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点事｜“通俄门”调查令白宫难以招架，班农将如何选择

近期，两件事情再度将“通俄门”炒热。一是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的新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中引用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的话称，201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之子小特朗普等人与俄方人士会面，该行为属于“叛国”。二是班农近日前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接受有关“通俄门”的调查质询“极不配合”。

“通俄门”的出现使美国政治中一些原本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特征在真实政治生活中一一展现甚至同时出现。这一切并非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纵观美国历史，随着国家内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向外逐渐拥抱世界，联邦政府职能与美国总统权力日渐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三权分立中的制衡力量、行政部门内部的互相掣肘、媒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力量并未减少。这种制度性设计同样能够对总统在外交领域行使权力戴上紧箍咒，而“通俄门”的出现进一步唤醒了这些制度的旧设计，同时折射出了美国政治生态的新变化。

“进击”的国会

在“通俄门”事件尚未水落石出的背景下，面对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国会首当其冲，从调查和立法两方面钳制特朗普政府，试图主动塑造美国对俄政策。其中，多数民主党议员将“通俄门”、“干选门”视为攻击、限制、削弱特朗普的绝佳武器，一些共和党内的“倒特派”也参与其中。

当前，美国国会有四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的联系，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监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通过调查、发现事实判定有没有出现违反道德的过失，最终可能导致的极端结果是发起对总统的弹劾。随着相关“证据”不断被披露，“通俄”火焰逐渐烧向库什纳、小特朗普等总统的“身边人”，迫使特朗普及其团队无法贸然改善对俄关系。

与拖沓冗长、悬而未决的各委员会调查不同，国会参众两院2017年7月底通过的包含对俄制裁的法案实实在在地重挫美俄关系，以立法的手段进一步限制特朗普对俄缓和的空间与能力，充分表明立法分支在对俄政策的博弈中已占据上风，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方面提前进入“半跛脚”状态。

8月2日，特朗普签署《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扩大对俄罗斯、伊朗及朝鲜制裁。由于此前国会两院均以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该法案，虽然特朗普觉得这一法案有缺陷，还是无可奈何地予以放行。法案涉及俄罗斯制裁的部分相当严苛，对美俄关系的打击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为严重的。

此次制裁法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赋予国会更大的审议权，规定总统修改或结束制裁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并经国会审议。这意味着过去特朗普能够以行政权力取消对俄制裁的道路已经被国会堵死。这不仅让普京一直以来渴望美国放松或取消对俄制裁的诉求彻底成为泡影，还限制了特朗普在外交领域自由发挥的空间。而这一切都成为特朗普时代府会关系不断恶化的又一个缩影。

“独立”的检察官

除了国会之外，行政分支内部也有以调查“通俄门”之名与特朗普总统展开博弈的力量，即司法部下设的特别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穆勒。

特别检察官的权力虽不是“一手遮天”，但也足以让特朗普总统在对俄政策上谨小慎微，严守“政治规矩”。特别检察官是司法部为调查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违法犯罪行为而特别设立的临时性职务，主要针对一些存在利益冲突的案件开展调查。本次“通俄门”事件中，司法部长塞申斯为了避嫌而选择回避，由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负责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

特别检察官的名称及权力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变化，在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推出后一度成为“独立检察官”，在人事权、调查权、经费权等各方面拥有更为独立于司法部的权力。但由于独立检察官在1999年调查克林顿总统“性丑闻”过于活跃的表现，引发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反感，国会在当年未能对“独立检察官条款”重新授权，“独立检察官”由此重新回归“特别检察官”。

尽管“独立”之名不复存在，总统理论上也有权撤换任命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部长或司法部副部长，但特别检察官拥有的一系列权力仍然足以对特朗普的对俄施政造成极大心理压力。

穆勒的调查重点是特朗普及其团队是否阻碍司法、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是否有勾连、俄罗斯是否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是否有金融犯罪等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不会每天对穆勒的工作进行监督，但可以就穆勒采取的任何一个调查或起诉步骤要求加以解释，并可以决定这些步骤是否需要继续。从结果上看，穆勒工作结束后将会向司法部提交一份内部报告，司法部必须告知国会，然后决定这份报告是否公之于众。

目前看，穆勒的“旋风调查”势不可挡，白宫只剩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去年12月1日，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在2016年12月是否与基斯利亚克（时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编者注）私下联系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局说谎，并愿意配合穆勒的调查工作，以换取“从轻发落”。

“拿下”弗林是穆勒调查行动的一项重大阶段性成果，他在特朗普团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他的“倒戈”可能会供出更多涉嫌“通俄”的深层人士。近期更有媒体传出班农将前往穆勒办公室接受询问，标志着班农或将一定程度上选择与穆勒合作。此外，共和党更担心的是穆勒的调查行动迟迟不结束，将对今年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于特朗普和本党的负面冲击。

“极化”的媒体？

除了立法与行政机构外，作为“第四权力”的美国媒体长期关注“通俄门”的进展。有趣的是，在“通俄门”的语境下，美国所谓“自由媒体”与“保守媒体”在发挥监督作用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极化。

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为代表的“自由媒体”几乎连篇累牍报道特朗普及其团队的“通俄”嫌疑，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可疑细节，在束缚、限制特朗普对俄缓和的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特朗普对俄始终保持“暧昧”态度，部分“自由媒体”频频在一些关键时点爆出特朗普团队可能通俄的“黑料”，以引导舆论，转移关注点，向行政机构施压。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2017年7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刚结束一天后，峰会期间“双普会”的热络劲头还没过，特朗普儿子小特朗普会晤俄罗斯律师的事件就遭《纽约时报》披露。于是舆论几乎不再关注美俄在峰会会晤上取得的成果，转而激烈讨论小特朗普是否已有“通俄之实”。

相比而言，福克斯新闻台等所谓“保守媒体”对“通俄门”的报道就少了很多，并且还试图将“通俄”之火引向奥巴马政府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很容易给外界留下一个印象，在“通俄门”的问题上，美国媒体出现了“极化”。在一些人眼中，媒体“极化”总感觉是件不好的事情，会导致社会进一步撕裂。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这种差异性无非是媒体视角的多样性，能够给受众提供更多选择，是时代的进步。

根据盖洛普2017年3月的民调，有62%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有党派倾向的，27%的人认为没有倾向，而在2003年持这两种观点的人还势均力敌，各占48%。这些数据表明，民众很明显感受到了媒体政治倾向的强化，但也仅此而已。

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库斯·普赖尔教授在回顾了多个有关媒体是否政治化或极化的研究后总结表示，美国多数传统大媒体在政治上仍然奉行中间道路，尽量提供平衡的竞争性观点，但一些新兴的谈话广播节目、有线新闻频道和网站确实更倾向于走极端。

如同政治精英或者竞选人的“极化”一样，媒体和这些人的“疯狂主张”是一种吸引除中间选民之外人群的选举和宣传策略，强化了“同道中人”对他们的认同，但加剧了整个社会极化的说法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持。因此，还不能简单地把媒体极化与政治生态极化划上等号，也不能随意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