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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 张雷:少年陶渊明--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田园诗宗
田园诗宗陶渊明,以冲淡隽永的诗文辞赋,躬耕南亩的身体力行,为世人熟知。很多人都知道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更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从此终老田园。诗人李白还加以发扬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句。大部分人对陶渊明的了解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但是也仅止于这个“辞官归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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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少年时,那些大英雄和大文豪们大多已经去世,后英雄时代的王谢世家也走向没落,晋室衰微,各地掌握军权的军阀林立,已出现了末世之象。
在这乱世之中,陶渊明一出生就在局中。
陶家世代居吴地,先前在鄱阳(今九江市都昌县),后迁居浔阳(今九江),高祖父陶丹为三国时东吴的扬武将军,地位不高,曾祖陶侃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截发留客”——她剪去长发换取物资来招待宾客,“封鮓退书”——她退回儿子从公所得的腌鱼教育他为官清廉。在她的教导下,陶侃从寒微的浔阳鱼梁小吏出身,一路东征西战,先后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封柴桑侯、长沙郡公,官至东晋大司马,位极人臣,曾被认为有篡晋的实力和野心。但是,在晋室的中原贵族和世家眼里,陶家属于南方蛮族之一的溪族,即使功高盖世,世家贵族们常常有求于陶侃,也仍然看不起他,背后讥讽他为“溪狗”。
陶侃去世之后,陶氏家族的大部分人每况愈下,陶渊明的祖父还做过太守,到了他父亲就只担任过可有可无的职位“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不因做没做官而愠喜,性情淡泊。在陶渊明八岁时,他父亲去世,家境没落。
父系一族的陶侃给陶渊明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陶侃以寒微出身,能掌握时局动向,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不能不说对青年陶渊明的“猛志逸四海”有所刺激。陶侃虽然晚年过着豪奢的生活,但是他终生保持着勤劳严谨、理智节制的态度,饮酒不过度,爱惜竹头木屑,劝农课桑,爱惜劳动,曾经因为有人随便扯下没成熟的稻子而施以惩罚。在他的治下,“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陶侃惜谷》)。
对农稼的重视,对劳动的爱惜,在陶渊明身上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这不能否认有陶侃对他的影响。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陶渊明和母系亲属往来较多,他的外祖父孟嘉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陶渊明曾经为孟嘉写了一篇详细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他的生平和轶事不仅熟识,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赞扬和仰慕之情。
孟嘉是江夏郡人(今湖北省阳新县,与九江交界),也是吴地世族,曾祖孟宗是二十四孝之“哭竹生笋”的主人公,曾任三国时东吴的司空,与陶家应为世交。孟嘉娶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陶渊明的父亲,与陶家的关系可说是非常密切了。
孟嘉的出身比陶家高,属于吴地的士族,孟嘉自身温文儒雅、襟怀淡泊,早年就“名冠州里,声传京师”(《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曾任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是当时最受赏识的名士一流,留下了“孟嘉落帽”的典故。孟嘉高贵潇洒的名士风度和含蓄高贵的文人修养,与陶渊明冲和淡泊的气质有着显著的同类气味。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孟嘉对陶渊明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和东晋权臣桓温关系匪浅,深受桓温器重,晚年长期在桓温的幕府任职,担任过桓温的从事中郎、长史等职务,在《晋书》里《孟嘉传》是附在《桓温传》中的,可见他们的从属关系。这为陶渊明后来进入桓温之子桓玄的幕府,提供了一种参考,也打了一个基础。纵览陶渊明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脉留下的“读”,几乎就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的生活宗旨,后来江西人“耕读传家”的家风,佛教禅宗“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教义,与陶渊明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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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陶侃和孟嘉,还有两个人对早年的陶渊明也形成影响,一个是陶侃的孙子陶澹,好读《易经》,十五六岁时就追求道家长生之术,后来州县要推他为秀才,他就入山隐居不出了,“终身不返,莫知所终”(《太平御览▪逸民部卷三》)。这和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人物有着些许相似的意味。
还有一个是孟嘉的弟弟孟陋,也是一位隐士,不过他并未离开家门,只是不去做官,桓温想邀请他出来,被他婉言拒绝。他是一位儒士,注释《论语》十卷,“学为儒宗”“名著海内”(《鄂城孟氏宗谱》),不和当时的官场中人交游,常常一个人去钓鱼,连家人都不知他的去向,活得很自在。陶渊明身上就有着他的影子,特别是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良辰孤往,息交绝游的淡泊境界和生活方式,应该与陶渊明非常契合。
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这种性格的养成应该和幼年时期,身边长辈的言行举止和审美情趣大有关系,他的父亲、堂叔、外叔祖都是这种隐士之流的人物,对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修养、道德情操都有着潜移默化塑造。
陶渊明二十九岁之前写的诗歌几乎没有留存,人们只是根据他后来在诗中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来推断他的生活。他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琴与书都是士族雅士的必备修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受过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事实上儒家道家的学术经典陶渊明都有涉及,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渊明写诗用典用事《庄子》最多,有49次,《论语》第二,有39次,《列子》第三,21次,还有他在诗中歌咏古代的贤德隐者志士和《山海经》里记载的神话人物,“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其一》),不难看出陶渊明在青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兴趣广泛,精力充沛,非常注重自身的品德情操和文化修养。他自叙“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强调的是一种对阅读的热爱,“甚解”不是不解不懂不知,而是不去过于搜求达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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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其十),不仅读千卷书,还行万里路,看来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家庭经济条件不错,能支撑行游万里的资费,他也有着基本的防身技能,很可能自小习武,陶侃一族本身就是好勇善战的溪族,才能建立赫赫战功,陶渊明后来数次担任军队的参军镇军职务,虽然是文职,但行军辛苦,也需要健壮的体魄和军事素养,而且在东晋时期去往距离北方民族非常近的张掖与幽州,是有一定危险的。这一段行游经历带给青年陶渊明的,还有对时局动荡、南北分裂的宏大视野,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目前无法考证陶渊明是什么年纪开始出游,出游的见闻也极少见于他留下来的一百多首诗文里,但是一个具有儒学文化修养,心地淳厚善良的少年人,行游万里所看到的家国乱象,必然让他有所思考和动容。他“性本爱丘山”,但是身为陶氏后人,身处江州之地,心怀四海猛志,又怎么会置身世外?他当然会投入历史和人生的滚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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