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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
气象灾害频发的年代,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成了大众视野里的主要议题之一。契诃夫说过:“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该投向两个对象:人和自然。”大自然可以是宁静的,如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可供作家的思想短暂栖息;大自然也可以是狂暴残忍的,如梅尔维尔笔下的大海与白鲸,噩兆频现,危机四伏。
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学,就尤其重视注重对自然与乡村的描写,以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剧作家万比洛夫、诗人叶夫图申科等人为代表的作家,擅长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相结合,以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如《鱼王》《树号》尤其具有代表意义。
作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俄语作家之一,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达50年之久,涉及多种题材,尤其是人与自然的主题,是解读他创作的一枚钥匙。他的《树号》《鱼王》等作品,都采取了类似中国文学“美文”的写作方法,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与连贯的情节,融政论、小说、散文和诗等题材于一体,常被概括为“自然主义的感伤主义”。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刘文飞将《树号》中流露出的情感形容为“明亮的忧伤”,作者在写作中时刻体味着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忧伤和痛苦,就像是一位“大自然的忧伤侦探”;《鱼王》中人与鱼的搏斗,是透过自然看待人,人看待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态度来衡量人的道德水准。今天分享看理想音频节目《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100讲》中的部分内容,解读俄国文学中人与自然的主题。
阿斯塔菲耶夫:大自然悲伤的侦探
主讲人:刘文飞
来自看理想音频节目
《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100讲》
01.
《树号》:面对大自然的“明亮的忧伤”
所谓“树号(树记)”,也就是山民和猎人们在树干上留下的记号。这个书名显然是有寓意的,在这本书中的序言中,阿斯塔菲耶夫这样写道:
树记本身是一个很古老的现象,大家也都清楚,就是用斧头或其他尖锐的物件在树身上砍下的痕迹。先行者或原始森林中的居民留下这些树记,是为了让人老远就能看到树身上这些白色的痕迹,然后沿着这些标记行走,往往因此就踩出了一条小径,然后是一条路,其终点处就会出现一个过冬的处所,一处拓荒的地方,然后再构成一个村庄,或是一座城市。
在俄国各地,这种痕迹有不同的叫法,在西伯利亚就叫“树记”。在我们那些有人居住的或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这些标记至今仍被使用,引导着那些林业管理人员、猎人和地质学家,以及那些闲逛的人、探险者、偷猎者和驴友们。
也就是说,《树号》既象征阿斯塔菲耶夫在文学森林里长年跋涉留下的轨迹,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所发现的前人留下的指引方向的符号。
阿斯塔菲耶夫的《树号》是一部散文集,其创作过程持续达30年之久,其中最早的篇章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作家去世后不久于2002年出版的《树号》全本,共收有散文270余篇。这些散文篇幅长短不一,但都写得很精致,很唯美,很像中国的传统美文,其中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这从书中的小标题上就不难感觉到,比如《故乡的小白桦》《麦田上霞光闪烁》《月亮的影子》《秋之将至》《夜色》《大地刚刚苏醒》《绿色的星星》《叶飘零》《蓝色的光》《恐怖的乌云》《泪水浸湿大地》等等。
接近大自然,深情地描写大自然,这原本就是俄国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主题。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俄国文学的这一传统在20世纪下半期最成功、最典型的显现。但是,阿斯塔菲耶夫在处理大自然主题时所体现出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人与自然这一深远传统的丰富、发展和突破,似乎就在于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忧伤,更多的内省。
但是,阿斯塔菲耶夫却将他面对大自然时的忧伤普遍化了,或者说,他将大自然中的忧伤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描写客体。他时刻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打量自然,时刻体味着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忧伤和痛苦,就像是一位“大自然的忧伤侦探”。这与从浪漫主义兴起以来,人们视大自然为温暖的归宿的态度很不同,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自然当作征服对象的态度更不同,甚至与环保主义兴起之后,世界文学中出现的倡导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学态度也不一样。在《树号》中的《叶赛宁的忧伤》一文中,阿斯塔菲耶夫自己把他面对自然的这种情感称作“苦涩的欢乐”和“净化的悲痛”。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矛盾修饰,甚至也不是指抒情主体的一种双重情感,而是指人在面对自然、审视自然时持有的一种态度,一种自然观和世界观。
阿斯塔菲耶夫说,面对一株渐渐凋零的白桦树,他之所以能“嗅到了一股令人伤怀的苦涩气息”,“不是凭听觉、视觉,而是凭着我身上还没有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某种感应”(《叶飘零》)。与“大自然的某种感应”,让我们联想到了普里什文所说的对大自然“亲人般的关注”。阿斯塔菲耶夫如此执着地描写大自然的忧伤,他能如此细腻精准地写出大自然的忧伤,首先就是因为他与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亲近关系。他和普里什文一样,对大自然怀有亲人般的情感,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保护自然,不是在给自然以赐予,而永远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在自然之中,他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就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中的自家人。当然,阿斯塔菲耶夫能够关注到大自然本身的忧伤,并加以艺术的呈现,这也与他独特的审美方式和创作方法有关。
阿斯塔菲耶夫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位“悲剧作家”,他总是悲天悯人的,他善于以品味忧伤的方式接近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形成一种“患难与共”“患难之交”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他对自然所持的一种审美态度。对忧伤的体验,“你的痛苦我承担”,是俄罗斯人、是基督徒面对包括自然、包括人生在内的整个世界常有的一种态度。体验忧伤,将忧伤上升到审美的范畴,这也是人类艺术由来已久的一种处理方式。最后,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当然是他自我情感的主观投射,他将对自然的态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他试图告诉世界,面对自然的态度就是面对人的态度,反过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道德必修课,是一个人完满成长的必要前提之一。
他认为,欢乐是少不经事的,而忧伤则是老成持重的:“忧伤像个明智的成年人,它已经存在千百万年了。欢乐则永远是童蒙稚年,天真烂漫,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灵中获得新生,年事越长,欢乐就越少,犹如花朵,林子越密,花就越少。”(《一滴水珠》)能体验到自然界中的忧伤,既是一种更深刻的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更积极的道德自省,它代表人的情感深度和道德境界。总之,阿斯塔菲耶夫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无处不在的忧伤,首先是他对大自然的悲悯之情,其次是一种审美方式,最后是一种道德升华。
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会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的万物为什么就一定是欢乐的呢?一棵树、一株草为什么就不会有它的忧伤呢?忧伤可以是欢乐和甜蜜的吗?忧伤能让我们失去什么,又获得什么?他在《树号》的序言中写道:“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他称“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痛苦”,当然不是指他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灾难”,他遇见的一切人都是“灾星”,而是指他试图、也能够在一切事和一切人中品味出值得痛苦的东西。这种痛苦是发人深省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思想的动物;这种痛苦是让人心软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善良的动物。
阿斯塔菲耶夫在《隔海不隔音》中写道:“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体验到了大地的痛苦,体验到了自然的哀伤,也就是与大地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在《秋之将至》中写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怜悯大地”,这句话写得太好了,一个自然之子的巨人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缓缓地站立了起来。
《树号》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叶赛宁的忧伤》,阿斯塔菲耶夫这样写到叶赛宁的忧伤:“他一次同时承受了自己人民的万般痛苦,他为所有的人们,为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承担了我们全都难以忍受的、异乎寻常的忧伤。我们常常在自己身上也听得到这种无言的忧伤,所以我们对这位出生于梁赞省青年的诗感到特别亲切,非常倾慕。他为世人承受的忧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次再次地引起共鸣,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着我们的灵魂。”我们阅读阿斯塔菲耶夫,也应该像阿斯塔菲耶夫阅读叶赛宁这样,因为阿斯塔菲耶夫也在承受所有人、所有存在的忧伤,也在用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我们的灵魂!
02.
《鱼王》:人与鱼之间的搏斗
《鱼王》是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体裁很独特,在俄语中一般称它为“повесть”,也就是中篇小说,但是它的故事性、虚构性并不是很强,反而有些像中文里的报告文学。而且,它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完整情节,而是由若干个中短篇串联而成的,这部作品有一个副标题,叫“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рассказах”,翻译成中文就是“若干故事组成的叙事”“若干短篇小说构成的叙述”,也就是说,它很像一个短篇小说集。
这部作品总共由13个“故事”构成。这些单篇文字有的的确讲了一个“故事”,有的则是一幅人物肖像,有的就是作者的抒情和思考,相当于我们汉语中的散文。这些故事起先是一篇一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1976年首次结集出版。当时,由于作品写到了苏联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比如酗酒、斗殴、偷盗、盗猎和亵渎神灵等,小说在发表时遭到删改,其中的《诺里斯人》一章更被完全删去,直到1990年,这个短篇才更名为《没心没肺》,被重新收入《鱼王》。
《鱼王》中的所谓“故事”,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的是他的见闻,但大多与人与自然的主题有关。作品以深刻的思考和细腻的笔触诉诸记忆,《鱼王》文字因此体现出独白性、抒情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的特性。《鱼王》的结构看似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但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强烈个性,却赋予作品以一种高度统一的整体风格。从内容方面看,这些长短不一的散文故事诉诸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且主要写人对自然造成的伤害。
《鲍耶》一章写的是一只名叫“鲍耶”的狗,它无辜地被押解犯人的士兵开枪打死了,作品中写道,这条狗“最后像人一样悲痛地叹了一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是在责怪谁”。《达姆卡》写的是一位偷猎者。《黑羽翻飞》写人们大肆猎捕黑色的雷鸟,村子周围因而终日飘飞着黑色的羽毛。当然,这一主题最集中的体现,还是这部作品中的主题之作《鱼王》,这部作品集的名称就源自作品中的这篇故事。
《鱼王》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边的小镇楚什镇上,伊格纳季奇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人,他是木材厂的修理工,也会修理船上的马达,而且分文不取。在故事的开头,作者特意强调了他的“西伯利亚性格”,也就是能用自己的双手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尊重并关照‘乡亲’的习惯”,“他并不随便对人点头哈腰,或者像本地人说的,从不自己拿斧头砍自己的脚,也就是说,不会自轻自贱”。他不抽烟,喝酒喝得也很有分寸,他在镇里的储蓄所里有好几万卢布的存款。自然,他也很会捕鱼,善于在河里下排钩,别人很难钩到鱼,他却总能得手,因此,村里有人说他会念咒。
一直到这里,作者笔下的伊格纳季奇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直到作者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伊格纳季奇是偷偷捕鱼的人。
一个秋天的夜里,伊格纳季奇来到叶尼塞河上,去查看事先布下的滚钩,这种滚钩布置在鱼儿经常游动的地方,鱼如果被钩住了,越是挣扎就会被越多的鱼钩所钩住。伊格纳季奇在前两排滚钩处收获了70多条鲟鱼。来到第三排滚钩处,他发现滚钩钩住了一条巨大的鱼。他想道,这就可能就是爷爷当年提起过的“鱼王”。鱼王在俄语中叫“царь-рыба”,就是把“沙皇”和“鱼”这两个单词合在一起,中间加一个连字符,构成一个名词。俄国人善于用“王”来表示硕大无比的东西,表示在同类物件中最大的东西,比如克里姆林宫中著名的“炮王”和“钟王”。爷爷说起过,遇到鱼王,要画个十字,然后把它放掉,让它自己游走。
可是,伊格纳季奇想到,这条大鳇鱼可以给他带来满满两大桶鱼子,做成鱼子酱后可以大赚一笔。再说,他也早就不去教堂了,不信上帝了,画十字、祷告之类的事情对于他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再说,“这样的鳇鱼决不能白白放掉,鱼王一辈子只能碰上一次,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得到的”。于是,一场人和鱼之间的搏斗就此展开:
“嗨!豁出去了!”伊格纳季奇蛮横地使尽全力,用斧头背猛砍“鱼王”的脑门,根据砍下去那种清脆而不是混浊的声响,以及砍后毫无反应的情况来看,他猜到是砍偏了。不应该用这么大的傻劲儿砍,应该干净利索,一击就中。可是再砍第二下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一切都在一瞬间决定了。他用钩子把鳇鱼钩个正着,差不多已经要把它拖进小船了。他已经准备发出胜利的号叫,不,不是号叫——他又不是城里的胆小鬼,他从来就是渔夫——他只不过是要在这船里,用斧头背对着鳇鱼鼓起的脑门再来一下子,然后轻轻地、得意地、胜利地笑一笑。
这时,他再次吸足一口气,加一把劲儿,把脚在船帮上抵得更着实些,靠得更稳些。但是原先愣着不动的鱼却猛一转身,一下子撞倒船身上,只听得轰隆一声,船舷外黑压压涌起一堆东西,但不是水柱,不是的,竟是河水炸裂成的凝块。渔夫的头部像被重物猛击了一下。压得双耳一阵剧痛,心里也像挨了一下,胸中发出“啊——”的一声,真像是一次爆炸把他向上拋去,摔进沉寂的虚空。“这原来和打仗一个样……”他刚想到这里,一股寒气透进因搏斗而还在激动的心底。
水!他喝了一大口水!他正往下沉!
好像有什么人抓住他的脚往下拽。“挂在钩子上了!钩住了!完了!”他感到小腿上轻轻的刺痛——鱼还在挣扎,搅得滚钩既扎进鱼的身体,也扎进了捕鱼人的身体。伊格纳季奇头脑里忧伤而顺从地,而且是完全顺从地冒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听天由命的念头,一种一闪而过的念头:“有什么办法呢,完了……”
捕鱼人被自己布下的鱼钩钩住了,和那条鱼王紧紧地钩在一起,那条大鱼泛着像蛇的眼睛一样冷冰冰的眼睛盯着伊格纳季奇,白色的鱼腹顶着这个偷鱼者的身体,鱼嘴巴里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叫声。伊格纳季奇钻出水面,两手死死抓住船帮,他和鱼面面相觑,他的每次试图挣脱的尝试,都会引起鱼的挣扎,因此滚钩就会更多地缠在他和鱼的身上。
在这夜间冰凉的河面上,在和鱼王的相持中,伊格纳季奇回想起了自己的往事,想起自己中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图书馆,也不愿参加民兵组织,不愿当苏维埃代表,因为他要忙着来捕鱼。他买了一辆汽车,却在试驾时撞死了自己的侄女。他在逐渐失去知觉时想到了一段最刻骨铭心的往事,也就是他和同村姑娘格拉哈的爱情,格拉哈一时糊涂,与到村里的木工厂来负责弹药箱制作的一名中尉有了一夜情,在这之后,伊格纳季奇因为嫉妒心,不择手段地折磨格拉哈,还让格拉哈在河边脱光衣服,把她推到了河里。
此刻在这河面上,伊格纳季奇在问自己:“你在这河上干什么呢?在等待饶恕吗?等待谁的饶恕呢?老弟,大自然也是一位女性啊!你掏掉了它多少东西啊?这就是说,每人都有自己的名分,而上帝分内的事归上帝安排。你就让这个女人摆脱掉你,摆脱掉你犯下的永世难饶的罪过吧!在此之前你要承受全部苦难,为了自己,也为了天地间那些此时此刻还在作践妇女、还在糟蹋她们的人!”于是,伊格纳季奇不再贪心。一艘路过的船搅起水浪,鱼王趁机挣脱滚钩,带着满身伤口游走了。
鱼王最终解脱了,赢了,但是捕鱼的人也解脱了,不仅是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解脱了。读了《鱼王》的人,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这部作品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做一个对比。桑提亚哥与大鱼搏斗,最后带着一副鱼骨架回来了,他依然被视为一位强者,一位胜利者;而伊格纳季奇与大鱼搏斗,最终成为一位失败者,这象征着大自然的王者地位。当然,阿斯塔菲耶夫也在暗示我们,大自然对于人的精神也有着强大的抚慰作用。
和《鱼王》这一章一样,《鱼王》一书中的其他章节也都是写自然的,但作者的目的是透过自然看待人,通过人看待自然,透过人对自然的态度来衡量人的道德水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斯塔菲耶夫不承认《鱼王》是生态主题作品,他曾经说:“人们在我的《鱼王》中突然发现了生态主题。哪里有什么生态主题呢!这本书写的是人的孤独,任何一种文学,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美国的文学,大多数写的都是人的孤独。”而且,他在《鱼王》一书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我究竟在寻求什么呢?我为什么痛苦?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我找不到回答。”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别具一格的《鱼王》,在发表后引起轰动,第二年就赢得了苏联国家奖。这部作品,是真正给阿斯塔菲耶夫带来世界声誉的一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数十种文字。2004年,在作家诞辰80周年时,人们在他的故乡奥夫相卡的河岸边竖起了一座《鱼王》纪念碑,纪念碑上有一条巨大的扭动着身体的大鳇鱼。为一部作品中的一个动物角色,为一条鱼立一座纪念碑,这在世界文学史中似乎还不多见。
03.
俄国文学与大自然
“人与自然”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俄国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和17世纪阿瓦库姆大司祭的《生活纪》中就有对于自然场景的描写,在后来的俄国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中,俄国的大自然又先后作为崇高的象征、感怀的场景和与现实的对峙,依次成为文学的主角之一。到了19、20世纪,果戈理的《迪康卡近乡夜话》、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以及阿斯塔菲耶夫的《树号》和《鱼王》等相互交接,已经在俄国文学中建构起一种主题相对集中、风格约略近似的文学范式,也就是用优美抒情的笔触描绘俄国大自然的壮阔优美,以宽厚仁爱的感情面对生活在这一自然中的人,在与自然的对视和对话中获得情感和思想的升华。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学已经成为俄国文学的一大收获,一种特色。俄国作家为何如此关注大自然的主题,又为何能对大自然做出如此独特的文学呈现呢?
首先,俄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的国家,尤其是就人口和国土的比例而言。俄国的国土面积约17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它1.4亿的人口却只占世界人口的六十分之一,其人口密度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这样的“客观条件”使得俄国人天然地有着更多与大自然接触、甚至与大自然独处的机会。而且,俄国还是一个北方国家,一个寒带国家,俄国人因此便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闲暇面对自然,甚至是被迫地独自面对自然;而且,俄国还是一个森林和草原的国家,一个江河和山川的国家,其自然风景之壮美,之动人心魄,也极易打动一颗颗敏感、多情的心灵。很有可能,地理环境是塑造俄国人、俄国作家自然情怀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俄国是一个文明起源相对较晚的国度,俄国的历史满打满算不过一千年。由于历史短暂,他们没有过多、过重的文化包袱,没有过多的文化遗产需要频繁地顾盼和循规,需要不断地梳理和添加,相比较而言,他们或许有着更多的“文化童心”,这使他们往往能以某种始初的心态面对自然,也就是所谓“赤子之心”,他们称土地为“大地母亲”,称伏尔加河为“母亲河”,都是这种情感的体现,这种情感无疑也是强化俄国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一根历史文化纽带。
最后,俄国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它的基督教历史几乎与其文化史等长。与基督教的其他两个分支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有着较多自然神教的色彩或曰遗迹,比如圣母崇拜、土地崇拜等,就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这使得俄国人在面对自然时容易怀有某种基督教和原始宗教情、泛神论、自然神论相互交织的情感,或者说,他们更善于将对自然的感情上升到宗教层面,将大自然偶像化,图腾化,变成一个崇拜对象。另一方面,东正教所具有的浓重的艺术审美色彩,使得俄国人又往往将宗教和艺术等同起来,用艺术化的虔敬目光看待自然,用宗教般的艺术态度对待自然。
总之,历史的传统和地理的环境,审美的心理和宗教的意识,这一切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塑造出了俄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以及他们艺术地再现自然的独特方式。
*配图及封图来源:《牺牲》《随风而逝》《镜子》
原标题:《“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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