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关注】郜元宝：细读《平凡的世界》

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

随着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获奖名单，文学界与读者再度热议这些获奖作家与作品，本届获奖作品风格多样，彰显了时代精神与人民情怀，体现了文学界“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的文艺精神气象。本报对这些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的作品多年来持续关注报道，今天特此推送该专辑，分享获奖者的创作观与作品评论。

评论家郜元宝以《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获得本届文学理论评论奖。2015年，本报记者在与郜元宝采访中，曾就《平凡的世界》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新展望。本文中，郜元宝通过详细分析认为，“路遥之所以采取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平凡的世界》的这种写法，一是不赶潮流，二是为传统现实主义复归这个使命所驱动，三是他认为他要写的内容只能用不断完善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四是他的强烈的为大多数人写作的读者意识。路遥是个很有决断力的人，想好了，就义无反顾。上述四个方面的考虑决定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书日后奇特的命运。”

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作家 路遥

“他觉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远远没有真正复归，这个使命在他那一代作家中远远没有完成。”

路遥的《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当时所谓“新时期文学”的顶峰，激动了很多人，至今还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名作。相对《人生》来说，路遥酝酿6年、执笔4年、呕心沥血完成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

路遥去世前一年写的小册子《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是很感人也很卓越的中国作家创作手记。当代中国作家“创作谈”有两本最令我感动，一本是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本是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从路遥这本小册子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的创作极其艰辛，另一方面他也很幸运——他在变幻莫测的文坛风云中及时站稳脚跟，找准了自己的方向，拿定主意不去追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的巨大变化。那时候中国作家似乎集体失去了耐心等待传统现实主义的真正复归，大家都想另辟蹊径，于是“寻根文学”、“先锋实验小说”相继登台，而且轻易占领了文坛中心。这里面当然有来自包括法国“新小说”、“拉美文学爆炸”等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学的这两股新潮路遥都看到了，但他经过深入思考，最后决定不赶潮流，还是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之路，因为他觉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远远没有真正复归，这个使命在他那一代作家中远远没有完成。80年代初出现的几部遵循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长篇小说还只是试探，好像大病初愈之人慢慢恢复走路，距离完全康复还很远，岂可半途而废？其次，路遥觉得他将要写的三部曲的内容只能用传统现实主义——当然包括一些新探索新调整——来表现，而不适合运用当时虽然很快成为主流但毕竟远未成熟的“寻根”、“先锋”的方式来表达。另外他还认为，如果他也写“寻根文学”、“先锋小说”，读者必然是少数，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要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写作。

路遥之所以采取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平凡的世界》的这种写法，一是不赶潮流，二是为传统现实主义复归这个使命所驱动，三是他认为他要写的内容只能用不断完善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四是他的强烈的为大多数人写作的读者意识。路遥是个很有决断力的人，想好了，就义无反顾。上述四个方面的考虑决定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书日后奇特的命运。

“几位老一辈和当时资深的个别中年批评家很欣赏他的创作，但绝大多数新起的‘中青年批评家’态度非常冷淡。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冷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平凡的世界》在杂志上陆续刊登、1988年三部曲整体推出时，批评界也并非毫无反应。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提到几位老一辈和当时资深的个别中年批评家很欣赏他的创作，但绝大多数新起的“中青年批评家”态度非常冷淡。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冷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已经播完，不少人对于“它真有这么好么”还抱有怀疑。我这里不想评价电视剧的得与失，但我强烈建议关心路遥的观众看了电视剧之后，最好还是把原作找来通读。小说原作和电视剧改编毕竟不是一回事。没有人认为看了好几部成功或不成功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就不必看托尔斯泰原作了。所以我这里还是就原作来谈一点看法。

我所知道的四、五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或专著，基本上谈路遥就到《人生》为止，有的只是在注释中因为提到“茅盾文学奖”这一现象而顺便带到《平凡的世界》。这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这里丝毫没有指责文学史家和当时的批评家们忽略《平凡的世界》的意思，而是想探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么一心一意求新求变，好像求新求变不仅代表着艺术上的探索和选择，也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抉择。当时有些作家并没有什么新思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挖掘的独特生活内容，只是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一点所谓的“革命”，就顿时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为什么？在我看来恐怕有这样几层原因。一方面，人们对真正的现实主义杰作千呼万唤不出来失去了耐心，而世界文学的潮流也早已度过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高峰期，当时全球范围内文学寻根和先锋派实验也确实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文坛一方面没有耐心等待现实主义文学真正复归，一方面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好和世界范围的“寻根”、“实验”迎头撞上，这就不免认为“寻根”、“实验”就是中国和世界文学的大势所趋，舍此别无出路。当然，“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也不是没有取得成绩，今天没有必要用路遥《平凡的世界》来否定当时流行的两股文学潮流。应当把这三股潮流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的文学史才变得更加完整。放在一起看，不是简单地等量齐观，而是要看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在有的作家那里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不可否认，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两股潮流中是明显削弱了，关心小说形式实验，关心地域和历史色彩浓厚的“文化之根”是什么和在哪里，势必就不可能更有余裕像路遥那样直接贴近而且全景式地关怀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活动与命运沉浮。

“坦率地说，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跟风者，我完全忽略了《人生》作者沉寂数年之后奉献的生命之作。这次借电视剧热播的机会，我花了三个多星期认真读完一百万字的三部曲，确实被这部将近三十年前错过的巨著震撼了。”

但《平凡的世界》在文坛之外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三部还没完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在全国联播，同时在《花城》、《黄河》等大型文学刊物上连载，不久又获“茅盾文学奖”，并长期稳居各大书店当代文学书籍销售榜首的位置。记得上海书城当代文学专柜中《平凡的世界》一直摆放着的，莫言获诺奖之后，一度被铺天盖地的莫言作品覆盖了。现在《平凡的世界》不知有没有被重新摆出来。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据有关专家引用的数据显示，《平凡的世界》发行量之大十分惊人，它在所谓“草根”阶层拥有庞大读者群。这也实现了路遥的文学理想——为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专业文学研究者写作。

文坛内部一时的疏忽和失之交臂在今天值得重新反省。反省的结果，要么对其评价节节升高，要么仍然维持当初评价不变。我认为如果出现这两个结果，都是正常而且可以理解的。就怕一哄而上，过去完全冷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现在又同样一哄而上，不吝褒辞，毫无尺度地将其文学价值任意放大。我期待批评界能够通过认真的阅读，审慎地作出公允评价。电视剧一个最大功德就是逼迫专业文学研究者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作出各自诚实的回答。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坦率地说，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跟风者，我完全忽略了《人生》作者沉寂数年之后奉献的生命之作。这次借电视剧热播的机会，我花了三个多星期认真读完一百万字的三部曲，确实被这部将近三十年前错过的巨著震撼了。路遥气魄极大，他写的是1975-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和起步期的十年，但他在文学上发掘的深度和意义绝不会局限于这十年，他的小说的生命肯定要更加长久，因为他写到了这十年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命运和心理。

农民无疑是《平凡的世界》的主角。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路遥继承了包括柳青在内的陕西作家甚或是整个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他特别崇拜柳青，《平凡的世界》中很多人物都有《创业史》的影子。譬如孙玉厚身上有梁三老汉的影子，孙少安和孙少平身上有梁生宝的影子，村支书田福堂身上有“蛤蟆滩第一能人”郭振山的影子。很多女性也同样如此。但路遥显然有自己的创新，毕竟他在1980年代中期执笔，没有柳青当时主观和客观的种种不自由。他对老年农民——不管是平凡的农民还是农村干部——的开掘可能已经超越了柳青。孙玉亭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恐怕中国几千年来文学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农民形象，他一心为公，但境界实在不高，完全为当时政策导向所左右，性格、生命都畸形发展。你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热心、浅薄而又自私的“干部迷”，但路遥对他的描写之独特和丰厚，决非这三个字所能穷尽。

路遥大书特书的青年农民是《平凡的世界》的重中之重，因为他们代表着从1975年“文革”后期到1985年改革关键期这段时间中国农村年轻人的不同命运，他们有的考上大学，“前程似锦”；有的回乡务农，准备在新形势新政策下大有作为；有的不甘于命运而一心想走出农村。这三种类型的农村青年又各有各的故事。安于乡村生活的孙少安有魄力有想法，他率先办起砖窑厂，但很快面临贫富悬殊给他这样“先富起来”的极少数农民带来的心理和道义上的巨大压力。他还敏锐地看到，分田到户只是给农民带来短暂的好处，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不愁吃了，但马上感到钱少，农民活动空间仍然狭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新问题竟然是骤然加大的经济压力！农民也不再用过去的有机肥而一律使用化肥，对土地进行掠夺式耕种，不仅造成污染，而且剥削地力，难以持久。他还看到农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如果不通过教育就无法治愈。孙少安认为这都是当时主持改革开放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孙少安的姐夫、超级“逛鬼”王满银是一个小丑式人物，但他也有一把辛酸泪。路遥通过对这个小丑式人物的塑造预见了农村青年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命运：从农村出来了又怎么样呢，你很可能仍然一无所获！

文学青年孙少平是另一种类型，他满腔热情，满腹幻想，是激情浪漫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的激情和浪漫很快遇到了冰冷的现实，他身上的撕裂和冲突超过孙少安。

孙少安、王满银、孙少平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农村青年的不同命运，但殊途同归，除了上大学的少数“天之骄子”，他们这类农村青年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路遥极具洞察力：农民的命运不那么容易改变。在柳青的世界里，农民的命运在外力作用下似乎一下子神奇地改变了，但路遥对这种外力作用的模式已没有兴趣，他的目光显得更为冷静。

《平凡的世界》还有一大群人很容易被读者忽略，就是在改革开放前后十年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干部。这其实是路遥浓墨重彩加以刻画的。有人把《平凡的世界》读成“青年励志小说”，显然只看到路遥笔下试图翻身的农村青年，而且即使是这些农村青年，路遥的问题也绝非简单的“励志”。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路遥描写的一大群各级干部，就更不是“励志”的问题了。路遥在干部形象塑造上明显继承了建国初期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一批作品对“官场”、对党的干部的关切。这是很自然的，关心农民是关心中国的主体，关怀干部也是关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某种程度上就掌握在这些干部手上。

路遥如何写干部呢？除了田福军这样一个满腔热情投入改革并与改革有天然契合、不求名不求利的近乎理想的典型之外，其他干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平凡的世界》的深刻性除了路遥对农民命运的深刻洞见之外，还包括他对中国各级干部以及干部之后的体制的深刻描写。路遥雄心很大，他想将中国所有级别的干部一网打尽，而他也确实成功地写出了各种各样的干部形象：有的本来具有改革思想却恰恰在改革中迷惑了；有的摇身一变，由过去极左一夜之间成为激进的改革派；有的在改革中处处遭遇陷阱和质疑；有的仅仅因为自身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就在凯歌行进的年代急速退步；也有的在“文革”中犯过错误，但经过新形势的教育反而变成了好干部。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村社一级基层干部，路遥的描写都细腻、立体、生动和真实。路遥对这一族群的描写不能叫“官场小说”，他是现实主义地将党的干部当做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个人来描写，更重要的是他所描写的各级干部都和“平凡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整天泡在“官场”。

“路遥写的是中国农民，但他把中国农民提到了世界的和人类的高度。他不是把农民写成很好玩、很好笑、很可悲、很绝望的那种我们熟悉的类型，他没有将农民写成中国的某些观众读者眼里的‘他者’、‘异类’，某种即将被时间遗忘的黑暗的族群，而是把农民写到了人类应该达到的高度。”

最后想谈谈《平凡的世界》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中国人的浓郁的人情味。小说描写了带着上世纪80年代鲜明烙印、可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情美。路遥写了同学之情、青年男女之情、各级干部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冲撞、夫妻之情、生意合作伙伴之间的感情、农民之间稳固的乡情——他特别写到家庭成员内部血浓于水的亲情，这种亲情弥漫在《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世界》的“不平凡”固然指孙少安、孙少平这一代青年农民要追求不平凡的生活意义，但我觉得《平凡的世界》所刻意追求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平凡”的。这个核心价值的意义恰恰就是在于它的“平凡”，就是将平凡中国人的平凡感情原汁原味地写出来，兄弟姐妹之间、父子之间、乡邻之间的感情写得非常深刻、真实。《平凡的世界》首先就是一个洋溢着中国人真实情感的世界。

而这个情感世界的核心，是路遥始终关注着的中国农村底层人民对于活着的“尊严”的追求。这一点路遥也继承了柳青的传统。《创业史》第一部结尾写梁三老汉圆了梦——像过去的富裕中农那样生活。他的养子梁生宝给他做了一身新棉袄棉裤，他穿着去赶集，别的农民指着他说“这就是梁生宝的爸爸”，他顿时感到腰杆笔直，从来没有体会到人活着这么有意思。“老汉想到这些，感动地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么？”这是1950年代末梁三老汉体验到的属于农民的尊严。到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路遥又重新演绎了农民的“尊严”，但路遥笔下的农民的尊严来自他们自身，不需要救世主或某个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的恩赐。无论在何种环境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在极度的匮乏还是稍稍富足之后，路遥始终关切着维系中国农民生命的浓浓人情和其中所孕育的对于“尊严”的追求。

路遥写的是中国农民，但他把中国农民提到了世界的和人类的高度。他不是把农民写成很好玩、很好笑、很可悲、很绝望的那种我们熟悉的类型，他没有将农民写成中国的某些观众读者眼里的“他者”、“异类”，某种即将被时间遗忘的黑暗的族群，而是把农民写到了人类应该达到的高度。

所以这也就不奇怪，路遥的笔一方面很“土”，另一方面又很“洋”。他动不动就将农民或农村中某件事比作世界文学中某个现象。比如他说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孙少平的铜城矿山就是他的“耶路撒冷”，出卖孙少安的田福堂是“犹大”，农村中普通青年男女是彼此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平凡的世界》中亲人之间最频繁使用的称呼竟然是“我亲爱的人”。多么洋气！鲁迅、赵树理、柳青可都没让他们笔下的农民使用过这么洋气的称呼啊！

为什么路遥要这么写？无非是因为在路遥眼里，中国农民在人的本性上一点都不缺什么，他们天经地义应该得到世界文学大师们那样对于人类的同情和尊重。说路遥很“土”，因为他对中国本土农民的做派、心理、语言很熟悉、很理解、很尊重；说路遥很“洋”，因为他有开阔的世界眼光，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有和中国传统价值并不矛盾的人类共通价值，而这种价值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

我觉得，这才是路遥文学的核心。

“在路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种立体、全景、即时地描写当下生活的史诗性巨著，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在格局气魄上都不能望其项背，有的零敲碎打，有的名实难符。”

上面说过，路遥对改革初期一些深层社会问题有见微知著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问题有的是改革所遭遇的旧习惯旧势力旧思维的阻扰，有些恰恰就是改革自身不当所催生出来的。现在我想再来谈谈小说结局体现的路遥的洞察力。

《平凡的世界》是以“两会”结束的。一个是“建庙会”，农民富了以后开始搞迷信，“神汉”刘玉升发起“建庙会”，孙玉厚老汉也很相信，他让孙少安多捐钱，理由是“神神鬼鬼的事，你不能太不恭敬”。一个是“建校会”，本来孙少安想跟文化沾点边，借此扬名立万，所以被乡镇企业家胡永合说动了，准备去省城投资拍《三国演义》，但半道上孙少平劝阻，让他做点“实事”。孙少安后来认识到，真正的“实事”就是建学校，因为中国农村唯一的希望就是农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为自己争取教育的权利。用这样的“两会”结束这部大书，确实包含了路遥深刻的思考。教育问题姑且不谈，至于孙玉厚老汉所谓“神神鬼鬼的事”，其实是八十年代中期许多作家已经敏感意识到的，但各人处理方式不同。路遥自己不相信“神神鬼鬼的事”，但他依然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迷信”和“宗教”在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乡村的复活，犹如鲁迅自己从来不考虑“魂灵的有无”，但依然忠实地写出了闰土、祥林嫂们对于“死后”的关切。仅此一笔，就足以说明《平凡的世界》的意义绝不会局限于1985年以前，它的生命应该比它书写的这十年更长久。

路遥小说语言朴实、质朴、通畅，而且非常透明。现在许多中国作家的东西一看就头晕，你不那么容易适应，而路遥的文字，一读就懂。这不是说他文字浅薄，而是说他真诚无伪，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更不戴着面具说话。他甚至经常跳出来阐释他笔下的人物，这在经典现实主义小说里是很常见的。同时他对方言的把握也很准确，他没有将《平凡的世界》变为“方言小说”，方言在小说中的运用很节制，基本和普通话融在一起。这也是1950年代以来优秀中国作家共同追求的一个健康的文学方向。

我要感谢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让我下决心把这三本书啃下来，我觉得它是一部早就在广大读者中获得认可而在专业文学研究界还需要加以重新思考、重新评价、甚至可能还依然存有争议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绝唱。在路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种立体、全景、即时地描写当下生活的史诗性巨著，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在格局气魄上都不能望其项背，有的零敲碎打，有的名实难符。

陕西两代作家的三部书有点“分工合作”的意思。柳青《创业史》从1950年代写到1970年代，路遥《平凡的世界》从1975年写到1985年，陈忠实《白鹿原》干脆倒过去写民国，三部书，从辛亥革命写到1985年，完成了现代中国史整体性的文学呈现。这很了不得，中国文坛应该对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学陕军”给予足够的尊重，我相信也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汲取更多灵感，帮助我们对中国整体文学的过去、现状、未来走向和评价机制作更深入的思考。

斯人已逝，现在再向路遥致敬，可惜已经太迟，但诵读遗编，永远不晚。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根据本报记者何晶电话采访记录整理）

原标题：《【鲁奖关注】郜元宝：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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