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说唱：从地下表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卷

2015年冬，上海浦东周浦镇举办了第一届“宣卷邀请赛”。来自江浙沪各地的宣卷班子在此竞争交流，切磋技艺。而在此前一年，上海浦东宣卷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当代宣卷

所谓“宣卷”，即“宣讲宝卷”，脱胎于佛教说唱形式。唐五代时，僧侣们在寺院中为信徒们讲授佛教故事，散韵相间，说唱结合。此种形式语言通俗，叙事清晰，风格生动，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到了明清时期，这一形式已走出寺庙，流入民间，其文本被称为“宝卷”，此为宣卷之雏形。

早期宣卷的故事题材多与宗教相关，弘扬因果报应，劝人止恶向善。据说郑振铎先生曾收藏过一册元末明初的《目连宝卷》，此为史上最早的宝卷之一，讲述佛陀门下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奉劝人们尽孝道。此后的宝卷题材愈发广泛，从仙佛传奇、历史故事到民间生活，不一而足。尤其是在城镇发达商业繁盛的江南地区，宣卷的宗教性逐渐被商业化和娱乐化所取代。

当讲唱宣卷的性质已变为商业演出，宣卷艺人们便不再是照本宣科，为了追求演出效果，他们往往在段落间即兴穿插其他内容，是为“插花”。至于演出的场合，也早已不局限于寺庙之内，在江南这一富庶之地，有钱人家会在节庆聚会时请宣卷艺人上门表演助兴。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山东候补通判陶子尧在上海参加寿宴，便是“喊了一班人，在堂子里宣卷。单他一个，摆了一个四双双台，有些不认得的人也都拉来喝酒”。江南地区宝卷故事的主人公时常为小人物和女性，这使得宣卷演出广受妇女们的欢迎，许多识字不多的妇女，却对宝卷中的字句唱词烂熟于心，在宣卷演出时常能应和。彼时的茶馆、戏楼甚至妓院，都会定期请宣卷班子前来表演。

清代妓院中的宣卷表演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家妇女们的晚间娱乐方式之一便是听宣卷，正室吴月娘置办瓜果茶点，众人围坐着听宣卷艺人薛姑子讲唱《黄氏女宝卷》，“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气”，之后众人又轮流唱曲。

崇祯本《金瓶梅》中的宣卷

此为有钱人家的做派，普通百姓自然没有财力物力在家中欣赏宣卷，但家门之外亦不乏参与此类活动的机会。据晚清《申报》报道，彼时杭州有种“宿山”的习俗，人们以参加庙会为借口，但直到夜晚仍留在山上的庙宇中，组织宣卷通宵达旦。

政府官员大多不能接受这种庶民的娱乐方式，昼伏夜出、夜聚晓散的人群容易滋生犯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至于宣卷听众们汇聚一堂，男女杂坐，更是有违礼教的。知识分子们不屑于民间说唱，将宣卷视为不堪入耳的淫词浪曲，宣卷艺人被归为游手好闲的无赖、骗财骗色之流。如上文提到的薛姑子，在小说中的形象便是一个年轻时给老公戴绿帽子的荡妇。

起初，由于宝卷中的宗教元素，政府即将之视为邪教之源，对其打压有加。明崇祯年间浙江吴兴的《乌程县志》记载：“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群集相唱和，名曰宣卷，盖白莲教之遗习也。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虽丈夫亦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当道宜严禁之。”而当宣卷渐渐摆脱宗教元素之后，却由于其唱词难登大雅，演出方式及人员有违儒家伦理核心道德观，最终依然难与主流文化相适应。在十九世纪末，杭州政府面对着“宿山”习俗，自知无法完全取缔，只得退而求其次，限制晚间的宣卷演出。太守明文规定，称此类夜间活动“每有编就俚詞，当众说唱，名为宣卷。任意插科，语多不经……男女环坐观听，终宵不徹，殊属有伤风化。为此出示严禁，嗣后如再有入夜宣卷者，立即访拿重究”。

宣卷虽为政府所不容，又不受知识分子待见，但好在民间基础牢固。伴随社会发展，宣卷的舞台也逐渐拓展。民国初，上海有新世界游乐场，杭州有大世界游艺场，电影、魔术、评书、杂耍等中西娱乐方式在此汇聚，其中宣卷亦有一席之地，是晚间档的固定节目。此前的宣卷先生们多搭班结社，流动于不同乡镇人家之间，在此之后，这类社团便以剧组的形式被娱乐场所聘为驻场艺人。

仰赖当时传媒技术的发展，宣卷走出地下。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出版业发达，书坊遍布，即有杭州慧空经房、苏州玛瑙经房等书坊以刊刻出版宝卷为主要业务。等到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各地的宝卷又被集中到上海，采用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石印术印刷出版，得以流入寻常百姓家。

民国十七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韩湘宝卷》

也是在同一时期，广播普及开来。二十年代，国民政府颁布条例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开办广播电台，民营广播由此快速发展，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各大广播电台都会定期播放宣卷，以此吸引听众。政府对此亦有警惕，上海电报局曾接到群众举报，言电台播送节目“竟以低级趣味之词曲为号召，各界听众对各台时播淫秽词句极表不满”。

此后电报局开始对各类说唱用录音稿进行审查，并考虑下架一部分节目。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社会局与教育局才下决心整治相关低俗曲目，规定已下架的曲目不得再复播，对于其他未下架的宣卷节目，有关部门的态度是：“本应禁播，惟取渐进主义”，限制其每日播放时间不得超过三小时，且不得在每晚的黄金时段播放。

1941年上海中西广播电台的宣卷节目广告

虽然政府和公众对于宣卷的态度已比往昔温和，但宣卷艺人们仍旧感受到了生存压力，求生欲极强的宣卷先生们开始做出改变。面对社会上“格调低俗”的批评，部分宣卷艺人借鉴弹词的表演方式，所用的乐器不再是只为追求节奏的木鱼一类的打击乐，丝弦雅乐开始被用作伴奏，这一派自称“文明宣卷”，显然是要和过往的刻板印象划清界限。杭州地区的宣卷班子为了能够登上大舞台表演，甚至开始学习京剧中的音乐、身段和妆容，此一派由此被称作“化妆宣卷”，后竟由此衍生出地方剧种——“杭剧”。

种种改观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江南地区的宣卷名家一时涌现，各自开宗立派，宣卷先生一改往日形象，他们不再被视为无赖，而成为表演艺术家。江南地区宣卷的影响力已超出吴语区，宣卷先生们甚至有机会走向全国。1928年，一批上海的宣卷艺人赴天津劝业场演出颇久，此后天津广播电台也开始播放文明宣卷节目。宣卷发展正迎来转机，为了迎合现代市场的品位，宣卷创作者从热门八卦新闻中取材，如二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著名杀人案“阎瑞生案”，在当时迅速被改编成《阎瑞生宝卷》。

姜文2014年电影《一步之遥》也是以“阎瑞生案”作为故事原型

明清以降，文艺作品被封杀下架的现象不在少数，海量流行一时的小说、戏曲难逃被禁毁的命运。作为广受草根欢迎的说唱形式，宣卷遭遇到的挫折不会更少。它从诞生早期便遭公权力打压，被视作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后又成了礼教批判的对象；且长期以来为上流社会的审美取向所不容。这是宣卷的不幸，却也促成了它日后的幸运。

宣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调适，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此后的上海广播中连续播放宣卷节目，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私人电台被关停。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在长江三角洲的乡村中找到宣卷先生的身影，古镇旅游开发的热潮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说唱形式逐渐被各地政府所重视。在旧社会被当作淫词浪曲而屡遭公权力打压的宣卷，此刻已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