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周武：五口通商，为什么上海一枝独秀

【编者按】“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建投书局、虹口区委宣传部、澎湃新闻合作策划的高品质文化主题讲座。2017年12月16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武担任主讲嘉宾，他演讲的题目是“大上海的兴起”，因篇幅较长，分两篇发布。此为上篇。

很高兴有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我对我们身边这座城市历史的理解，我想重点讲三个问题：一是开埠以来上海起落历史的骨脊和脉络；二是大上海因何而起；三是大上海兴起对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比虚构更神奇的城市

上海是一座有着自己独特身世和经历的都市，这种身世和经历比虚构更神奇，由此造就的五色斑斓的起落历史，就其骨脊与脉络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次跨越，三次转型。

先说两次跨越。

一是跨越苏州河。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由城壕和城墙环绕，空间狭小局促；开埠以后，随着城北地带租界区域的兴起，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推进到苏州河南岸，并开始跨越苏州河，一座座横跨苏州河两岸的桥梁由东向西次第兴建。这场起自19世纪中叶的“造桥运动”把苏州河南岸和北岸连成一体，苏州河因此而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河。城市空间向北大幅拓展，上海由此步入“沪北沪东时代”。以此为基础，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迎来“大上海建设计划”。

1930年代的苏州河

二是跨越黄浦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苏州河上的“造桥运动”移到了更宽阔的黄浦江，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奉浦大桥，以及外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人民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打浦路隧道等十多条越江隧道，把黄浦江东西两岸连成一体，黄浦江由此变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又一内河。上海进入举世瞩目的浦东开发开放时代，城市空间再度大幅扩容。当浦东新区开始与浦西并驾齐驱的时候，上海就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上海了。

大都市的兴起总伴随城市空间的扩张运动，上述两次跨越基本底定了大上海的空间格局。第一次跨越促成了苏州河北岸由东向西快速都市化，闸北正是在这一次跨越中由水网交错的僻静乡野近乎魔幻般地变成了“华界工厂之大本营”，近悦远来、百业兴旺的投资乐土，繁荣、繁华不亚于租界，为华界各区之冠。若不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被夷为废墟，闸北紧邻上海城市的心脏地带，绝不至于由“自治模范”沦为“棚户王国”；第二次跨越则促成了浦东在开发开放中快速崛起，向世界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大步迈进，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因日本侵略沦为废墟的闸北

在两次跨越的过程当中，上海城市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1843年开埠为界，上海由原先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开埠前的上海已经相当繁盛，但这个繁盛是建立在埠际贸易基础上，主要是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的。开埠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由埠际贸易转向对外贸易。外贸主导跟埠际贸易主导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埠际贸易在江南城市中的第一位是苏州，那个时候苏州是江南中心的中心，所有的物流包括上海都是要输入到苏州，然后由苏州再分散出去。当时江南的商路是以苏州为中心建立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既是省会城市，又在运河线上。当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的时候，苏州的地位当然是很重要的，而上海离运河相对较远，反而是松江离运河更近一些，因此松江是府城，上海是县城。在开埠之前，你看上海沙船业联系整个江南地区，基本上是走南线，从七宝、闵行再到太湖流域。

开埠之后，中外贸易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体制下海运就变得非常重要，沿海的货物大量进入上海，再由上海往内地输送，内地货物经由上海中转，然后再发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发展成为亚洲头号商埠，这是第一次重大转型。就是说埠际贸易时代塑造了苏州，外贸主导的时代则塑造了上海。

第二次转型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此前的上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和整个东亚的枢纽型商埠，但一座城市不可能一直只做贸易，纯粹做贸易不生产的话，这座城市是长不大的，无论是人口容量还是其他方面的功能都有限。上海作为中心口岸在做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内驱力，要就地生产，从消费引向生产领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内驱力因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始终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清政府不允许民间私人资本投资兴业，不能建立工厂、企业。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在中国条约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取得了这项权利。虽然外国列强此前就已在条约口岸——主要是上海投资设厂，但并不合法。甲午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此前并不合法的投资设厂合法化了，于是，上海进入“外资兴业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商战”的呼声愈演愈烈，清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逐步由禁止转向开放和奖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民间私人资本压抑已久的兴业热情被释放或召唤出来，开始建工厂，大家都开始做实业，做实体经济。上海由此进入“工业时代”。大量通过对外贸易累积起来的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首先就有一个选址的问题，这就跟上海整个城市地价联系起来。工业用地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地价相对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在当年的上海，只有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那些毗邻租界的地方。于是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上海就率先在这些地方，即沪东、沪北、沪西、沪南形成了四大都市工业区。

第一个工业区就是沪东，即杨树浦路一带，沪东工业区投资主体是外资。第二个工业区是沪北，指当年的闸北西区，这个工业区以民间私人资本为主体，基本上是那些从事丝茶贸易商人获益后，由贸易而生产，开始在闸北地区投资设厂，闸北西区于是成为丝茶加工的重要基地，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据粗略统计，1910年的时候闸北才2.3万人，1926年的时候已增至15万人，增加了将近10倍，抗战之前闸北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华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还有沪西，它的投资主体比较复杂，有日本资本、西洋资本还有中国民间资本。还有一个沪南工业区。这四个工业区兴起以后，大上海的雏形就出来了。我前面讲的跨过苏州河，动力就来自工业化。须知，在这之前，苏州河北岸是非常荒凉的，基本上是人烟寥落的区域，即使是杨树浦那一带稍具人气的引翔镇，那个时候也不过寥寥500户人家。上海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沪东、沪北才一路高歌猛进。上海遂从贸易都市转变而为制造业跟商业并驾齐驱的工商都市。

杨树浦水厂大门

在上海城市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我一直认为开埠后上海真正的优势在于国际化和工业化，前者使上海成为中外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知识、思想的聚集与融汇之地，后者则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不仅工业门类最齐全，民族资本家与产业工人最集中，而且是中国工业化的孵化基地。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于1934年底统计：全国有华商注册商标9224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国有五万多件产品商标，其中上海有四万多件，占80%。这说明上海在工业化过程中已经累积起巨大的优势。所以，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能够依仗和可以依仗的就只有上海。那个时候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不是北上广，是“上青天”。上，即上海；青，即青岛；天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天津，有的人认为是奉天（今沈阳）。不管怎样，上海位居首位。中共执政后充分利用并强化了上海的这种优势，1949年以后，上海在新政权的擘画下迅速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型城市，进而转型成共和国的工业基地。上海于是变成了工业上海。

当上海变成了工业上海，伴随大规模工业建设而来的是，工业用地需求的急剧扩大。1950年代初，上海全市包括郊区在内的面积仅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占82.4平方公里。这样狭小的市域空间显然已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配合上海城市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以及随这种功能转型而来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解决工业职能扩大与地域限制之间的矛盾，国务院批准将原属江苏省松江行政专署管辖的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上海辖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10倍，总面积达到近6185平方公里，这是上海有史以来在地理空间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扩展。1961年3月，浙江省舟山县嵊泗人民公社所辖行政区域也一度划归上海市管辖。辖区的扩大，为上海工业发展与产业布局提供了有力的空间支撑。上海随即启动卫星城建设计划，第一批重点建设闵行、吴泾、安亭、嘉定、松江等五个卫星城。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了两个以大型企业为依托的卫星城：一个是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今改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简称“金山石化”）为依托的金山卫星城；另一个是以蕴藻浜工业区和宝山钢铁总厂（今已改制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简称“宝钢”）为依托的吴淞卫星城。

1954年上海详图

1959年上海市全图

应当说，工业上海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曾经创造了无数的全国第一。外地人常常批评上海人，觉得上海人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与上海工业时代创造的辉煌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和上海相比，最重要的工业品牌都来自上海，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白兔奶糖等等，哪一样不是出自上海，在那个年代上海品牌就是一个质量保障，非常风行。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些品牌才一个接一个倒掉。

工业上海，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可惜现在研究得非常不够。现在上海已建了很多博物馆，其实最应该建的是上海工业博物馆。这座城市跟工业的关系太紧密了。上海的辉煌，上海的艰难，上海的欢乐，上海的忧伤，跟工业的起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我讲的第二次转型，从贸易都市转型为工商都市，到1949年之后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

但是，上海地下没有矿藏，地上少特产，是资源非常有限的城市，本不适合建工业型生产城市，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几乎全部要从外面进来。改革开放之前，原材料靠全国调配，靠中央的命令调拨，当时口号叫“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两样了。原材料逐步市场化，维持上海庞大的工业体系所需的原材料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上海在工业领域原先累积的优势变成劣势，大量的工厂没有原材料不得不停工。当年上海前后几任市长如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等，最揪心的问题就是原材料。没有原材料，工厂就没法开工，职工就要下岗，怎样来化解这样的问题，是最头疼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经济结构不做调整的话肯定不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海作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肩负共和国的重责大任，每年创造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要上缴，能用于建设的资金所剩无几，城市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更新，变得破旧不堪。有个国际知名的外国导演曾说，如果拍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几乎不需要布景，直接拍就是了。八十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个流行说法，叫“新北京、破天津、旧上海”，用“旧”来形容那时的上海，很形象。其实，那时的上海不仅“旧”，而且拥挤不堪，昔日的国际大都市风光不再。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房、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91.8万户，占全市总户数60％左右。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姚锡棠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对上海的产业结构状况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上海如果继续沿着工业上海这条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条，绝对走不通。“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开始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由严峻现实催生的忧思和反思，终于在1980年代中期汇成了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上海的重新定位，也就是把功能单一的上海改造成多功能中心城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苏州河的污染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上的苏州河曾经是一条清澈、灵动、妩媚,以盛产松江鲈鱼著称的河流。从上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苏州河两岸从沪东到沪西逐步变成了一条绵延的工业长廊，一座座厂房和烟囱临水而立。在工业化的铺展之势面前，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开篇中写道：“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绿色”描写苏州河水，足见那时苏州河的污染已十分严重。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州河因为多年来两岸的工业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终年黑臭不堪,鱼虾绝迹,已变成一条“黑如墨、臭如粪”，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虽然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开始对苏州河进行大规模治理，水质已明显改善，即使是这样，现在苏州河水质仍没法跟工业化之前时代的原始状态相比了。

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图

上海第三次重大转型由此拉开序幕。怎么转？就是从生产型城市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恢复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中心地位。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远没有完成。上海的城市定位一直在变，但转变生产型城市为多功能中心城市的方向没有变。最新的定位是上海要建成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乱世造就的通商巨埠

对上海城市的历史，更具体地说，对上海历史中的两次跨越和三次转型的大脉络有所了解之后，再来看大上海是如何兴起的，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以前有些外国人认为开埠之前上海是渔村，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开埠之前上海已经很繁荣了，考古学家更将上海的历史上推到6000年前，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是存疑的。其实，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而后发展为村社、集镇，北宋熙宁年间始设上海务，作为朝廷管理酒务税收的机构。南宋末才设立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设县。刚设县的时候，地方志上说上海只是“区区草县”，就是简直不值得一提的县城。到开埠之前，区区草县已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为什么开埠之前上海会演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这跟康熙和雍正时期开放海禁有关系，上海是江南典型的港市，它的起落跟港口的兴衰直接相关，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区区草县变成东南都会，就是因为康熙和雍正朝开放海禁。洋人刚刚到上海来的时候看到黄浦江上往来穿梭的全是沙船，俨然是一个沙船世界。据统计上海那时候的沙船约有3500艘。这么多沙船停泊黄浦江当然是非常壮观的，给人以“帆墙林立”之感。沙船业是上海开埠之前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上海的世家大族多与沙船业有关，全然没有关系的是很少的。

开埠前的上海当然已经不是“区区草县”，不是“无所表见”的城市了。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周边地区的地位已日益突显。虽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一向驻太仓、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作为一个象征，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难怪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即使是这样，亦不宜过高估计。不错，开埠前上海沙船业的规模已非常可观，但那时的上海主要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上海同长江航道以及大运河航道的物流联系，大体是通过苏州完成的，即上海先通过内河航道连通苏州，然后在苏州经运河而达长江。上海的水路优势主要体现在海路上，所谓“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但上海并非这些货物的终点站，“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也就是说，上海开埠之前，苏州是帝国物流运输的终点和起点，海内外的货物先集中到苏州，然后再由苏州散发出去。上海只是苏州的重要转运港，因而被称为“小苏州”，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且不说经济上富庶繁华、文化上精致优雅的苏州，就是当年府衙所在地松江，亦远非彼时的滨海县城上海所能企及。

为什么上海开埠前始终只是一个区域性港市，不能更进一步向前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的发展根本没有自主性。它发展与否受制于整个天朝体制，朝廷让你发展就可以发展，朝廷不让你发展你就不能发展。朝廷把海禁解除了，上海就发展起来了；朝廷一关门，上海就萧条了。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开埠前中国南北整个物流交通体系是以大运河为中心，整个运河城市带在帝国晚期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地处运河边缘，而松江更靠近运河交通网络，因此在地缘上也更具优势。只有到海运取代河运的时代，上海的地缘优势才可能显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两条根本性的制约，那个时候上海的发展不可能像现在有些人说的那样，开埠之前的上海已经是繁盛无比的东方大港。

1937年的大上海

开埠以后上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对外贸易体制的变更，一口通商时代的终结，上海迅速取代苏州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开始步入超常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超乎许多人的想象。有洋人甚至说上海发展得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一般。当年的英国驻沪领事说：“近几年来，上海作为根据1843年条约实行五口通商的主要商埠，在贸易上所发生的变革和惊人发展，差不多是任何远离现场的人所无法领悟的。在拓殖和贸易史的编年史上，从未看到有比这更加惊人的情况。”上海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多半的研究者皆归因于开埠。其实并不尽然。开埠固然重要，但开埠并不必然导致上海的崛起。实际上也是如此，并不是一开埠，上海就发展起来了。开埠后的最初十年，上海市面并未见什么显著的进步。除了外滩陆续建起一群洋行建筑外，自外滩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那些洋行在外滩建立之后，洋人也并不愿意住在租界里，通常他们都是在县城或东门外一带租民房住，因为那个时候租界条件太差了。如果没有后来发生在上海周边地区的兵燹与动荡，上海不可能那么快兴起。也就是说，上海的快速兴起，除开埠外，还有另外的“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因缘”就是19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发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战乱，具体地说，就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

就规模而言，小刀会起义不过是一次区域性的城市暴动，但它对上海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把上海县城及周边县的衣冠右族和难民逼入租界，“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此前租界和华界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租界是洋人社区，除了雇佣一些仆人之外，不允许华人随便呆在租界里面。小刀会起义之后，大量人口涌入租界，租界原来只有500人，一下子骤增至2万多人。更大的变化是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一向富庶的江南变成了两军对垒的沙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难民潮从四面八方涌入租界，因为租界是当时江南唯一的安全区域，避难的士庶官绅视租界为“避秦之桃源”。当年究竟有多少难民从江浙逃到上海，时人做过许多估计，有说50万，有说75万，有的统计甚至说各地涌入上海的难民最多时有300万。300万这个数字当然不靠谱，但太平天国时期上海人口激增，确是事实。

这么多人涌入租界，对上海来讲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混乱和无序。那是上海历史上最恐慌的一段岁月。尽管租界有英国和法国军队驻守，但租界依然处在惶惶不安之中，无论是洋人，还是难民，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人人心里都在问：“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这种罪恶活动有没有早日终止的希望呢？外籍居民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碧绿的田野上散步？什么时候可以再去访问农村，再从这个狭隘的城郊市廛到青山之上、绿水之边去逍遥漫步，重享心旷神怡的幸福呢？”可以说，混乱和无序是当时上海面临的最大难局。对租界而言，如何在混乱和无序之中建立秩序和安全体制，是异常急迫而又十分棘手的头等大事。

1941年租界全图

过去很多研究上海史的人批判工部局和公董局，认为这是类殖民机构，是严重的僭权行为。因为它们的成立标志着租界已变为国中之国。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那么混乱的局面，如果不建立市政机构，人人自危，总也不能算是好事。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工部局的设立是租界当局在混乱中重建秩序的一种努力。怎么重建秩序？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修法，洋人是讲究法律的，1845年颁布的《土地章程》里面并没有赋予租界设立市政机构的权力，要设立这样的机构，首先必需修法，修改《土地章程》。土地章程是什么？土地章程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讲的基本法，或者说是租界的根本大法。土地章程修订以后，就可以根据土地章程修订条款建立相应的机构。后来我们看到的英租界的工部局，以及法租界的公董局，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里有个插曲简单说一下，最初为了应对租界周边的乱局，法租界和英租界原本联手建立统一的市政机构，就叫工部局。后来法国人发现工部局的权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就不干了，闹独立，最后建立了公董局，管理法租界界内事务。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公董局，它们在重建界内秩序过程当中都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秩序建构最重要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巡捕制度，就是现在讲的警察制度；二是建立义勇队，护卫租界安全。有了工部局、公董局、巡捕、义勇队，以及英法驻军，租界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逐渐制度化，界内秩序由乱而治。租界为什么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区域，并不仅仅由于租界独立于中国行政体制之外，更由于它的制度化。以前学者们比较强调前者，其实后者更重要。租界制度化之后，确立了一整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城市治理体系，也就是所谓租界法度。可别小看了这套法度，它确保上海成为一个安全的孤岛，在四海不靖中保持一隅的繁荣。

当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给上海带来的并非只是混乱和无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的过程，也是财富和劳动力向上海集中的过程，它至少还给上海带来三样东西：一是资本，江南地区是相对富庶的区域，当年逃难到上海的，不少是当地有钱的殷实人家，他们逃到上海，也把财富转移到上海。转移到上海的这部分资金，可视为上海租界开发的第一批启动资金；二是庞大的消费需求，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衣食住行成为大问题，上海典型的民居形式——石库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成片开发的，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就为上海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廉价的劳动力大军，难民潮中更多的是贫民，他们要在上海生存下来，就必需找活干。因此，这些麇集在上海数十万的难民又为租界的开发提供了现成的廉价劳动力。所有这些就为上海的快速兴起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而上海的快速兴起又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移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就业机会。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引发的难民潮只是一个源头，此后，在别的地方呆不下去的人，纷纷跑到上海。1920年代为什么大批的作家、艺人从北京及其他各地跑到上海来，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都是在上海写就的，原因即在于上海有着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有足以让他们立足和发展的空间。

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谋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遗老，政客，穷汉，红男，绿女，流氓，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

有了租界法度，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特别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吸纳进来。别的地方乱了，遭灾了，上海反而兴旺了，繁荣了。所以，马相伯说“一部上海的繁荣史，就是一部中国的伤心史” 。

照片中的工部局大楼

讲上海的兴起，当然离不开开埠，开埠在上海城市历史上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同时开埠不止是上海，还有广州、厦门、福州、宁波，而且这些城市不是省会，就是府衙的所在地，行政地位都比上海高，上海还是一个县。为什么其他城市开埠后未能像上海一样快速兴起呢？所以单纯从开埠角度讨论大上海的兴起其实是不够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市之所以可以发展得那么快，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繁盛的商埠，是因为上海拥有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相媲美的广袤腹地，这些腹地可以生产粮食、蔬菜，足以保障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物资供应。

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地缘禀赋不是开埠以后才有的，早在开埠之前上海的地缘禀赋和地理空间就已经逐渐形成了，至少从宋以来已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上海为什么要到1843年以后才发展起来？所以，纯粹从腹地这个角度考虑也是不够的。江南作为腹地，确实是上海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怎么才能发挥出来？只有到了上海兴起之后把江南变成自己的腹地，上海本身具有的地理优势和地缘禀赋的潜在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如果上海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吸力的话，凭什么江南的物流和人流往上海来。换句话说，只有到了开埠以后，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以后，上海以对外贸易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经济版图和文化版图的时候，江南逐渐成为上海广袤而又丰饶的腹地，上海的地缘禀赋才真正转化成上海的优势，江南的上海遂变成上海的江南，江南才真正变成它的腹地。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上海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地近中国最大的丝茶产地。那个时候在中外贸易当中，中国能够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什么呢？一样是丝，一样是茶，上海最靠近丝茶的产地。上海开埠之后，全国各地产的各种丝90%是从上海出口。茶的情况比较复杂，是多口贸易。武夷的茶通过福州口岸出口，江浙的茶通过上海出口，两湖的茶则通过汉口出口，茶叶虽然是上海出口很重要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丝。上海早期最有钱的富商巨贾基本上都是丝商。当年外商的洋行一般都设有六个下属部门，其中第一个就是蚕丝，第二个就是茶叶。这说明丝和茶在当年进出口贸易中的极端重要性，外滩洋行基本上都以丝茶作为主业，把中国的丝、茶出口到国外。

大上海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跟早期全球化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西接触的早期历史中，茶、丝和瓷器等少数几样东西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受西方青睐且最具标识意义的中国商品，可以说是茶、丝和瓷器把中西两个世界连接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些商品又加入了文物。洋货进口也大都是经过上海，再从上海分派到各个地方去。其实不仅仅是物流，上海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它是一个枢纽港，在中西接触和交涉中占据枢纽性地位。中国出使外国的使节，还有留学生最早从哪里出发？就从上海苏州河边的天后宫边上的出使行辕出洋。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抵达的也是上海，不仅仅是到中国的外国人首先抵达上海，到东亚国家的外国人也往往要先抵达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到别的地方去。凡是到过中国的洋人多半都在上海住过，他们留下的笔记里面也有不少是记载他们看到的上海。

跨越苏州河

中西之间的接触与交涉，以交通通讯网络的建立为前提，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通达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的城市。开埠之初从欧洲到上海通常要走好几个月，1870年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欧洲与中国海底电缆的接通，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往更便捷、更密切，整个商贸组织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跟商贸组织的变化相关的还有整个信息渠道，中西通讯系统也建立了。墨顿社会学有一个原理，叫“优势积累原理”，说的是一个人一旦在某个方面建立优势以后，这个优势会不断滚动叠加，优势会变得越来越大。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上海在中西接触和交涉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变成一种优势。这种优势的积累和放大使得其他城市没有办法跟它抗衡，没有办法可以跟它比肩，上海就是这样的城市。

到19世纪后期，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已发展为亚洲最繁华的通商巨埠，1881年就有人在《申报》上面发文章，称“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这大概是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最早记录。此后，凡到过上海的人，莫不惊叹上海发展之快。有一些洋人没有到上海之前，还以为上海大概跟香港差不多，不过是一个“热热闹闹、吵吵嚷嚷、中国式肮脏的贸易中心类的商业城市”，等他们到上海之后，发现上海完全像欧洲一样，那样优雅，那样美丽，黄浦江边到处耸立着一座座贸易宫殿。在当年到访过上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眼中和笔下，上海租界已然是整个东亚世界最具活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早期洋人绘制的上海租界地图，通常也把租界叫做“欧洲城”，把老城厢叫做“中国城”，在他们的视野里，上海租界是建在东亚的美轮美奂的欧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