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与新的鱼缸

“后真相时代”的轮廓已呼之欲出。图为1999年出品的美国电影《黑客帝国》剧照。

在最近一系列你我皆知的舆情事件中，“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的轮廓已呼之欲出。

按照当代政治理论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阐发，“后真相”包括了旧式谎言（old-fashion lying）、狂言（bullshit）、象征性的插科打诨（symbolic buffoonery），以及作为其出现基础的“沉默”（silence）。以上内容都是对真相的背离。

在当下具体的事件中，哪怕是权威部门公布了调查结果，但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依然坚持既有认知，并对权威部门保持怀疑，这一点似乎中外皆然。这体现了“过度诉诸于自己的个人情绪和信仰”而故意无视“客观真相”。因此，所谓“真相”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哪怕是真相，也很可能得不到承认，而陷入流放状态。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被入选为牛津字典2016年年度词汇的热词，已经在慢慢改变传播规律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一、真相

“真相”这个词曾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有关“新闻理想”的宏大叙事中的关键板块。在客观、理性的训诫背后，记者需要牢记的使命就是挖掘事件的真相。深度报道、调查报道等一类相应的文体就是对探索真相的努力。在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业界圭臬的时代，真相是可抵达、确定无疑、标准化的。在传统媒体阶段，往往一篇长文见报，“真相”似乎就已经抵达了。

但这套逻辑的局限性也很快展示出来。我们都低估了社会事件的复杂程度，哪怕是调查长达几个月的万字长文，也未必能还原全部真相。“真相的后面还有真相”，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无奈的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新闻稿引爆舆情后频频出现“反转”的原因。从目前的观察看来，“真相”从一个可抵达的目标，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小数，恐怕就连当事人，也未必能完整描述事件的全过程。“确定性”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们举个例子。一个碗，在我们肉眼的观察下，洗得很干净。“干净”这是我们对它的描述。而如果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一样可能存在很多细菌与微生物，你可以据之判断为，它很“脏”。“干净”与“脏”，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容词之所以会同时用来形容这个碗，是因为观察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而在当下，由于信息的高度发达，“网络挖坟”的功能相当于是显微镜，一个公众人物多少存在一些“黑历史”，当那些“黑历史”被挖出来，借助网络有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就很可能颠覆人们对他的评价。比如之前刚刚去世的台湾杰出诗人余光中，在他去世引发网络上如潮悼念的同时，早年他与台湾威权当局私下勾兑的某些秘闻一样被人再度述说，以印证他“人品有问题”。当然，由于年代久远，不少“黑历史”已无从考证，一些质疑很可能是诛心之论。

真相已经变成一个引发误解的词。本来，抵达真相的努力，本身就存在着各种阻挠，比如说当事人的抵抗、政府的监管、编辑对选题的漠视、版面的不足等等。但是，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真相”这个词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可能成为似是而非的“薛定谔的猫”。传统媒体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根据美国某调查机构的一次分析，在近二十年来，受众对报纸、电视、广播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探底。这还是在极度推崇“言论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相关状况可想而知。

“真相只有一个”，这是某个动漫人物的名言。但放在今天看，这句话其实是很片面的。某种意义上说，真相是有“一批”的。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带有高度的复杂性，往往很难一下子找到哪个人该为事情的发生负责。约翰·基恩指出，学者、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士应该呼吁的，并不是重回所谓真相的怀旧幻梦，而应面向未来，去想象一个“真相本身就是多面”的社会。

不过，在这个时代，“真相”这个词依然被滥用。人们并没有轻易否认真相不存在，而是利用真相进行各种恶意营销或宣传。人们依然渴求真相，却一次次掉进了所谓的套路里，成为媒体狂欢中不自觉的舞者。在“后真相时代”继续讨论“真相”，本来就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二、认知

哪怕对同样的事实，人们也会有不同的解释，从而自圆其说。正是因为真相愈发不可抵达，就出现了诸多对真相的理解。失去了唯一性与标准性，真相就失去了它的科学属性。

民众对某一现象的认知，决定了对事件的不同观点。中国古诗中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十六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也说过：“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边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错误。”按照英国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 1932—2014）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在对事实的阐释中，可能会出现误差，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鉴于此，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一再反对进行阐释。

这里举一个例子，是2016年12月的深圳媒体人罗尔“诈捐”事件。经由媒体的不算挖掘，我们知道了与罗尔有关的故事中所包含的几层事实：

事实一：失业的前报人罗尔，其女儿罗一笑得了白血病，目前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情况不乐观。

事实二：罗尔在公共号上写了几篇文章，传播率都很高，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文体属于抒情性散文，并没有提出说要“捐款”，但网友的自发打赏一夜之间达到两百多万元。

事实三：后来情况反转，罗尔的家庭财产情况曝光，他在深圳、东莞拥有三套房；同时，罗一笑的药费大部分可以报销，他自己需要支出的花费估计在三万至五万元之间。

事实四：罗尔在东莞的房属于小产权房，无法交易，罗尔没有办法拿房子变现。

事实五：罗尔在深圳的房子是要给儿子的，儿子系前妻所生，两人之间曾有契约，深圳这套房子是“不能动”的。

以上是涉及罗尔事件的“一批”事实。在这五层事实中，信息基本上都很透彻，并没有被污染。但直到如今，人们对罗尔事件的认知可谓是截然不同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关注“事实三”，认为罗尔是在诈捐，骗无知群众的钱。他们选择性忽视了“事实四”、“事实五”，认为这两层事实并不能对“事实三”造成实质上的冲击。即使罗尔后来选择退钱，将两百万元一夜还空，那部分人依然痛骂罗尔消费了他们的善心。而另一部分人仅仅关注“事实一”，纯粹是觉得孩子可怜，并没有被其他的事实所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在细细分析了所有状况后，觉得罗尔只是名义上有资产，但是短期无法套现，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困难的父亲，也就是说，认可了事实四、事实五，因此依然选择捐款。

可见，在对罗尔事件真相的分析上，不同人选择了不同的维度。维度的选择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很可能是由选择者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经验等多重原因所决定。至今，针对罗尔事件存在着多重解读，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真相的选择性吸收。由于读懂真相的成本太高、耗时太长，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比如说在罗尔事件中，必须理解小产权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差异，才能读懂事实四），因此很多人并不愿完全接受所有的信息，只会在海量信息中挑选能够吸引自己的部分。在互联网信息高度发达、内容海量的世界里，要读透某个事件的真相是很不容易的，何况还要对假信息进行甄别。

三、情绪

情绪在真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对众多微信公众号阅读量10万+的文章进行研究后，研究者得了令人沮丧的发现，就是传播率高的文章，往往不是严肃的事实性调查（当然这种调查也绝不可能穷尽真相），而多半是煽动情绪的文章。“共情”更容易成为爆文的必要手段。《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

有一位著名网红在总结10万+文章的写作方法时说过：

“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是因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么想的’、‘作者帮我说了我想说的’。”（标点有改动。——引者注）

在这样的逻辑下，情绪往往成为网络媒体内容创作的头等大事。一篇充满个人情绪的文本，就很能起到“带节奏”的作用。尤其是悲情叙事、愤怒叙事等，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成为情绪的爆炸点。根据内容创业服务平台“新榜”对2016年8月微信中流传的10万+文章统计，带有强烈情绪的文章超过了70%，而剩下的内容相对客观理性的说辞，几乎都有一个导向性极强的标题。

最能印证情绪作用的，是韩国的倒朴运动。“闺蜜门”固然是前总统朴槿惠的罪证之一，这引发了众怒。但是其他罪状，比如说，故意让“岁月”号沉没而不施救、封杀九千多名韩国艺人、与邪教有不可描述的关系等等，依然是捕风捉影。但是，在情绪的带动下，抗议者们已经懒得求证，而将这些罪名都一一列上，组成倒朴的系列话语。（2014年4月16日，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进水并最终沉没，事故造成包括4名中国乘客在内的295人遇难，另有9人失踪，仅有172人获救。——编注）

在倒朴运动中，也有不少专业媒体人试图替朴槿惠辩护，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快被抗议浪潮所淹没。因为在情绪的带动下，很多公众已经容不下不同的声音。那些善于带节奏的媒体人成为抗争领袖，而具有煽动性的歌曲《下台歌》、《你不要担心》等，成为了爆款。正因为“情绪”在传播中占据了显要地位，真相变得更加罕有。

民粹主义领导人被认为是最善于利用“后真相时代”的情绪的。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民众对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英国独立党（UKIP）前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在英国退欧公投前鼓噪：“如果英国离开欧盟，就可以省下每周为欧盟负担的3.5亿欧元开支。”这实际上是一句没有根据的谎言。特朗普在竞选中说过“中国正在蹂躏美国”或者“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和罪犯”，这些话听起来非常不理性，却迎合了某种社会情绪，并引起了一定的共鸣。

在不满与抗争升级的西方社会，民粹主义领导人发现了机会，就通过煽动性的言论引起选民的注意。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就有政客通过这种方式来异军突起。选民更加关心他们的立场，而不在乎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

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出现。“后真相”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相表里。复旦大学传播学者张华博士认为，社交媒体的属性充分刺激了人们的需求，释放了人们的欲望，满足了人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无法实现的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以及社交需求，放大了“坏的主观性”。

四、元叙事

是什么决定了“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判断？为什么有人观念保守，有人观念激进？有些人相信政府，有些人又不相信政府？在纷杂的社会现象的背后，有一套话语系统在起着绝对作用，就是“元叙事”。

元叙事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一切观点后面，存在一个总的时代思潮。这个元叙事主宰着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意识，也是我们逻辑判断的起点。无论怎么辩论，都不可能绕开这一基本判断。

打个比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围绕以下判断，应当很容易能达成共识（只要不抬杠）：

其一，相信科学，反对迷信。

其二，发展是硬道理。

其三，不能破坏环境，必须要持续性发展。

其四，男人就该好好工作，赚钱养家。

其五，读书是有用的。

其六，有仇不报非君子。

……

以上几点，都能构成我们社会的元叙事。在真相无法抵达之时，元叙事的功能就会被放大，“不知应该相信谁”的公众，最后就会迷信自己的既有认知，这种既有认知来自自身体验或身边的案例，或者潜移默化的训诫等等。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1930—）说：“在每个时代里，同代人都被封闭在话语之中，就像深处一个玻璃鱼缸中。他们意识不到鱼缸，看不到鱼缸在那里……但在每一个时期内，它们都会被认作真理。”

最近一段时间引起社会震荡的某幼儿园事件，之所以在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后还引发舆情危机，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关于幼儿教育制度的元叙事：在大城市中，幼儿教育普遍入学难、收费贵、服务差；开一家幼儿园难度很大，于是市面上的幼儿园都很有“背景”；近年来不时爆出有幼师虐童的新闻，更加深了家长的恐惧。从而，该幼儿园成为舆论焦点后，很多家长都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哪怕是警方很努力地进行调查，但家长的倾向都不会改变。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被建构已久的元叙事。

在研究抗争政治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抗争者都是“潜伏状态”，他们天然具备一套完善的抗争话语，已经被各种阴谋论的元叙事所支配。他们坚信潜规则、黑幕的存在，对某些人的成功（比如说年轻的教授、官员、企业家），他们笃定认为“有后台”、“有背景”。这种认知可能来自某一种元叙事即自己生活中、工作中的体验和对社会基本面的认识，要知道，越是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士，对社会的认知越负面（如图所示）。

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幼儿教育制度相当完善，幼师的形象很好、服务水平很高，纵然有人爆出“虐童事件”，在真相未明之际，恐怕只有极少数人会相信。即使最后证明是真的，人们也只认为这只是个别事件，而不至于像该幼儿园事件曝光后那样有多么恐慌。所谓“塔西坨陷阱”，说的正是为什么政府部门会日益失去公信力：因为至少相当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人群对公权力已经满腹狐疑，公权力部门的形象已经从正面降到了负面。

五、一只新的“鱼缸”？

所有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元叙事的改变。

如果说元叙事是我们今天的鱼缸，那么这个鱼缸恐怕是到了要更改的时候。从强调神权与宗教生活的中世纪，到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时代，从强盗资本主义的大冒险时代，到强调人权、反战与平等的后现代，在社会发生重构的时期，元叙事都完全不同。其中，思想界的盛事如文艺复兴、启蒙、全球化、后现代思潮、互联网思维等，这些元叙事的改写，都意味着社会变迁的到来。这个“鱼缸”很快将会被另一个“鱼缸”所取代。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恐怕我们又将面临“后真相”带来的元叙事的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期，新的话语、新的符号、新的文本、新的事件，可能都会影响元叙事的结构。

数据本应该成为弥合分歧的有力工具。做量化研究的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只有上帝和数据不会骗人”，“数据才是通向真相的唯一之门”。但令人遗憾的是，数据也容易被人利用，不仅数据来源会被污染，而且，量化模型、计算方法也会遭到有意的曲解。数据变成了更高级的谎言而存在。一直以来，官方统计机构时常因其发布的平均工资、物价指数等数据距离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太远而遭诟病，这令那些数据成为更高级的谎言。

事实上，在目前很多舆论战场上，都存在话语与观念更新迭代的线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国家，人们在很多议题上都会形成分歧，比如：如何看待大龄未婚女青年，如何看待中医和中药，如何评价中华武术，如何评价西方价值观，等等。互联网拉宽了我们的视界，加深了我们的世界的认识。显然，这一代人要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真相”，而是一种对“真相”的有效阐释，一套可以令自己心灵与外部世界和解的元叙事。

它可能是更高级别的理性思维，是一套更有说服力、更有情绪感染力的学说，也可能是某种类似宗教的神秘主义。

不管它是什么，它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