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后托管问题仍存在，上海政协委员建议托管以学校为主体

小学生放学后，该由谁来看护？

上海已经在逐步探索。2009年，上海开始在小学推出放学后看护服务。2017年又在长宁、嘉定等区试点基础上，上海市教委在小学（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逐步推广“快乐30分”拓展活动，但截至目前，未覆盖到所有小学生群体。

对此，张怀琼、冷培恩、王芳等17名上海市政协委员递交了《关于建立小学生学后托管制度安排的建议》的联名提案。提案建议，应在政策法规层面上给予学后托管明确的指导，同时明确学后托管应以学校为主体，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开展学校托管服务，也要鼓励和引导家委会和家长在开展学后托管服务中发挥作用。

仍然有学生存在学后托管问题

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怀琼透露，2009年开始，上海市在小学推出放学后看护试点服务，但截至目前，仍然有很多小学没有推出这一服务。初步统计，目前长期参加看护服务的学生约23.1万人，仅占公办小学学生总数的34.71%，还有约39.3万人次的学生参加临时看护服务，这些学生中不少前往市场化运营的教育机构解决托管难题。

2017年，上海市教委在小学试行“快乐30分”拓展活动，每周安排4天，每天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不得集体学习新课或集体补课，学校不得向学生、家长收费或转嫁任何费用。

提案中表示：“快乐30分”拓展活动每周只有四天，时间仅为 30 分钟，部分小学生在以后的时间段，以及没有安排“快乐30分”的那天，学后仍然存在学后托管问题，家长还是感到并未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有部分学生家长因为无法解决孩子学后自行接送问题，寻求市场化运营的小学生托管服务机构，或委托私人，或家政服务员，接送孩子或看护孩子。

提案提及，市场化运营的托管机构运作时经费自筹，通过向服务对象收费来维持运作，这就使得家长在缴费后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些机构通常收费高昂，每一个机构的服务理念、托管规模、运作模式、收费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资质和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更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对这些托管机构明确界定，相关法律政策也缺乏直接关联，政府有关部门对其管理缺乏法律根据，很难进行规范和管理。

政协委员进一步提出，其他地区一些公益性小学生托管服务项目，例如一些社区组织、民间团体陆续参与到托管服务中，其服务多通过义工、企业赞助、政府资助的方式，其服务对象面向所有小学生，尤其是社区内的学生。但依靠民间团体筹资的公益型托管组织，往往受到场地和师资方面的困扰，项目并不普遍。

从政策法规层面明确学后托管

张怀琼、冷培恩、王芳等委员认为，上海应尽快建立小学生学后托管的制度。“小学生学后托管已在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些国家对小学课后托管问题关注较早，课后托管服务的政策要素比较完备，涵盖经费来源、运行机制、师资要求等。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加强行业准入和监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学后托管服务。”

政协委员们联名建议，首先应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定。在政策法规层面上给予学后托管明确的指导，包括小学生学后托管以自愿为主的基本定位、学校托管的目标界定、社会服务机构管理、收费管理，以及引入保险分担学后托管可能出现的学生各类意外发生等风险。

其次，学后托管应以学校为主体，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来保障小学生学后托管需求，同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开展学校托管服务，各类学校可以与社会公益组织、具有较好资质的社会托管机构进行合作，引入到学校开展学后托管，一方面解决学校单一开展托管面临的师资、资金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入较好的社会资源，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托管服务和内容。

提案同时提出，学后托管应明确学后托管的基本定位，以促进儿童身心发展为目标，开展一些素质教育类项目，而非“应试教育”的额外补充，活动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

提案建议，应发挥家委会和家长的力量，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学校在每天正常教学活动结束后，适当延长关闭教室的时间，鼓励并引导家委会讨论后选择责任心强、放学后有空的家长承担托管，监督学生相对自由健康地消磨这段时间，充分发挥、引导家委会在学生托管服务上的积极、自助作用，可以先在个别学校试点，成功试点后再考虑大范围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