人”、劳动者和准犯罪者，没有受到合理对待。而这一现象在18世纪后逐渐改观。一方面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开始注重呈现儿童的本真形象；另一方面，在各种慈善力量的推动下，英国的改革者逐渐意识到对底层儿童的罪化和惩罚并不能有效解决道德和犯罪问题，而是更多需要把资源投入教育中，儿童由此从劳动者逐步变为受教者。最后，许志强对此做出了反思：底层儿童的形象与福利变迁源于其苦难历程；社会慈善力量的不懈推进是变革的重要动力；政府是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和最终决定力量。演讲结束后，许志强老师回答了“19世纪欧洲童话的再发现与儿童形象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认为童话的再发现是满足儿童观转型之后的儿童诉求的一种体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旭老师做了题目为《“边界”：超越阿利埃斯范式的新视角》的报告。辛旭首先阐释何为儿童史研究中的“边界”（border）？指出这一概念同时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前者主要指全球史、帝国史视域下物理的、有形的边界；而后者则指儿童身体和生理上的无形界限，例如“年龄”的划分。这便引出了儿童概念的问题。儿童既是一个自然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意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不断转变：从带有“原罪”（sin）的小恶魔，到象征未来和希望的现代儿童观。在界定了“儿童”后，辛旭又从对象、主题、方法和材料等方面简要介绍了何为儿童史，并指出当下的儿童史研究已经超越了脱胎于家庭史、妇女史的经典范式，走向多元。她主要分享了两个超越经典范式的研究方向，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对于“童年”与“边界”的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学者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上各类跨越“边界”的儿童，讨论儿童跨越空间的个体经验，以及其中交织的各类身份、族群认同和知识、信仰、情感的传播和交互作用等等。其二是日本的少女研究。该方向的研究者关注到了以往在历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少女群体。他们在分析中除了突出女性视角以外，还强调年龄的重要性。辛旭老师在演讲的最后指出，儿童史是“崭新而又任重道远的领域”，我们既要把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更要视其为“知者”，关照其自觉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她指出在帮助我们开拓想象力和促进人类知识发展的意义维度上，完全能够将“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的儿童”称为“儿童认识论”。

最后，辛旭与鲁明军分别致闭幕词。作为论坛的学术策划，辛旭首先揭示了主题“跨界共生”的内涵，指出这一主题的思想来源借鉴了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通过“跨界”的探讨，我们不仅可以更多发现儿童自身的能动性，而且可以重新审视传统民族国家叙事。同时，儿童史论坛的策划组织本身就形成了一张行动者网络。她在致辞诚挚感谢本次论坛演讲和主持评议嘉宾的支持，以及所有组织、策划和参与者付出的巨大心力，并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更多儿童工作者的声音。鲁明军则回顾了本届论坛的议程，肯定了本论坛的开创性价值。他强调儿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今天儿童眼中的世界和过去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甚至可以细化到不同个体之间。在这一维度上，向儿童学习与教育儿童同等重要，这也是策办本论坛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