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同卢梭交往细节：“我可以和他在互敬互爱中生活一辈子”

卢梭于斯特拉斯堡收到了休谟的来信，沃德琳夫人敦促他接受休谟的美意。她写道，“休谟先生让我向您保证：您不仅会受到英王的珍视和保护，而且还会受到举国民众的爱戴和尊崇。”至于休谟本人，她继续写道，卢梭在巴黎的所有朋友都认为他是“全英国最温和、最富同情心和最有魅力的人”。然而，在获得马里夏尔伯爵的准允之前，卢梭一直都逡巡不决。然而，到了12月4日这天，他终于给休谟回信道：

您的善意不仅让我深受感动，而且也让我备感荣幸。对于您的惠助，除了接受，我无以为报。我将于五六天内启程，将自己置于您的庇佑之下。这是我的保护人、朋友兼父亲的马里夏尔伯爵的建议。这也是沃德琳夫人的意见，她的良识和仁慈不仅替我指明了人生方向，而且还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最后，我想说，这也是我自己内心的决定，能受惠于我同时代的最杰出人物——其善良远超其社会声望，我内心不胜欢喜。我渴望有一处孤寂、自由的隐修之所，在这里，我将平静地了此残生。如果您仁善的关怀可以帮我实现这一愿望，我将立即享受我内心所渴望的唯一福祉，享受因这份福祉源于您而产生的欢乐。

12月9日，卢梭乘坐驿车离开斯特拉斯堡。

卢梭用沃德琳夫人为其搞到的一张专门的皇家通行证穿行于法国境内，并于12月16日晚抵达巴黎，下榻于位于圣· 雅克街的书商迪谢纳夫人（Mme Duchaine）的寓所。但几天之后，孔蒂亲王就把他延请至“神殿”（the Temple）予以庇护，并在圣西蒙旅馆为他提供了一处雅致的居所。全巴黎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一睹这位大名鼎鼎的避难者之风采。有人甚至贿赂休谟，让他在约定时间带他的“门徒”外出示众。在给布莱尔的信中，休谟高兴地写道，“法国人对于卢梭的狂热真是难以言表，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相信，如果要收与卢梭会面的预约金的话，不出两周，我就有50000镑入账……与卢梭相比，伏尔泰和其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文人都黯然失色。我同时也意识到，由于与卢梭亲密无间，我自己的身价也大为飙升。甚至其貌不扬、笨手笨脚的女仆勒·瓦瑟，也因为卢梭的缘故而到处被人谈论，由于她对卢梭的忠心耿耿和不离不弃，其风头之健甚至远盖摩纳哥王妃或艾格蒙特伯爵夫人。而卢梭所养的狗虽然并不比鼠鸟更好看，但却在全世界声名远播。”事实上，陪伴卢梭的也只有他的爱犬苏丹；他的情妇泰丽斯·勒·瓦瑟（Therese Le Vasseur）还在瑞士，直到卢梭离开后她才抵达巴黎。

早在卢梭抵达英国前，休谟已变得忧心忡忡，因为巴黎的哲人们一再警告他：卢梭生性多疑，不仅有受迫害妄想症，而且总是与其恩主争吵不休。休谟遂直接向沃德琳夫人求证此事。他告诉她：“我不想仅仅因他是个名人就替他效劳。如果他品行高洁且身受迫害，我将竭尽全力去帮他。但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在从沃德琳妇人那里获得了卢梭品行端正的确证后，休谟遂继续施行他的计划。

在与卢梭亲自晤面后，休谟便深深被其吸引。据说，“他十分钟爱这个可爱的小个子男人。”沃德琳夫人相信，如果有谁说卢梭的坏话，休谟一定会将其掷出窗外。而休谟此前那些冷漠而疏淡的评价也随之而去。不管休谟对卢梭作品的看法如何，这个人现已成为他的挚友，并将终生不渝。“巴黎的哲人们曾警告我说：在抵达加莱之前，我们不可能相安无事。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和他在互敬互爱中生活一辈子，”此后不久，休谟信誓旦旦地向布莱尔表白道。而在一封致布莱尔的信中，休谟对于卢梭的第一印象也表露出这种热忱：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卢梭和蔼、温顺、谦恭而又不失幽默，与法国的任何文人相比，其行为举止都要更为世故老练（a Man of the World）……卢梭先生身量矮小，要不是有着全世界最标致的面相——我是指最生动、最富表情的面容，卢梭称得上面相丑陋。他的谦恭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对自己卓异的茫然无知：其所写、所言、所行全都出自天赋的迸发，而非出于日常官能的运用。很有可能，当其天赋处于休眠状态时，卢梭也忘记了它的力量。我确信不疑的是：有时，卢梭相信其灵感源于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他有时会陷于迷狂，并在数小时内保持同一种姿势，一动不动。难道卢梭的例子不能解决苏格拉底何以兼具天才（Genius）与迷狂（Ecstacies）这一难题吗？我认为，卢梭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苏格拉底，只是这位日内瓦哲学家要比雅典的苏格拉底更具天赋而已，因为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任何东西，同时在性格上也更为孤僻和乖张。这两个人都天生异相。但相较而言，我的朋友的长相还要俊俏一些。我之所以称其为朋友，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他对我的评价和依恋远甚于我对他的评价和依恋，我很遗憾不得不将他带到英国。

休谟

作为一位精研人性的哲学家，休谟竭尽所能去理解卢梭的复杂个性。显然，就知识层面而言，休谟已做得相当出色，但他能否适应卢梭的个性尚不得而知。因为，尽管有卢梭的朋友所转述的那些故事，但就卢梭此间的通信而言，尚无证据表明此时的卢梭对休谟怀有任何温厚之情。卢梭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掩藏在休谟笨拙的外表、平静的面容和空洞而学究气的眼神之下的是一颗多情而易感的心灵。除了至交好友，一般的泛泛之交很少能看到休谟的这一面。1764年夏，当休谟表达出自己对于友谊的猜疑时，巴芙勒夫人对于他的易感和多情便深有体会。休谟曾告诉她，“我应该羞愧地承认……我只是常常屈从于这些不良情感。我虽然从未怀疑过我的朋友们的正直或荣誉，但却常常怀疑他们对我的忠诚，而且正如我后来所发现的那样，有时候这种怀疑全系捕风捉影。”就朋友间的猜疑而言，休谟和卢梭的不同在于如下事实：前者总是奋力且成功地控制住了猜疑之情，而后者则放任自流。

卢梭对休谟早有猜忌，但终因双方友人的劝解而得以平息。但是，卢梭很难忘怀这样一个事实：休谟是一位英国哲学家，是法国哲人们的朋友，而且对沙龙和欢宴情有独钟。在巴黎的社交圈待了10天之后，卢梭绝望地向纳沙泰尔的让–雅克·德·鲁兹先生（M. Jean-Jacques de Luze of Neuchatel）——正是他陪同休谟及其“门生”卢梭一道去的英国——发出了卑微的请求。“我不知道对于这种公共社交场合我还能忍多久，”他抱怨道，“你能发发慈悲，让我们早一点离开吗？”他们确实是提前出发了，不过不仅仅是出于慈悲，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已下达了对卢梭的官方驱逐令。

休谟对于卢梭的娇纵，大家有目共睹，而休谟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困惑。有两件事证明对将来具有深远意义。一件关涉到霍拉斯· 沃波尔，另一件关乎霍尔巴赫男爵。前者对卢梭产生了影响，而后者则对休谟产生了影响。

在沃波尔看来，大卫·休谟和所有哲学家一样只是荒谬可笑罢了；而让–雅克·卢梭则是所有哲学家里最怪诞不经的一个，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伪君子”，并且以受迫害为荣。一个纯粹出于卖弄和炫耀的目的而拒绝普鲁士国王所提供的年金之人，只配被蔑视。所以，出于那种沃波尔式的智巧，或许早在12月16日之前，沃波尔就已精心编造了一封普鲁士国王写给那个臭名昭著的“伪君子”的信。在乔芙兰夫人（Mme Geoffrin）府上的某天晚上，沃波尔首次开了这个“玩笑”，结果却大受欢迎，于是他次日便将这封信一气呵成，之后其法文版由爱尔维修、尼韦奈公爵（Duc de Nivernais）和埃诺院长（President Henault）加以润色。不久之后，沃波尔又在奥索雷勋爵（Lord Ossory）家的晚宴上复述了这封信。这封言辞辛辣之信的最终版本如下：

我亲爱的让–雅克：

您已经背弃了日内瓦，这个生您养您的故土。接着又被瑞士——这个您曾在作品中大肆颂扬的国家——驱逐出境。而在法国，您又不幸地遭到放逐，成为法外之民。那么，您就投奔到我这里吧。我钦佩您的才华，您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常常让我忍俊不禁，因为您在这上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是该您变得谨慎和开心的时候了。由于您的特立独行，您已使自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可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您应该向您的敌人表明，您有时也有常识。这样的话，既可以让他们气煞，而又不损及您一分一毫，何乐而不为呢？您放心，我的王国将给您提供一处隐修之地：我一直希望能为您做点什么，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份善意的话，我会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您执意要拒绝我的帮助，您放心，我定会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如果您非要挖空心思去寻找新的不幸，您尽管放手去做吧；我是一国之主，我可以让您的生活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悲惨；与此同时，我会做您的仇敌们永远都不会做的事，当您不再以迫害为荣时，我就会停止迫害您。

您诚挚的朋友，

弗雷德里克

尽管满纸冷嘲热讽，但沃波尔还不失为一位绅士，当全巴黎都想一睹其真容时，他却避开了与卢梭的会面，因为正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怀揣一封取笑他的信，却满心欢喜地去拜访他，这甚为不妥”。至于休谟，沃波尔考虑得也很周到。当沃波尔在奥索雷勋爵府上复述这则笑话时，休谟碰巧也在场，而且也似乎对其言辞刻薄表达出某种愠怒。因为当沃波尔将该信的一个副本交给一位夫人时，他还专门叮嘱她不要将信出示给休谟看，“因为他很娇宠这个可爱的小个子男人；你可不要将我们陷于尴尬之境”。因此，虽然沃波尔和休谟住在同一家旅馆，但休谟直到抵达伦敦之后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而到那时，沃波尔已分发了诸多副本，而且不久之后这封信就被公开付印了。沃波尔很乐于将此信公之于众，并且不无虚荣地告诉其英国的友人：继休谟和卢梭之后，他现在在巴黎已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尽管巴黎的哲人们对这封讥诮之作津津乐道，但卢梭的朋友们却大为光火。巴芙勒夫人和孔蒂亲王更是对其始作俑者严词谴责。这种严词谴责除了让沃波尔觉得无聊透顶之外，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促使这位多产的作家扣压了他已拟好的其他两个关于卢梭的“笑话”。身处伦敦的休谟尽管深感不安，但还是试图去平息此事。1766年2月初，在给巴芙勒夫人的回信中，休谟写道：“我估计，您现在已经知道，您曾向我提到的那封冒名普鲁士国王所写的信，是霍拉斯·沃波尔写的。对于那些机趣之人，我们总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嗜好。沃波尔是位杰出人物，他尊重甚至崇拜卢梭。然而，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他情不自禁地对卢梭横加嘲讽，言辞极其刻薄。对于他的这种做法，我有点生气。我听说您极为愠怒。但也只能认为沃波尔这件事做得失之浮浪。”

事关霍尔巴赫之事发生在休谟离开巴黎前夕。休谟先是和莫尔莱神父（Abbe Morellet）一道到爱尔维修家赴宴，尔后又同巴芙勒夫人和让–雅克一道前往圣西蒙旅馆参访了两个小时。对于其“门徒”，休谟关怀备至、极尽谦让。晚上9 点左右，休谟又前往霍尔巴赫处拜访。满怀亲善之情的休谟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自己的愿景，他不仅希望将这个“小个子男人”从迫害中解救出来，而且希望能让他永远幸福快乐。霍尔巴赫静静地听着，但并未被其客人的这番热情所打动。“很抱歉让迎合您的这些愿景和幻想破灭，”他一脸凝重地说道，“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幡然悔悟的。你并不了解这个人。坦率地说，你此刻正在揽蛇入怀。”虽然大卫和神父都对霍尔巴赫进行了劝诫，但徒劳无功。当大卫离开时，霍尔巴赫的话一直萦绕耳际，“你不了解这个人，大卫，你不了解他。”

山雨欲来风满楼。沃波尔的信引起了卢梭的注意，而卢梭，回想起他近来对休谟的各种猜疑，很容易将这封信视为是其恩主大卫和巴黎的那帮哲人在合谋陷害他。面对这种异想天开的可笑指控，休谟一定会回想起霍尔巴赫的那些话并信以为真。不管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误解的种子已经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为此次旅行所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对外公布的出发日期是1766年1月2日，比实际的出发时间提前了两天。在离开巴黎前，让–雅克收到了一封来自沃德琳夫人的告别信，在信中，她表达了对这一圣洁友谊的祝福：“我刚见过休谟。你可与他结为友好。他是值得信赖的。我越是与他晤谈，就越是钦佩他的正直。他的灵魂是为你而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