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三国时期的“人力手册”，它的真面目竟然是哲学？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提起那个战乱频仍，但英雄辈出的年代，许多人物和故事令人津津乐道。

有人倾慕运筹帷幄、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不胜枚举，在民间的形象更是多智近于仙；有人聚焦于兼备文韬武略的曹操，实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有人敬佩赤胆忠心，武功盖世的常山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故事脍炙人口……数风流人物，还得看三国。

电视剧《三国演义》，改编自同名小说。

与此同时，能将这些能臣武将招入麾下、尽心尽力辅佐的魏蜀吴统治者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按照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立足于当时的丰富的识人用人经验，结合《黄帝内经》《尚书》《老子》等古代典籍的人才哲学，一部凝聚了中国古代人才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诞生了，这就是曹魏刘邵的《人物志》。

当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一般涉及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六大模块，而《人物志》更多集中于人才的分类和鉴别，它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君主如何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有着自成一体前后一贯的自身逻辑。

此外，《人物志》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同样重大，小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北大哲学系杨立华老师，在其新书《思诚与见独之间》中，通过对《人物志》固有脉络的解读，指出了该书与魏晋时代思想风气的内在关联。

01

关于才性的讨论

人的性格和识见之间的关系

“才性”是魏晋思想最重要的论题之一。而一般以为，才性讨论的是人的才能与德性的关系。但从《人物志》首论“九征”的这一段讨论看，这应该不是那个时代“才性”问题关注的焦点。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形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

材(即才)或质强调的是人的性格气质，而性则着眼于人的识见和聪明。因此，才性问题更多地是在讨论人的性格与识见的关系。

流行的MBTI性格测试，也关注性格和识见的关系。

“九征”篇此下以“五物(即五行)之实”在形质上的体现，应和“五常之性”，如云“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而成“五质”。而此“五质”由内向外渐次表现为仪、容、心气、声变和貌色。将材质之上述种种体征综合起来，汇而为九征:

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而如能做到“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就可说是“九征皆至”，是有纯粹之德的圣人之质。

依照九征的纯至或违戾，可以将人格分为五等:圣人(兼德而至)，大雅或兼材之人(具体而微)，小雅或偏至之材(九征中某一征有纯至的表现)，依似之人(其外在表现类似于九征的某种纯至表现)，间杂之人(无恒定不移的体征表现)。

因“间杂之人”变化无恒，不可胜论，故《人物志》略而不论。而圣人之质淡而无味，也无须多言。

02

兼材之人和偏至之材

《人物志》如何讨论人才？

《人物志》真正关注的是兼材之人和偏至之材。

《人物志》的目录

“体别”篇将“拘抗违中”的偏至之材分为十二种体别，并详细分析了每一体别的优缺点。如“柔顺安恕”之人，长处在于“宽容”，短处在于“少决”，等等。这一篇的重心在于材质。

“流业”篇在“体别”篇对材质的分析的基础上，又引入才能的观念。先以清节、法、术为三材，以此三材之偏全流正合为八业，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另有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之材，合而为十二材。而十二材乃人臣之任，非君主之德。十二材各有适合的职任，如伎俩之材，可职司空之任;雄杰之材，可职将帅之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流业”与“体别”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

“材理”第四实为《人物志》思理开展之枢纽。由前述对偏至之材的别析，进至辩言明理的识见领域: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及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异也。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

明理对于事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明理定论却又是最为困难的事，原因在于:一方面理有多种，而不同的心智特点所明之理不同;另一方面，人之情性材质的不同，也会对明理产生影响。

首先，理有四部，即道理、事理、义理和情理。而相应地，明理者又依据其心智的特性而分为四家: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义理之家和情理之家。比如事理之家，“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

其次，情有九偏，又各“以性犯明”，因其材质之偏，而进一步加深了所明之理的差异。再加上“七似”“三失”和“六构”等进一步加深误解和隔阂的错误表现，就造成了“谈而定理者眇矣”的状况。而只有能兼有“八能”的人，才能做到。

此下“材能”第五论各种偏至之材治理国家时施政的特点，指出他们“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的局限，并分析了个中缘由。“利害”第六则论十二材“达”与“未达”之时遭际之逆顺，并分说其各自的“功”与“敝”。

第七篇“接识”是《人物志》的又一重点。此篇的主线也是识见。但“材理”篇讨论的是明理，而此篇则以知人为主题。知人之难的问题得到了突显: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

人之难知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只能识别与自己质性相近的人的优点，而容易忽视不同材质的人的德能。比如清节之人，会将法家和术家视为诡诈之人;而法制之人，会轻诋术家之变化无端。而这些都是“偏材之常失”。

“英雄”第八的主题与那个时代才性之辨的一个重要论题——明胆关系问题相呼应。“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而成大业者必须兼有英雄二质，才能驾驭“英”和“雄”。

接下来的“八观”篇是“接识”第七的识人问题的继续，区别在于“接识”阐明知人之难，而“八观”则析述察人之法。所谓“八观”，即观察人要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考察的是人的质性是否纯至;“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关注的是表面的感变背后的性情之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说的是根据人材质中的九征为其人格命名;“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强调的是如何分辨相似的外在表现背后的真实情志;“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则是通过人性情中爱和敬的比重考察其为人规模之大小;“观其情机以辨恕惑”着重的是情之六机，即由人之才志是否得到伸展而生的喜怨之情，从而通过待人接物中理解和运用情之六机的能力，判定其理解他人情志的能力;“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即从偏材所必有的短处反观其质性之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则强调“明”是人之立业成德的根本，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的“聪明”，来判定其所达之远近。

此下“七缪”论知人遇人时常会出现的七个方面的谬误;“效难”强调即使有知人之明，也未必能使人尽伸其效能;“释争”讨论的则是屈己伸人、谦下不伐对于成就事业的重要性。

03

“偏材之性，不可移转”？

这也是魏晋风度的精神基础

关于《人物志》的立言宗旨，《人物志》序云: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

功业之成败，国家之治乱，全在统治者的知人之明和得人之智。因此，如何知人得人是《人物志》关注的焦点。

然而，尽管《人物志》的作者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作为自己立言的根据，但从其根本的思想倾向看，实与儒学异趣。

陕西西安关中书院，图片来自摄图网。

儒家政治哲学的前提是人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来改变。而《人物志》的基本哲学预设却与此有本质的区别。在《人物志》对人的类分中，偏至之材正是中人之材。对于偏材之人能否改变的问题，《人物志》有明确的论断:

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偏材之人，不能通过后天的教化改变其特殊的质性。以此为前提，《人物志》的政治哲学构建里，就不再关注人主的修身和政治的教化功能:既然“偏材之性，不可移转”，那么实现良好的治理的根本方法，就在于识别人，将不同材质的人安置到适合其才性发挥的职任上去。

《人物志》以“偏材之性，不可移转”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曹魏政权“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实相呼应。

而在魏晋思想的奠基性思想和著述中，以“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的哲学预设为基础的人不可教化也无须教化的思想，也构成了某种深层共识。

除了在时代一般的思想风尚中的表现外，“偏材之性，不可移转”其实也是以极端的个人表达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精神基础。在《人物志》的品性类分中，偏材之人虽然远低于淡而无味的中庸圣人，但较之间杂无恒之人，则胜之远矣。而魏晋士人大抵以中人自目。

既为中人，其质性必为“偏至”之属。而既然后天的努力无益于改变自己的材质，那么，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努力地成为自己，尽可能地舒展自己的偏至之材。在这样的思想共识下，只有那种极端的自我表达，才能一方面成就自我，另一方面免于间杂无恒之讥，从而超然于庸人之域。

《人物志》的政治哲学根基表征了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和行为风尚的深层共识。在这样一种各任其情的思想氛围里，与道德教化相关的自我成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从根本上否弃了。这实际上可以看作魏晋时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根本特征。

原标题：《一本三国时期的“人力手册”，它的真面目竟然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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