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中东变局之思：学术研究与时政评论如何熔于一炉

【编者按】

《一位中国学者眼中的中东变局（2011-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8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的新著。本书结集的80余篇时政评论凝聚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中东问题不间断独立思考的成果，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勾起中东问题研究者对中东变局的回忆和反思。本文为该书的序言。

2011年初，当肇始于突尼斯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导致本阿里政权瓦解之际，笔者正在迪拜机场转机，此前刚刚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完成赴苏丹观察南苏丹独立的全民公投。回国后不久，中东变局（西方称“阿拉伯之春”）继续在阿拉伯国家蔓延，并迅速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迅速陷入严重动荡。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久后便在内外夹击下迅速崩溃，也门实现权力和平过渡后依旧动荡不安，而叙利亚至今仍处在看不到尽头的内战之中。转眼之间，中东变局已持续六载。六年多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构成了中东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并突出表现为转型阿拉伯国家内部动荡、中东地区格局失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肆虐等方面。

国家转型步履艰难

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经过几年的发展，转型阿拉伯国家主要体现为由乱向治的国家、持续动荡的国家，以及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

由乱向治的国家主要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其总体情况是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前景仍难容乐观；对于也门、利比亚而言，目前尚处于教俗对抗、部落割据、教派冲突、外部干预、极端恐怖势力猖獗等多种危机之中，国家政治重建严重受阻，经济与社会重建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此外，对于在中东变局中躲过一劫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都不同程度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尤其是继承问题日趋凸显。

地区格局重建困难重重

从中东地区格局层面看，中东乱局的根源在于中东剧变、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因素导致地区格局重建困难重重，始终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结构。

首先，以沙特与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教派对抗日趋固化。过去几年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展开了持续的代理人竞争，双方的对抗已经日趋公开化、阵营化，并且呈现出龃龉不断但又不会走向战争的“新常态”。其基本态势是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崛起的势头日趋明显，而沙特虽然大国地位仍在，但因伊朗崛起、低油价冲击、外交困境、沙美盟友关系倒退而陷入了严重战略焦虑。

其次，传统地区大国权势异位，其力量重组远未到位。土耳其基于争夺地区主导权、国内库尔德问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导致最终陷入被动，目前已从“阿拉伯之春”初期的风光无限陷入多重困境。从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五大地区支点国家的力量对比态势看，除上述伊朗、沙特、土耳其三强争夺的态势外，埃及因国内动荡和经济不振地位大降，但塞西政府正在谋求重振埃及地区大国地位，其内外政策渐趋理性，其成为地区大国的基础仍在；以色列在中东变局中静观其变、低调从容，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更加顽固保守，但其安全环境大幅改善，加之经济和科技实力雄厚，使其成为中东地区大国中的另类稳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东变局的最大赢家。

最后，从大国关系的层面看，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和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调整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博弈。总体收缩和可控型领导构成了当前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征，而俄罗斯则在美相对退缩的同时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同时以中东作为突破乌克兰危机后战略困境的主攻方向，进而使地区热点问题和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更趋复杂化。

总之，任何域内外大国都不具备单独掌控中东的能力，导致中东地区格局与秩序重建更加艰难。目前的中东形势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和冷战后美国的一家独大，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与意愿继续下降，俄罗斯虽加大介入中东事务，但仍是基于特定利益和目的的有限介入，饱受难民和恐怖主义之害的欧洲更无力全面介入中东事务。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威胁严重

在中东变局中，阿拉伯国家动荡与地区格局严重失衡，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当前，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

“伊斯兰国”的现实威胁主要包括：首先，“伊斯兰国”攻城略地、“治国理政”不仅使东地中海地区民族国家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其示范效应及其分支组织的扩散还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潜在威胁。

其次，在国际反恐联盟打压下，“伊斯兰国”采取内线阵地战与外线袭扰战并重的策略，导致巴黎恐怖袭击后全球恐怖主义进入新的活跃期。

最后，“伊斯兰国”恐怖力量与难民问题相交织且不断外溢，不仅构成全球治理的难题，而且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冲击不同文明的关系和族群关系，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已深受其害。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则更为严重。首先，“伊斯兰国”特别强调将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是“伊斯兰国”坚持不懈地追求，其顽固性和毫不妥性远超过“基地”组织。

其次，顽固坚持反对什叶派极端思想。“伊斯兰国”坚持什叶派为异教徒，主张对什叶派根据“定判”（判定某人为异教徒）原则进行杀戮。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极具蛊惑性。

最后，“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进行“进攻性圣战”。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核心影响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极端主义已构成了全球性难题。

对中东变局的回忆和反思

中东变局发生六年来，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世人留下了以下三点颇具教益的启示。

首先，由中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转型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军事干涉、民主输出、颜色革命等外部强加的方式均无助于中东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其次，中东国家内部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际社会合力支持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战乱国家的经济重建，是中东地区实现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前提。最后，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实现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是中东地区形势由乱而治的必然选择，这是伊核问题得以全面解决的根基所在，也是叙利亚问题等其他地区热点问题的努力方向。

以上的判断是笔者对中东变局六年来中东形势的基本认知。近六年来，作为一位从事中东研究二十余年的学者，出于研究兴趣和工作的需要，一直在跟踪瞬息万变的中东局势，并用80余篇时政评论记录了自己对中东变局的不成熟思考。尽管这些评论或源于自己的主动思考，或出于研究课题的被动驱使，或出于回应媒体朋友的约稿，但当今天翻出发黄的报纸和杂志进行梳理时，却也发现自己的评论与思考基本上围绕着阿拉伯国家转型、中东地区格局重组、恐怖主义反弹和中国中东外交四大领域展开，前三个议题属于对形势的研判和分析，最后一个议题属于中国学者无法回避的国家关怀。按照这一线索，笔者把80余篇评论编辑成书，其内容包括四部分：（1）中东国家转型之难；（2）中东地区危机之深；（3）恐怖主义反弹之猛；（4）转型中的中国中东外交。

对于学者来说，撰写太多时政评论有被视为不务正业的风险，笔者也曾听到过来自学界前辈的善意批评，并积极采纳，力图处理好时政评论与规范学术研究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我基本坚持了三个原则。第一，坚持作有深度的评论，力求使相关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历史纵深，超越就事论事的简单评论。第二，立足于自身研究基础，不对自身无发言权的问题妄加评论。几年来，当面对媒体要求评论自己并无研究基础的问题时，我都一一婉拒，尽量避免出洋相、出笑话。第三，注意时政评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转换，相关评论多是近几年所承担研究课题的副产品，多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转换为对特定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评论，或者把某些评论进行凝练升华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

当然，正如某些前辈的忠告所言，撰写太多评论总归会对学术研究产生一定的冲击。相对而言，笔者在2011—2013年撰写的评论较多，在2014年以后有意识地减少了撰写时政评论的数量，因此2014年以来的评论多为结合年度形势总结和重大问题的评论。

时政评论面临的另一考验是其结论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今天把过去的评论拿出来翻看时，聊以自慰的是，笔者的多数评论与后来形势的演进以及当下的形势还能够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延续性，起码没有太离谱的评论。

例如，笔者从中东变局之初就不同意将“阿拉伯之春”界定为“民主革命”，对其前景相对悲观；强调阿拉伯国家转型的共性与差异，不看好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前景；强调要重视叙利亚危机的外部因素，预测叙利亚危机或将陷入长期僵持状态；较早强调恐怖主义反弹等观点，基本上与后来中东变局演进的现实相吻合。

当然，必须敢于承认自身在某些问题上的认知偏差，这是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例如，笔者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能否存续、伊朗核谈判协议能否达成的前景就较为悲观，尽管没有提出过于直接的结论，但关于巴沙尔政权前景堪忧、伊朗核协议短期难以达成的判断还是不可避免地渗透在无法抹去的字里行间。

另外，不管结论正确与否，在几年来的评论中，笔者一直在尽力培养和塑造自身的主体性，例如，在中东教派问题的认识上，在许多人强调中东教派冲突的情况下，笔者一直强调“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又如，笔者在中东变局之初就在评论中较早提出中国应加强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深化区域国别研究，这一主张已经在后来和当下中国日益繁荣中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再如，在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问题上，笔者一直强调要准确评估中东形势，正确评估自身的能力、利益，准确界定身份和理念，坚持战略信心和战略耐心相结合，既要坚持既有外交原则又要积极有所作为等观点，都体现了自身在某些争议问题上的主体性认知。

当前，由于工作更加繁忙尤其是为行政事务和科研课题所累，加之随年龄增长精力日渐衰退，已经很难再有精力和热情撰写更多的评论，遂产生了把过去六年关于中东变局的评论结集成册的冲动。我深知由于这些评论多是在特定事件的情景下仓促完成，一定有许多不周全甚至是谬误之处，但这20多万字的评论的确凝聚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中东问题不间断的独立思考，它们也许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勾起中东问题研究者对中东变局的回忆和反思。

最后，在这里谨对发表本人评论的《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即澎湃新闻前身——编者注）、《北京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和《世界知识》、《社会观察》等时政刊物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东研究虽为社会科学研究偏僻一隅，但伴随崛起之中国与中东联系日趋紧密，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变革与转型之巨，当有无数艰深议题需要我辈研究破解。

是为序！

 （本文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