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冷战、“帝国”：埃叙联合60周年纪

1958年1月，在叙利亚军方的推动下，埃及总统纳赛尔按照自己的条件——解散叙利亚一切政党等等，接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统一。2月1日，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شكري القوتلي）宣布两国决定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الجمهور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21日，埃叙联合得到两国公投结果的法律依据，纳赛尔也当选阿联总统。短短几天的时间内，阿联就得到了苏联、中国和美国等国的承认。

但阿联的成立非常仓促，甩给纳赛尔的问题也非常严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叙利亚当地人愈发不满埃及人。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人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联，重新“独立”。虽然纳赛尔敌视政变，指责这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勾结的结果，甚至还将矛头触及到苏联和共产党。但他不久便承认了分离事实。而重新获得独立地位的叙利亚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虽然，埃叙联合在1961年9月已经终结，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号却被开罗方面保留到1971年。如何定国号毕竟是一国内政，且“阿联”这个名字也没有明确冒犯哪个国家的主权，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阿联”在国际社会中也就成为埃及的正式国名。而“埃及”反倒成了一个不太正式的名称。

开罗对“阿联”这个国号如此眷恋，似乎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但在国号上这种“实与而文不与”的精神，恰恰说明了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尤其是阿拉伯人对统一的诉求，或西方所说的“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情结。所谓“泛阿拉伯主义”（该词来源于西方，对应的阿文单词较多，笔者倾向于عروبة一词），没有通行的界定。笔者认为“泛阿拉伯主义”是某一阿拉伯政治势力以民族认同为依据，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关怀和介入。这种关怀和介入自然会促进阿拉伯人的团结，但也因对阿拉伯世界既有主权和边界的超越和凌驾，往往也可能加剧阿拉伯内部纷争。而阿联的成立和分裂就恰恰代表了统一诉求和既有主权的对立和冲突。

笔者根据前辈学者的论述，再结合自己的想法，从阿拉伯内部纷争（逐鹿），以及泛阿拉伯主义与美苏的关系（冷战），“统一”与“主权”的对立（“帝国”）这三个方面，谈谈对于阿联分合的思考。

逐鹿叙利亚四十年的阿拉伯内部纷争

自从1920年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本·侯赛因（فيصل بن حسين）被法国人赶出大马士革后，叙利亚就成了哈希姆家族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无论是改任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他的侄子阿卜杜勒·伊莱（عبد الإله بن علي）、多次出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نوري السعيد），还是费萨尔的三哥，（外）约旦君主阿卜杜拉（عبد الله بن حسين），都希望把叙利亚纳入自己的“统一”或“联合”的之中。哈希姆列王把自己对叙利亚的诉求与阿拉伯人对统一的愿望紧密联系起来。所以，哈希姆王朝对叙利亚的诉求也属于泛阿拉伯主义的一部分。

但一战后的阿拉伯东部地区并不只有阿拉伯的民族认同和相应的泛阿拉伯主义，还有以叙利亚为认同的泛叙利亚主义。虽然一部分泛叙利亚主义者选择了与泛阿拉伯主义的妥协，但仍有一部分“存粹的”泛叙利亚者，坚决排斥“大叙利亚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等地）以外的人以“阿拉伯认同”来染指该地区。此外，叙利亚还有一些人抵制哈希姆王朝的君主制和亲英立场。

当然，逐鹿的高潮开始于40年代。194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出于笼络阿拉伯人民族情绪的考虑，宣布英国支持阿拉伯统一。这就大大鼓励了伊拉克和外约旦。1942-1943年，根据已有的一些想法，努里·赛义德和阿卜杜拉分别提出了“肥沃新月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其重点实际上都是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叙利亚。如此，哈希姆王朝内部就对叙利亚形成了竞争。1946年，叙利亚获得“独立”地位后，阿卜杜拉更是加紧推进自己的“大叙利亚计划”。而阿卜杜拉的侄子阿卜杜勒·伊莱也不敢落后，在1949年更是积极。

但逐鹿的双方主要不是伊拉克和外约旦这两个哈希姆王国，而是哈希姆王朝与埃及、沙特的斗争。自从现代沙特王国的开国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推翻哈希姆王朝在汉志的统治后，两国王朝就积下了深仇大恨。当然，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阿齐兹也曾一度握手言和，但这远远没能消除了双方的积怨。对于哈希姆王朝提出的“肥沃新月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就引起了沙特方面的极大恐慌。甚至在1947年代的时候，沙特方面还希望美国出面把外约旦对叙利亚的“觊觎”拿到安理会上讨论，其意图可能是想把阿卜杜拉定性为侵略者。

至于埃及，虽然泛阿拉伯主义在埃及的兴起比较晚，甚至一战前后不少埃及人对东边的阿拉伯地区也不太感兴趣，但也并非没有迹象。最晚到40年代初，埃及的国王和政客们也开始鼓吹泛阿拉伯主义了。当然，埃及人和沙特一样，在叙利亚问题上站在了哈希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埃及主张维系阿拉伯国家的既有主权和独立。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掌握埃及政权后，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延续了“前朝”的联沙抗哈路线。而1955年2月的叙利亚“易枢”事件，则被法瓦齐·乔治斯（Fawaz A. Gerges）和萨利姆·雅库布（Salim Yaqub）等学者看做是叙利亚倒向埃及阵营的开始。但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还是没放弃对叙利亚的诉求，试图颠覆叙利亚的亲纳赛尔政权，不过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效果。

按帕特里克·希尔（Patrcik Seale）和雅库布等人的说法，阿联的成立是开罗的胜利，也是伊拉克和埃及长期逐鹿叙利亚的结果。但这绝不是最终落幕。在阿联成立前夕，现在还没有定论能说明沙特国王图谋策反叙利亚情报官员萨拉杰暗杀纳赛尔的阴谋是不是事实。但纳赛尔和沙特的反目成仇，以及美国人自己公开的文件，都说明沙特国王至少是不愿意看到纳赛尔“吞并”叙利亚的，就像当初不愿意看到哈希姆王朝“吞并”叙利亚一样。对叙利亚“垂涎”近40年的伊拉克，对阿联成立更是极尽敌视。而在伊拉克取代哈希姆王朝的卡塞姆政权也一度表现出对叙利亚的统一诉求。到了1963年，阿联、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联合计划的失败，又进一步加剧了纳赛尔和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矛盾，所谓的“阿拉伯冷战”也扩散到“激进国家”之间的纷争。

但1961年之后围绕叙利亚的阿拉伯内部纷争是否还像1958年之前那样呢？

泛阿拉伯主义与冷战双方的关系

如果用“亲苏反美”概括纳赛尔与冷战双方的关系，多少有些片面和武断。尤其就埃叙合并的兴亡而言，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就不怎么融洽。但也不能以“非此即彼”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思维，简单地认为纳赛尔在合并兴亡上就与美国的关系多么亲密。同样，双方也存在很大的矛盾。

关于叙利亚军方和纳赛尔因为防止“共产党接管叙利亚”而选择合并的说法，不久之后就遭到了纳赛尔的驳斥。纳赛尔在1958年4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是美国媒体编造的。但在1971年，也就是纳赛尔去世的1年后，他的心腹海卡尔在其英文著作《开罗文件》（The Cairo Documents）也是持类似的说法。纳赛尔认不认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12月，阿联因伊拉克革命政权内部纷争而与苏联出现矛盾时，他就公开指责叙利亚共产党同“反动派”一样，都反对阿拉伯统一。

的确，苏联阵营对埃叙合并是有些负面看法的。根据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翻译的一份匈牙利档案，匈牙利驻开罗大使在1958年1月31日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听说叙利亚善意地警告埃及朋友，纳赛尔不应该引进一个基于无政党的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体制，因为叙利亚人民必然将其视为独裁体制，纳赛尔也大大将损害他在叙利亚的名声……很容易发现叙利亚人民不支持统一计划，他们赞成的是联邦和邦联。”此外，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还翻译了一份保加利亚档案，其内容是保共第一书记日夫科夫根据之前同赫鲁晓夫的谈话，在10月的保共中央委员会上，将阿联模式的统一视为“消灭阿拉伯人民的自由”，而纳赛尔本人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阿联成立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成喜忧参半。喜自然是因为埃叙合并中断了“共产党接管叙利亚”的可能性。而且1957年的叙利亚问题已经让美国感受到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对苏联“渗透”的抵触。

忧则在于美国政府长期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警惕。作为亲西方政权的哈希姆王朝，其对叙利亚等地的泛阿拉伯诉求都一直备受美国政府非议，更别说转向反西方立场的纳赛尔政权。根据埃及学者希莱尔（علي الدين هلال）的看法，美国在40年代对哈希姆王朝的反感就预示了50年代对纳赛尔的敌视。美国官员认为埃叙合并推动了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主导”，这对西方也是不利的。至少这不利于西欧和日本的能源安全。所以，美国人对阿联成立的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折射出美苏阿（联）三方的关系不能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思维简单思考，至少许多美国人没有因为“纳记”泛阿拉伯主义能伤敌，就忽略了它也能伤己。例如，1959年纳赛尔因伊拉克问题已与苏联交恶。但副总统尼克松等人还是担心纳赛尔控制伊拉克，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纳赛尔分子以外的“第三势力”。

此外，美国人也不乏对纳赛尔的道德谴责。阿联成立后，再加上1958年夏季的黎巴嫩危机、伊拉克革命，美国朝野分分指责纳赛尔扩张的“野心”，担心他再把黎巴嫩和伊拉克“并”入阿联。

1961年9月，叙利亚政变后，肯尼迪政府对纳赛尔放弃以武力维系统一的做法就很是欣慰。至于苏联，则“成了第一个承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国”，而苏共更是赞许“独立”为“叙利亚人民和军队合作的历史性胜利。”

所以考虑泛阿拉伯主义属性的纳赛尔政权与美苏的关系时，不能以那种“非敌即友”的思维，简单地以为纳赛尔与一方的关系取决于他与另一方关系的反向发展。因为，苏联和美国都表现出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厌恶和反感，也都存在切实的利益冲突。主要的区别或许只是苏联更愿意也更能够克制这种矛盾。

而鼓吹“积极中立”的纳赛尔也经常表现出对一切大国的“桀骜不驯”，攻击苏联和共产党的时候，也不忘连带着捎带上西方的“帝国主义”（استعمار直译应是“殖民主义”，但在当时经常被译为“imperialism”）。而且纳赛尔对大国的排斥已经扩散到他实际控制以外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如此，纳赛尔的阿联和美苏在阿拉伯东部地区颇有三足鼎立之势。

当然，仅凭“软实力”支撑而缺乏“硬实力”基础的地区强国也是难以维系的。

统一诉求与主权现实是否对立？

泛阿拉伯主义所蕴含的统一，是否代表着打碎阿拉伯世界既有的“主权”和“边界”，将列国合并为“一个国家”（a single state）？这是几十年来瓦利迪·哈利迪（WalidKhalidi）、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尼瓦（Steven Millard Niva）、达维沙（AdeedDawisha）等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而在纳赛尔时代，这个问题更具政治立场。

声讨大国强权的纳赛尔，在大国的舆论中也往往被塑造成我问地区野心家。苏联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而在西方的舆论中，纳赛尔宣扬的统一被广泛贴上了“帝国”、“希特勒”这样的负面标签，尤其是纳赛尔“兼并”了一个主权国家后。

1959年11月《纽约时报》采访纳赛尔时，问及他遵奉的阿拉伯统一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必须整合成一个国家？纳赛尔表示统一的意义在于反侵略，并不意味着要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一个国家，具体的统一和划界事宜应该交给人民决定。

这位美国记者的问题，反映出很多人把“阿拉伯统一”放在了阿拉伯国家既有主权的对立面。持这种对立看法的人如果站在“维系主权”的立场上，再加上对纳赛尔的反感，就往往把开罗宣扬的统一诉求描述成了“帝国野心”。

伊朗国王（沙阿）巴列维就给纳赛尔带上了“阿拉伯帝国主义”这个，帽子。而当代犹太学者卡尔斯（Efraim Karsh）就把纳赛尔称为“阿拉伯凯撒”（Arab Caesar）。如果把这位犹太学者的看法放在60年前的西方舆论中，那并不算太稀奇。1958年2月，《纽约时报》就有文章认为纳赛尔追求“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泛阿拉伯帝国”，并沿用了将其《革命哲学》比附希特勒《我的奋斗》的渲染。当然也有人在《纽约时报》上反驳这种说法，认为纳赛尔没有太大的“帝国野心”。但“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帝国”这个说法并没有中断，甚至一度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而与纳赛尔也打过多年交道的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指责纳赛尔的“帝国梦”。

但这样的说法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备受质疑。美国中情局的官员在1959年批评将纳赛尔比附希特勒的看法，认为纳赛尔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吞并之心，最多就想像一个“工头”一样为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发展、军事做大致规划。

而纳赛尔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态度也是在否认这种“帝国”指控。他在1958年8月就曾对美国外交官否认自己有“主导大帝国”的野心。早在40年代，埃及王国就把哈希姆王朝对叙利亚的企图是做对叙利亚主权的威胁。所以，《阿盟宪章》开篇就强调“尊重彼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احترام استقلال تلك الدول وسيادتها）。1954年，埃及共和国的报纸还指责伊拉克对约旦和叙利亚的“联合”诉求是“以牺牲兄弟来扩大自己地盘”（تكبر مساحتها على حساب أخواتها）。但随后纳赛尔自己也遭到了类似的指责。阿联成立后，纳赛尔也没有表示要消灭阿拉伯世界的既有的主权和边界，更没有让各个阿拉伯国家元首自去尊号，唯他独尊。相反，他也不乏对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国王这样的政敌敌手做出亲善、尊敬的举止。而且1963年阿联与伊拉克、叙利亚的联合计划失败后，他再没有致力于几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在一起的统一事业了。纳赛尔对阿拉伯统一的向往似乎只在“文一统而实不一统”的程度。

但如果不考虑日后的南北也门统一，将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合并为一的例子，阿联是唯一成功的。无论他怎么说，埃叙合为一国着实代表了对既有主权或独立的挑战和修正。此外，纳赛尔的一些话还是让人无法确定他的态度。例如1958年3月，纳赛尔在大马士革的讲话中大谈阿拉伯统一的反侵略意义时指出，1948年7支阿拉伯军队败于1支以色列军队的原因就是在阿拉伯人有7支部队。如果阿拉伯人也是一支军队，就能拯救巴勒斯坦了。当然，纳赛尔向往的一支军队并非一定是一个国家，他确实尝试过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联合指挥。

此外，1963年阿联出品了一部电影—《胜利者：萨拉丁》中。在这部“将历史和当下并置”（juxtaposition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的影片中，隐喻纳赛尔的萨拉丁说了一句“我的梦想就是阿拉伯的土地能统一在一面旗帜下”。那统一在“一面旗帜”的阿拉伯世界至少也是一个邦联了。

除了这三个问题，本文还有个疑问，那就是纳赛尔所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继承关系。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着实表现出一定的世俗主义色彩。例如在他把12世纪萨拉丁与十字军的战争描述成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欧洲侵略之时，其世俗性就表现在对阿拉伯基督徒的赞扬。因为这些阿拉伯基督徒没有被十字军的宗教旗号所欺骗，而是和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并肩战斗。电影《胜利者：萨拉丁》就着重刻画了这种民族高于宗教的认同情感。此外，再加上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紧张关系，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认同之争，就很容易让人把纳赛尔向往的阿拉伯统一放在宗教情结的对立面。

但纳赛尔毕竟是一位穆斯林。他的世俗主义色彩，并不能等同于他是反宗教的。而且也不乏纳赛尔营造自己信仰虔诚的案例。丹尼·皮尔曾指出一战后大叙利亚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对泛阿拉伯主义的青睐也不烦泛伊斯兰情结。那冷战时代的纳赛尔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是，那“纳记”泛阿拉伯主义又有哪些宗教渊源呢，对之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又有哪些具体的继承呢？当然，笔者对此问题还知之甚少，期望以后能有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