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侦探小试牛刀：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中译本读记

2017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北大文研院闲静的小院子里工作，李淼兄忽然传过来一篇某公号上推送的旧作小文《宫崎市定和侦探小说》。正诧异间，手机屏幕那头神秘一笑，又发过来一个文件，题目是《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謎の七支刀》（1983年初版）是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一向是我的爱读书，不料竟已有了中文译本。惊喜之余一问，才知道这是张学锋老师高足马云超君的译作，将由楚尘文化推出。而正好我又写过一点宫崎市定爱读侦探小说的八卦，既然这如同侦探小说解“谜一般”的杰作即将在中文世界与读者相见，写点类似于推荐语的东西，也是责无旁贷的吧。——事实上，在翻阅中译本到三分之一篇幅左右，我就已不再将此视为一份任务，而是又一次被引入知识和推理的快感氛围中，时时涌起申请加入讨论群的冲动。这种愉悦既是宫崎市定造就的，同时也是中译本所带来的。必须说，这是一种在目前还相当不容易获得的体验。

在日本所藏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铭品中，“汉委奴国王印”作为汉帝国与上古日本关系的最早物证，早就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了。相对来说，所谓“七支刀”的名气就要小得多，恐怕很多人连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都无从想象。确实，这种一支剑身上长出六个小枝的奇特形制，在古代兵器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的。而事实上，和“汉委奴国王印”上的寥寥数字相比， 七支刀上的铭文篇幅要长得多，所携带的古代东亚交流信息也要丰富得多。对于被认为是六朝时期百济王世子铸造赠送给倭王的这把奇刀，究竟应当如何复原释读其上的铭文，又如何将其放回到公元五世纪那片东亚大陆与海洋中，让它娓娓道出残锈身躯背后浮现的历史？这就是宫崎市定这部著作的主题所在。

和宫崎市定的其他大量著作一样，作者毫不吝于把自己作为史学家——不，甚至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思考乃至困境都和盘托出。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一个思考对象的时候，应当怎样去着想？怎样解决遇到的棘手难题？在一般的研究当中，我们通常只能看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呈现。倘若仍以宫崎市定爱读的侦探小说来打比方，这就好比事后阅读冰冷的审判书一般。然而宫崎市定的写法，却几乎如同名侦探柯南一样，由镜头带领着读者若惊若喜若疑若惧地目睹案件出现，随着大侦探一同着手搜集证据，闯过难关，经过深思熟虑而走向我们认为最合适的解决方向，直到最后答案从历史之谜的背后浮出——当然，历史学并不是电视剧集，并没有那样一个全知的编剧来告知观众答案的必然正确，但就在这样的侦破过程中，读者已经充分享受到了破案的乐趣，也见习了破案的真谛。

在序章中，作者劈头就坦言了自己的困境。在对七支刀已经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以后，他便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分途：究竟是应当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文献学的研究；抑或要以实物为基础，进行“即物”性的研究？对于像七支刀这样有实物传世的研究对象，当然，任何人的第一反应恐怕都会同意，实物才是无可辩驳的，最强的第一手证据；而文献往往是容易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造成错误的。但是，在这种思想底下，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便是从学问取向上只认同实物证据，而对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不屑一顾。而这更有一种形成观念定式的危险，就是当还不具备充分调查实物（档案）的条件，或实物已经残破消失时，便主动地放弃学者探究的权利，居高临下地断定其研究的不可靠。对于这种方法论上的话语权，作者引用日本建筑史上的法隆寺论争实例，一针见血地指出：

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价其成果正确与否，如果基于派系、形势、路线而主观臆断，那是对学问的亵渎。……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即物性的还是文献性的，而是应在统揽全局之后，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

但是，作者本人是否从未经历过犹豫痛苦的阶段，从一开始就能如此轻松断言呢？绝非如此。作者坦言自己就曾赶赴展览现场观看七支刀实物，以确认图片辨别不清的部分铭文。然而，在陈列柜昏暗的光线前，他只能无功而返。坐在回家的电车中，作者思考着如何才能有机会接近刀身，进行更直接的观察，然而，“就在思考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这样的想法十分愚蠢”。为什么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种对实物的过度依赖实际上是放弃了作为历史学者的能力和本分。七支刀自重新发现以来，已经历过许多学者的研究，“观察本身已经足够了”。而“所谓的历史学，其本质就是把通过他人之眼看到的东西作为史料进行探讨”，换言之，侦探并不是那个在现场亲眼看到案件发生的人物，也不应奢望自己能触摸到完美的证据。侦探就该认清侦探的宿命，修炼侦探之所以为侦探的本领。作者于是下定决心：

通过他人之眼进行观察，结果却比身在漩涡中的当事人更能把握事情的真相，这不正是历史学的本领吗？即便漩涡中的当事人有意隐藏了什么，历史学家也应该具备通过间接的、第三方的感觉，一眼识破其中关键的才能。

通过对困境的痛苦思索，从个别问题提炼透视出学问的本质，用于指引自己的前进方向。宫崎市定就是这样，以自身为镜，给读者照出了为学之路的曲折修炼过程。而越是经过这种曲折探索，便越是对自身的能力拥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充分的自信，越不屑于从事企图减低对侦探能力挑战难度的工作。正如他进一步的痛烈反省：

如果直接接触史料是期待着世人会看重自己的发言和议论，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研究者应当获得均等的机会，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作业，这是根本性的原则。如果想着独占追求特殊便利的权利，这或许就是学问堕落的开始。

这一声断喝，恐怕对现在想要进入学问之门的学徒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当然，空言考古学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的优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发此思理，毕竟也还是从七支刀研究的取径中逼出来的。在梳理了自明治以来百年间对七支刀铭文的研究演进史后，作者指出，至今为止的学说虽然林林总总，但都过于偏重考古学意义上对个别字形的辨认，“而整体性的考察十分不足”。例如铭文中已经看不清楚的铸造年代，究竟是“泰初”“泰始”还是“泰和”？仅凭一鳞半爪的偏旁残余只能是人言人殊。作者从而认识到，识读铭文首先要依靠考古学方法复原个别文字，是必然的；但在文字存在复原极限的情况下，这一方法也是有其边界的，接下来需要应用的便是文献学方法——实际上在汉语语境中更应当说是文章学、文体学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将铭文单纯地视作文字的无序堆积，而是作为具备某种结构的文章”（第一章）。对方法论的反省和重新确立，将带来被忽视空间的开拓，打开潜在的未知可能。宫崎市定确实正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拘泥于任何研究派别、路数——在这个案件中他采用的甚至已不是常规的传统史学方法而毋宁说是文学研究法。而这也正是作者明知以往对七支刀铭文的调查目鉴已经反复进行、了无余地的情况下，仍然敢于进入这一课题，并满怀自信地宣称将取得全新进展的理由所在。

在这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可以说就在于对铭文中“五月丙午”日，以及通过特定时期内丙午日的有无来推定铸造年份究竟为西晋泰始还是刘宋泰始的问题，作者参照中日古镜学者的研究指出，铭文中虽然明言是在“丙午”日铸造此剑，然而“金石文中的丙午只是单纯的吉祥句，其实是独立于上文月日的真实干支而使用的，月日和干支并不一定必须一致”。作者随即广引古镜、刀剑等实物铭文及存世文献指出，五月乃夏季之中，阳气最盛，丙为火之阳，午则是正南的太阳方位。因此对需要火力铸造的刀剑镜之类来说，五月丙午是最吉利的吉时，相当于一句讨彩的口诀，是无需落实在真实时间上的。换言之，是事实与书写的离合关系，给过去注视这一案件的侦探们制造出了迷幻的假象。通过这明快的一击，原有的“西晋泰始”说便不复有必然成立的理由，问题便被推回到西晋说和刘宋说相互竞争的原点。

同样展现出作者身为汉学大家优势的，是对铭文中“奇生圣□”阙文的解释。过去学者基于实物的观察，都将阙文认作“音”或“晋”，从而产生天皇/佛陀恩典、百济王世子之名、或者寄生于东晋等等异说。而作者在辨析种种说法的不自然处之后，断然回到了“汉文的性质”，引中国正史及朝鲜广开土王碑指出，这不过就是描述古帝王时常用的“生而有圣德”之类套话罢了。——从最近的史学潮流来说，宫崎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已意识到铭文处在东亚世界的同一套表述体系中，联合同类场合、性质下的书写进行观察批判，真可以说是非常“时髦”的方法了。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渡日之前，釜谷武志先生来复旦作关于端午文学的讲座，引及此书说法时的欢喜赞叹之情。而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这本著作的存在。大学者带来的灵感是无分畛域的。上面两个小例子，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固然有着新方法尝试的意义（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从我本人专业从事的中古文学研究立场来看，又何尝不是极好的文体学案例呢。作者其实已经高度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中古书写中普遍存在的“套话”倾向，那并不能从近代文学以后我们所熟悉的“个人性”“现实性”文学感觉去率尔操刀解牛。坦率说，直到近年宇文所安明确指出这一点之前，我们对中古文学的各种问题，可以说大多数时候都是习惯成自然地站在“文学中包含反映着事实”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努力去从诗歌中寻找某些传达事实的线索，那与宫崎市定所批评的，努力从征实立场去解释铭文的考古学者岂不也正是相通的吗？

能够从“汉文性质”——也就是中世东亚世界的文明基底——出发去挑战已有的种种成说，靠的当然是宫崎市定本人作为东洋史权威的修养和自信。事实上不仅仅在书写的层面是如此，在物质史、行动史的层面也是一样。正如作者所言，七支刀“不是王子的独创，而是受到了当时东亚世界潮流的影响”。宋人王厚之所载录的元嘉刀铭给作者提供了中国器物的直接范本，但其实，就在本文下笔同时，国家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秦汉文明展中有一件展品，就是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钢刀，刀背错金隶书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煉大刀吉羊（宜子孙）”，这与作者对七支刀的复原方案几乎如出一辙！同样出自刘宋时期的这些器铭，都在强有力地支持着作者将七支刀定为泰始年间造的合理性。惜哉作者已来不及引据此刀了。

“永初六年”钢刀，林晓光摄

而在对七支刀及其他同类器物铭文的释读工作完毕后，宫崎市定祭出了他真正的看家本领：回转到六朝史的时空当中，去重绘七支刀背后的东亚海图。题为“五世纪东亚形势”的第五章或许也是中国读者尤其古代文史爱好者最感兴趣的章节。在这一部分中，宫崎市定可谓将他天马行空的思致发挥得淋漓尽致，种种看似不相干的历史知识都被交错联系起来。作者发现，百济王使者与林邑国使者首次入贡，恰好就是桓温处在北伐枋头大败的时局背景下，急需恢复权威，擅行废立的第二年，这种有组织地召唤外国来朝，正是桓温的一次权威宣示举动。而倭国首次直接横渡东海，从长江口登陆朝贡东晋政权，则又恰恰是在刘裕平定孙恩卢循之乱的两年之后，而且成为数年一度的常规事件。站在中国史的立场上，这只是某个无足轻重的外缘事件；而站在东亚交流史的角度，其所代表的新航路开辟意义却极为深远。作者的脑洞在此可谓开到了不可思议的新境界：那或许就是具有海民性质的五斗米道孙恩集团开辟出来的航路！而在接下来日本的连年朝贡中，反复要求在封号里加入都督百济军事的部分，也正反映着日本势力扩张，百济不得不在中国、高句丽、日本几大势力间周旋求存的国际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百济王世子打造送给日本天皇的七支刀，成为“鲜明反映五世纪东亚形势的代表性文物”。这一系列的探讨，都看似凿空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由这柄七支刀牵引着，大陆南北势力消长下的周边国际关系调整、南中国海贼对中日航路的开辟、东亚各国以中国为中心的勾心斗角，重新映衬浮现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浪漫史诗的重新发现”，这正是作者心中期待的，真正的史学。

当然，宫崎大侦探的推理过程是不是就滴水不漏，已成定讞呢？自然也未必。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就有些细节仍然未能尽释疑虑，例如作者在对剑铭上所刻日期为何是“五月十六日”，而非符合丙午观念的五日、十五日或二十五日这一问题，通过刘宋泰始四年夏季三个月的日数推算，认为在这一年里五月十六日才是夏季之中，暑热最旺的日子。但是，正如他在前文所证，丙午也好五月五日也罢，这些都不过是一套五行相配观念的折射而已，对于现实铸剑的工匠而言，真的会那样大费周章地计算夏天日数来选取特定日子吗？恐怕很难令人相信。在这种观念下，不加深思地遵循已有的一套程式和话语，来完成多少含有神秘气味的铸剑仪式，不才是更合理的想象吗？此外，又如对铭文“故为倭王旨造”一句，作者将“旨”复原为“嘗”的残字，解释为“尝试制造”。这固可备一说，但如果以作者擅长的“汉文性质”法攻之，则毋宁“试造”才是正常的说法，这与“尝造”的语感仍是有区别的——尽管在字典上尝和试同义相通，但“尝”用在动词前的一般含义其实是“曾经”。宫崎史学从来不自以为是定于一尊的，在这些地方，相信读者也能和作者一同，开放地加入充满乐趣的推理解谜游戏中来。

在煌煌二十五卷的宫崎市定全集中，《谜一般的七支刀》只是一部不十分起眼的小书（最初是作为中公新书推出的文库本），而宫崎作为东洋史大家，主要业绩也不在日本史上。如后记所言，这其实是他退休之后所撰带有史学示范入门性的作品（因此对入门者而言更可当作方法论的参考书使用），不妨说只是一次小试牛刀罢。然而我们能从这部小书中得到的愉快感受，却绝不比那些大著作为少。同样值得愉快感谢的，还有译者的工作。能够将宫崎市定的文风传达到如此程度，令读者开卷如风行水上的译作，除了几十年前那套《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外，实在还很稀见。尤其译注出得相当地道，书中出现的众多日本古今人物，注释都详略得当，提供了适宜切实的信息，一看便知作者对日本文化下过不少功夫。要做到这种程度，不但需要对专业日语的娴熟，对日本东洋史学的专精，同时在更高的标准上，还需要对整体日本文化的浸淫，以及对本国语言文字的准确把握。这是一部对得起宫崎市定的译作。我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对马君译本先睹为幸，深感快慰，觉得是很值得向世间读者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