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的选择：1793年费城的死与生

2015年11月6日是值得美国人庆贺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秘鲁古城阿雷基帕举行大会，授予费城世界遗产城市的桂冠。费城也成为美国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在此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在全球选出266座世界遗产城市，而美国城市无一入选。费城成为世界遗产城市，对于美国人的意义不言而喻。费城——独立战争的重要见证者，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地，《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等重要历史文件都在这里签署，城市内的独立厅、自由钟皆是美国革命的重要象征。建国初期，它还是美国的临时首都、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就在这座城市尽享繁华之时，却差点遭遇被抛弃的命运。

费城：美利坚城市的未来

费城位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从地图上看，费城虽嵌于内陆，但它位于特拉华河入海处，远洋货船沿河道航行可直抵其港。独特的地理环境，成就了费城大西洋沿岸重要港口城市的地位。这座城市始建于1681年，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为偿还大臣老威廉·宾（William Penn）的债务，将今天费城在内的宾夕法尼亚领地赠送给老威廉其子威廉·宾。威廉在获得国王“特许状”后不久，便提出：“希望在特拉华河沿岸最便利的地方，建立一座利于‘航行’和‘健康’的城市”，费城的历史由此掀开。

威廉亲自设计了城市的发展蓝图。作为贵格派信徒，威廉曾遭受宗教压迫，他希望自己所建的这座城市可以宽容吸纳各个教派，成为友爱、自由的城市典范。当时英国伦敦贸易繁荣，但人口拥挤、疫病盛行。威廉认为，城市不仅要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还应该有利于居民的健康。他将城市街道设计成井然有序的网格状，还仿照英格兰的乡镇，要求城市房屋分散布局，并为花园绿地所环绕。他希望费城的居民远离瘟疫的侵扰。威廉对费城发展的设想是美好的。到美国革命时，费城不但因其在大西洋三角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名噪一时，而且还是当时北美政治文化的中心。独立战争中费城是领导革命的重镇，被誉为美国革命的“自由摇篮”。

18世纪90年代，费城的居民宽容、坚韧并富有进取精神，城市人口虽为北美第二位，但其人口规模与最大城市纽约相差无几，城市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费城成为大西洋两岸重要的商业和移民中心。不仅如此，当时的费城在国家政治领域依旧风光无限，行走在城市街道的居民，偶然会发现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建国之父们就出现在他们身边。从1790年至1800年这座城市作为美国首都长达十年之久。此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富裕、自由与活力。人们会在心中憧憬，费城就是这个年轻国家城市的未来。

黄热病：死神笼罩城市

费城的繁荣可能最终还要归结于其在经济领域的杰出表现。城市的商人们极具全球视野，他们借助地利之便和经商传统，开展远洋贸易，与加勒比地区、西欧甚至中国展开国际贸易。1790年代在众多国际贸易航线中，费城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尤为频繁。当时加勒比地区的海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庶的殖民地，尽管这富庶的背后是法国殖民者对当地奴隶的野蛮掠夺。1791年海地暴发奴隶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革命运动。这场看似与费城距离较远的反殖民运动，却险些给城市带来灭顶之灾。

1793年春，先后载有2000多名法国殖民者及其奴隶的商船，逃离血腥狼藉的海地岛，驶向当时美国的首都——费城。昔日繁忙的费城港，随着法国难民的涌入，变得更加拥挤不堪。这些死里逃生的法国难民，尽管得到美国商业同盟者的慷慨救助，但仍显得惊魂未定。他们在向美国人讲述海地动荡、混乱场景的同时，也描绘着当地瘟疫如何让法国镇压者变得毫无战斗力，而在这些讲述者中就有人正感染着瘟疫。费城市民轻松的听着法国难民所讲述的“逃难故事”，却并未意识到危险正悄然临近。费城作为当时美国典型的大都市，对于传染病的流行并不陌生。历史上，天花、白喉、麻疹还有霍乱都曾登陆这座港口城市。然而，即将侵袭费城的“黄热病”却极为不同，甚至城市中许多医生都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它注定将给这座繁荣的城市带来始料未及的巨大影响。

1793年8月，疫情首先出现在费城特拉华河沿岸的穷人社区。事实上，当各种疫病横扫费城时，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区往往是城市疫情爆发最早且最严峻的区域。他们由于经济拮据或者卫生观念不强而放弃治疗，致使疫情爆发也很难被市政当局所察觉。当时费城人口约4.5万人，多数市民居住在沿特拉华河分布的七个街区。8月中旬，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城。这些病人高烧不退，头痛难忍，面颈潮红、结膜充血、皮肤和眼睛变为黄色让人不寒而栗，后期出现鼻血不止，直至昏迷、呕血、休克、死亡。8月末费城因黄热病死亡人数达到325人。此后，疫情持续居高不下。据统计，10月某日费城一天的埋葬人数就达到119人。随着每日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政府不得不要求教堂停止为亡者敲响丧钟，以免市民惶恐不安。据估算，从8月19日至11月15日，费城死亡人数占全市人口的10%至15%。从8月至11月，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

费城居民的恐慌不仅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来自当时医学对这种传染病的未知。18世纪费城是美国医学的中心，无论是富兰克林创办的美国第一所医院——宾夕法尼亚医院，还是享有盛誉的内科医学院都汇集在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医学界对黄热病的病因、传播途径以及治疗方法仍然缺乏权威、有效的解释。城市中多数医生面对患者恐怖的症状束手无策。医学界内部甚至围绕黄热病的病因和治疗手段长期争论不休。关于黄热病的病因，一种理论以威廉?柯里为代表，认为疫病由商船自海外输入。另一种理论以著名医生本杰明·拉什为代表，认为疫病是由城市肮脏环境所产生的“瘴气”所致。前者主张对往来商船延长检疫期，禁止疫区船只靠岸；后者主张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对于黄热病的治疗手段，医界同样分做两派，与法国医学传统渊源颇深的医生会认为养生疗法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拉什则代表了更多本土医生的看法，他坚持“体液平衡说”，采用放血、催吐、腹泻等“英雄疗法”。事实上，医学界的争论削弱了医生群体在市民中的权威性。不仅如此，费城作为当时美国政治的重要舞台，黄热病甚至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因主张保护和发展国内制造业，支持对海外商船实施严格检疫制度；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则因主张农业立国，而对黄热病的城市环境起源极力宣扬。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和城市医界、政界的内部分裂，费城市民该何去何从呢？

谁选择离开？谁选择留下？

当死亡来临，在面对了医生的无计可施、目睹了政府的慌乱无措后，费城市民开始了生死抉择——离开还是留下。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逃离这座被死神控制的城市看起来是最明智的做法，但这也意味着将失去自己熟悉的家园和大部分财产。9月疫情迅速蔓延，许多市民甚至来不及锁好房门便仓皇出逃。尽管市政府在港口已经派驻了负责防疫的卫生官员，并有医生专门对患病水手和旅客展开救治，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有效治疗手段，港口的公共卫生设置基本形同虚设。疫情暴发一个月后依然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疫区的船只在码头靠岸。9月初，一名叫做约瑟夫·弗里的州政府职员因感染黄热病而死在楼梯台阶上。死亡的恐怖气氛，让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办公室的官员们第一次感受到疫情离自己如此之近。9月6日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立法授予州长米夫林紧急处置权，这位州长在获得权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关闭州议会，以便让政府官员逃离费城。9月10日，联邦政府宣布关闭，华盛顿逃离费城。截止9月底，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城市政府大部分政府官员逃离费城。这座为美国政治服务20多年的政治中心一时间被美国政府所抛弃。据当时的编年史学者马修·凯里估算，从1793年8月底到11月，先后有17000多人逃离城市。

政府抛弃了费城，但相当一部分普通市民可能无法离开它。因为“逃离”将意味着庞大的路程花销和落脚其他城市后的生活费用。留下的城市居民大部分是穷人。他们只能使用一些看起来并不奏效的方法保护自己。他们将大蒜放入口袋和帽子里，或将浸泡过樟脑油的袋子套在头上。政府管理的缺失让城市很快失去了秩序。亡命的盗贼闯入逃亡市民的住宅，肆意盗取财物；垂死的病人被家人抛弃在街头；还有父母染病双亡后出现的大量城市孤儿流落街头。昔日繁忙的市场，而今一片肃杀。城市经济瞬间崩溃。

如果说穷人没有抛弃费城是出于对命运的无奈，那么还有一些人选择留下，则彰显着对这座城市的忠诚。费城市长马修·克拉克森选择与市民一道直面疫病。由于官员出逃，费城政府早已瘫痪，此时的克拉克森可谓捉襟见肘。他将城市中各种非政府组织视作挽救费城的重要力量。疫情暴发后，城市中一些社会团体自发弥补城市政府的缺位。“穷人守护者”社团对市民患者展开救助，他们四处筹款，为穷人购买医疗用品。他们深入疫情最严重的社区，挨家挨户查看危重病人，救助变为孤儿的孩子。他们的勇气和忘我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非洲自由协会”是美国首个由自由黑人组织的互助协会。著名医生拉什曾根据经验错误的认为黑人对黄热病免疫。他极力说服社团领导人理查德·艾伦组织黑人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社团先后组织黑人护士对市民患者开展护理，同时运输患者、埋葬死者。除各种社会团体外，还有一些卓越的社会人士活跃在抗击黄热病的前沿。史蒂芬·杰勒德本是一名费城富商，疫情泛滥时，他对管理混乱、环境恶劣的布什山医院展开卓有成效的治理。他每天带领志愿者赶赴医院精心照料病患，甚至为痊愈病人设置奖金。

9月14日，一个由志愿团体代表构成的城市委员会在市长克拉克森的倡议下成立。尽管这个具有志愿性质的城市委员会在法律意义上没有任何地位，但它却承担起“临时政府”的角色全力指导费城应对黄热病危机。委员会成员不但前往其他市镇为费城筹措经费、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组建医院，派遣医生照顾病患，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和孤儿给予更多关注。不过，由于医疗知识有限，人们并不知道这场瘟疫的传播途径其实是携带病毒的埃及伊蚊。这种蚊子从患者身上吸取携带病毒的血液后，会将病毒注入新的受害者体内，最终造成黄热病传播。疫情最严重的10月每天有100至200人死于这种疾病。据统计，从8月中旬到11月初，费城因黄热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总计5019人。费城的志愿性团体究竟挽救了多少市民的生命，现在已经难以估算。即便那些冰冷的死亡数字也无法抹去他们领导费城应对疫情做出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城市将在死亡的氛围中失去最后一丝信念。

迎接城市化的到来

1793年11月初，随着天气转冷，肆虐费城三个多月的黄热病疫情终于退去。这场灾难给费城、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当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回家园，城市秩序逐渐恢复，他们发现昔日繁荣的费城已经不再。费城的历史面临选择，要么从此沉寂走向衰落，要么持续创新完成复兴。历史上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们总能在危机的环境中寻找到发展的契机。费城将走向何方？

由于黄热病疫情结束后，医学界关于这种疾病是由市内环境所致，还是外国移民传入仍然存在争论。费城开始谨慎的将检疫和环境卫生同时作为开展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路径。1794年费城在全国城市中率先成立了专门负责城市卫生事务的卫生局，这在费城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它也是今天费城卫生部的前身。卫生局成立之初独立于城市政府，专司检疫事务，并承担将患病穷人运输至医院的任务。此后，卫生局权力逐步扩大，1797年开始全面承担城市检疫、环境卫生以及医院机构的管理工作。黄热病暴发后，在瘴气致病理论的影响下，费城开始对此前市民早已习惯的水源污染、动物横尸街头、皮革工场烟雾弥漫等环境卫生问题展开治理。他们不但规定城市每周清扫两次垃圾，还将费城五个早已堆满垃圾的城市广场改造成市民休闲的绿地公园。值得一提的是，费城还雇用当时杰出的工程师本杰明·拉特罗布设计并建造了全美第一个城市公共供水系统。这个供水系统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蒸汽动力为市民提供新鲜水源。此后，城市供水系统进一步完善，将斯古吉尔河的水源输送到城市各个社区，极大的保证了市民生活用水的质量。费城完备的供水系统成为美国19世纪其他城市争相效仿的典范。

黄热病流行后，费城展开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意义远不局限于保护市民健康。建国后，美国政界围绕国家建设方向存在激烈争论。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家们主张“工商立国”。他们面对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认为美国建国后必须发展商业和制造业，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以国务卿杰斐逊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农业立国”，主张建立由自由农民构成的民主国家，应大力发展农业，避免走西欧工商业、大城市的老路。伦敦、巴黎等大城市的腐败与疫病横行成为杰斐逊派反对“工商业立国”的重要论据。杰斐逊等政治家们一直在质疑美国是否应该走向城市社会。当费城面对黄热病疫情手足无措时，更多的美国人也开始自问“如果城市仅仅能够提供坟墓，我们是否应该建立它？”然而，费城展开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正是对这种质疑的回答。随后几年接连出现的疫情促使美国费城、纽约、波士顿等主要城市先后进行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环境和居民的健康状况，而这些内容正是帮助美国人坚定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注脚。“健康的城市”是美国工业化深入展开的前提，也是城市化稳步发展的基础。

1793年费城黄热病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止上述。费城在应对这场疫病过程中，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团体发挥巨大作用。黄热病流行期间，费城的“非洲自由协会”积极组织自由黑人救助白人病患并承担城市中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白人群体重建对非洲族裔的社会认知。当疫情结束，社会中谣传黑人在救助病患期间索要钱财或盗取财物时，社团领导艾伦又出版著作逐一辩驳，作为美国首部非洲族裔出版的著作，这让更多人有机会从非洲族裔视角了解黑人护士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奉献精神。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城市中的种族关系。再如，贵格信徒安·帕里什在瘟疫期间通过慈善组织对城市中幸存的妇女展开纺织和制衣培训，突破了传统慈善组织经济救助的局限，为美国慈善事业开展提供了新思路。总之，各种社会团体有效弥补着政府应对疫情时出现的缺位，同时各种志愿性活动也唤起了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卫生健康问题从此不再是个人事务，而是事关社会安全的公共性事务。此后，美国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当疫情来袭，社会团体都与城市政府共同协调、合作缓解危机。这也为我们今天思考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素材。

参考文献：

Carey,Mathew. A Short Account of the Malignant Fever,Lately Prevalent in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Printed by the Author,1794

Powell, J.H.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Great Plague of Yellow Fever in Philadelphia in 1793.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Foster,Kenneth.“The Philadelphia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1793,”Scientific American,Vol.279.No2.1998,pp.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