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张静泉及其保存的珍贵革命文献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2011年，“上海 红色之源”文物史料展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在展厅中，有7本红色书刊特别引人注目，稍加注意便能发现，这些书刊的封面都敲有同一个图章，内容为“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张静泉是谁？图章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故事呢？

张静泉，又名“人亚”。189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市霞浦镇，家里排行老二，16岁时为谋生到上海凤祥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1921年加入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

张人亚故居

张人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并不是偶然的。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张人亚亲眼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怎样欺压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进步书刊和身边的革命志士的言行中，接触到一些先进的革命思想，萌生了一些革命要求。与此同时，他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也引起了革命组织的关注。

1921年，他先后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组织吸收为成员。从此，他开始了以社会职业掩护的革命生涯。张静泉先后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等多个职务，拥有并保存了一批珍贵文件、书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张静泉最先想到的是身边这些文件、书刊的安危，它们既不能让国民党搜去，也不舍得轻易付之一炬，怎么办呢？

1928年冬的一天，张静泉突然回到宁波霞浦老家，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时，他答道:到时再说。交待完毕，张静泉当天就离家走了。

张爵谦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二儿子回来的事，邻居们都不知情。到了傍晚，张爵谦拎着一大包东西，向菜园里停放着张静泉妻子棺材的地方走去。隔了几天，张爵谦对邻居悲切地说，他的二儿子长期在外不归，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于是就在镇东的长山岗上，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

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老人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刊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从此，张爵谦守着这份秘密，独自默默地等待着寄以厚望的儿子回来开棺取书。

1929年7月，在中国革命互济会工作的张静泉，被党分配到外地工作，离开了上海。张静泉这回承担的，仍然是党的秘密工作。

党根据张静泉的自身优势，让他到安徽芜湖这个长江边上的大码头，又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的地方，开设了一间金铺子。金铺子表面上从事接受金银首饰的来料加工及成品销售， 暗地里却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并将它们设法兑换成现洋及钞票，再交给上海的党中央。这又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卖”，张静泉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也许是山河阻隔、赤白对立，也许是战争年代讯息难通，张静泉逝世的消息没有传到他的家乡。事实上， 自从1928年冬他回到老家一次后，家人就再没有见过他。只是从他给家中捎来的一封信得知他已到了苏区。张静泉的父亲张爵谦就这样一直等、一直盼，等他、盼他回家。

1949年 5月 ，上海解放。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二儿子的音讯，老人便要三儿子张静茂在《解放日报》登寻人启事，寻找张静泉。又过了几个月，仍无音讯。张爵谦这才将21年前的事告诉三儿子，并回乡从长山岗张静泉衣冠冢的空棺中，取出当年二儿子带回的党的文件、书刊，连同一直挂在老人卧室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合影照片，让张静茂一起上交给人民政府。其中仅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张静茂在捐献的书籍封面上加盖了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的长方形印章，以志纪念。

张静泉留下的中共早期会议文件和出版物十分珍贵，它们已被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14件。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向人们默默讲述着那段革命的岁月，纪念着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可敬的人，成为革命信仰传承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