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鲜肉：粉丝文化、景观泛化以及性别政治

说起小鲜肉，很多人条件反射想到的还是传统的“四大流量”：杨洋、李易峰、鹿晗、吴亦凡。但普遍认为，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小鲜肉的更迭年和转折期，传统小鲜肉面临严峻冲击，TFBOYS如日中天，吴磊、刘昊然、胡一天等崭露头角、来势汹汹。老一辈人可能都没听过胡一天的名字，但2017年底一部热门网剧播出后，他的微博粉丝从几万人蹿升到现在的770多万，并且成为最频繁登上热搜的小鲜肉。

小鲜肉这个概念兴起于2014年，它指涉的是那些年轻帅气、性格温和、情感经历单纯、粉丝众多的男性明星。2014年，吴亦凡和鹿晗相继回国，李易峰通过《古剑奇谭》一夜爆红，杨洋因为《盗墓笔记》选角受到更大的关注，TFBOYS横空出世。小鲜肉的诞生，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影视明星格局，内地偶像崛起，能够与韩国、中国港台地区的偶像们相抗衡。小鲜肉也改变了中国影视的生产格局，鲜肉们拿着天价片酬，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却有所缺失，导致大量影视剧粗制滥造、水准低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鲜肉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不过，我们关于小鲜肉的讨论却常常局限于业务水平、职业素养和花边新闻，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小鲜肉缺乏足够思考和探讨。小鲜肉更迭的依据和动力是什么？小鲜肉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理论景深和张力？

作为粉丝文化的小鲜肉

和传统的影视明星相比较，小鲜肉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粉丝造就的，是粉丝文化的产物。

在任何发达的娱乐工业，演艺界人士都可以分为两类：靠实力吃饭和靠颜值吃饭的。前者我们称之为演员/歌手，后者我们称之为明星。从本质上说，演艺圈就是一个消费市场，艺人是商品，而粉丝是消费者。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他的商业价值就体现在他的演技和作品质量，制作方、电视台和观众都认他们。小鲜肉则不然，他可以不需要代表作，其商业价值的最直观体现就是流量：粉丝是否庞大，粉丝是否能够制造话题，粉丝是否产生购买行为，换言之，小鲜肉依赖的是粉丝力量。

比如2014年从韩国偶像团队离开回国发展的鹿晗，是怎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让互联网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呢？因为鹿晗在2014年创了一个吉尼斯纪录——他的一条微博评论量达到了1314万。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它引爆了网络，反向促使大众开始发问：“谁是鹿晗？”而这个数据还被鹿晗粉丝反复刷新，现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已经突破了1亿条，再次拿到吉尼斯纪录。

在短短几年间里，鹿粉们制造了好几起类似的引爆舆论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鹿晗效应”。鹿晗所有的行为粉丝都会去模仿，鹿晗效应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现象，关于“鹿晗”的一切都会被大家疯狂点击转发，他不仅在很多票选中都遥遥领先，粉丝们还会为他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可以说，粉丝文化的核心就是“鹿晗效应”，鹿晗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小鲜肉的名字。比如2017年底蹿红的胡一天，其走红路径也是一样：粉丝助推——网络引爆——舆论关注。

粉丝文化彻底扭转了传统的造星体制。以前的造星过程中，经纪公司的话语权最大，他们规划艺人的发展路线，决定着艺人的曝光度和是否发片，一次雪藏可能直接导致演绎事业的中断。但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了后娱乐工业时代后，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粉丝不仅仅是偶像的观望者，他们更是偶像的制作者、促成者、建构者。偶像的名气、机遇、发展前景，不再只是偶像和经纪公司的事，它可以是由粉丝的力量主导和主宰的，粉丝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要求和欲望，将自己的偶像打造成娱乐圈的超级巨星。在这一过程中，粉丝们收获的不仅是与偶像的双向互动，他们更从中获得了一种主体感、掌控感以及成就感。

表面上看粉丝文化是爱的供养，实际上它也有着微妙的权力博弈。像2016年鹿晗公布了他和关晓彤的恋情，引发了粉丝群的地震，微博后台一度瘫痪。不少鹿粉对鹿晗的恋情表示不满，认为鹿晗没有履行他和粉丝之间的契约，造成了大规模的脱粉行为。这就是粉丝文化的反噬。我喜欢你，但前提是你必须满足我对于你的预期和想象（即“人设”），一旦违背人设，那么我们就会抛弃你。粉丝们以爱的名义创造出了偶像，但某种意义上，偶像依旧是傀儡，只不过牵线的人从经纪公司变成了粉丝。

景观社会里的小鲜肉

谁是粉丝文化的主力军？毫无疑问是女性受众。

女性受众的崛起背后，是“她经济”时代的到来。2000年，美国方言学会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等候选字，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从消费层面上说，21世纪是“她时代”。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至少50%以上，而随着经济收入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日渐提升，女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消费的引导性力量。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女性成为家庭中掌管一家老小花费的主要决策者，近75%的家庭消费决策由女性主导，“她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消费社会将对女性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女性的消费特征也影响着消费社会的形态和变化。

鲍德里亚在著名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如此描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消费社会的基础上论述了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即景观取代了商品的实物，布满我们的生活空间。商品、技术、传媒、影像、互联网、新媒体、资本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处处都能看到有意识的表演、作秀，被展现出来的景观、可视的景观及其建构起的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正不断将我们吞噬，新闻、宣传、娱乐、广告等制造了大量非本真性的需求，我们在景观的引导下进入一种新的异化状态。

女性消费者庞大的力量，一方面促使了景观的审美化。比如现在位居于许多城市中心地段的购物广场，它们通常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独特的设计、高大的透明橱窗，建筑外观汇聚了现代空间造型艺术的精粹，就像一个个巨大的人造景观。景观里布满了各种服饰、珠宝、甜品等美丽的样品，景观愉悦女性视觉的同时，也鼓动了她们在其中游逛和消费的欲望。

另一方面是景观的泛化，明星就是典型代表。在德波看来，明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的景观代表，通过一系列可能角色的对象化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陈腐和平庸”。明星景观化的结果就是人设的泛滥。人设指的是明星的包装和形象设定，很多时候人设并不符合明星本人的真实性格，但为了迎合粉丝们的需求，明星必须扮演这一设定。小鲜肉就是一种人设，它不仅有对明星颜值的要求，其对明星性情的潜在要求是：没有恋情，性格纯真，关心粉丝，满足粉丝对爱情的想象，等等。

德波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泛景观化的时代里，“我们不再能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服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从这个意义上看，小鲜肉是景观的代表，他们以虚假的美好诱骗和捕获了粉丝的生活，这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

性别政治的博弈

不过，相较于鲍德里亚和德波对于消费的警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另外一种声音则注意到了消费对于女性的“赋权”。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她时代，当女性在消费社会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女性的需求、兴趣、爱好等就能够超越父权社会的压制，而在消费社会中得到反馈。在某些时候，消费社会让女性成为她们自己，让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比如女性化妆和穿着性感，这表示的是女性逸出了传统贬抑女性欲望的规范，获得对身体主宰的权利。而同样地，女性对小鲜肉的消费，也可以视为一种性别权力的转移。

在男权社会，女性的性别身份必须通过男性凝视予以定义。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往往成为满足窥探欲的客体，男性是目光的拥有者；在中国传统中，也往往以妻性与母性来定义女性的价值。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女性更是“被看的”对象，鲍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

这几十年来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男权和女权的权力博弈，一个重要的战场就是对身体的掌控。波伏娃在《第二性》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前者为“性别”（sex），后者为“社会性别”（gender）——性别关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并且可以在其中改变。在社会性别的视域里，身体不只是一个实体，它是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文化再造的载体。在传统父权社会里，男性依照自己的全力，肆意打造女性的身体特征：无论裹脚还是“瘦才是性感”都是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则取消了女性内在的丰富。

传统性别关系一边倒的局面，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的。近些年来，随着职业女性的涌现，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女性在消费社会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性别权力不断博弈，甚至发生局部扭转。小鲜肉就是性别权力扭转的产物。女性之于男性的审美和期望不再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是能够通过消费自主自由地释放出来。女性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窥伺男性的身体了，小鲜肉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粉丝们评头论足的谈资；女性可以不断想象和篡改他们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小鲜肉则必须不断调整人设予以迎合，越来越多的小鲜肉扮演着居家的好男人形象，能做饭、喜欢小孩和小动物、对女孩体贴入微……

从这个意义上看，小鲜肉并不是洪水猛兽，他们意味着传统性别格局在慢慢发生改变，但与其说这是女性的胜利，毋宁说是资本的胜利。诚如戴锦华所提醒的，这是“资本对于单纯的男权结构的超越”，但并非资本站立在女性一方，而是“在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意义正在不断地贬低和下降，成为资本链条中的一个部件；在工具或部件的意义上，当然没有人在乎你是男是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