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博士在二本：寻找学术“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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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昂 

编辑：林子尧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温水煮青蛙”，范欣这样形容自己任教的二本院校的氛围：稳定的高校事业编制、不高不低的工资、不具备竞争力的科研平台、不多不少的教学和行政任务，这也是如今国内大多数知名高校博士生毕业后的去向——泡在一池不冷不热的水中，在学术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

 “本科是不是985、211？不是，那4万块钱没有了。”“唰——”，面试官在表格上划掉了一项。这是6年前张欢参加的6场高校面试中普通的一场，那时她刚刚博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文科专业。

“有没有留学背景？有没有核心期刊？有几篇？是A类吗？影响因子是多少？”在类似一连串的盘问后，张欢才知道面试官划掉的是人才启动经费。其实她并不在乎到底能拿到多少钱，但她感觉这些高校“有一种很大的气场，好像他们并不需要我，但我还要死乞白赖地过去。”

最终，在2016年暑假，张欢与长三角地区一所普通高校正式签约入职，那是一家在面试时对她态度还算友好的学校，她也没有收到其它offer。

相比之下，徐菲求职之路平坦顺畅得多。在上初高中时，徐菲就产生了做大学老师的模糊想法，因为编制稳定、有寒暑假、不用坐班，这也是父母帮她规划好的人生方向。

2020年11月份，徐菲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四年级，她在师兄邀请下参加了福建省的引进生招聘会，全程包吃包住包机票，有现金补贴，碰到的工作人员也十分热情。

5个月后，徐菲成为班级里第一个与高校签约的博士，福建省的一所二本院校承诺了她140万的安家费，入职职称是副教授，前2年的年薪是30万。

受困于买方市场的博士生，与时间赛跑

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特别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高精尖急缺人才。

徐菲在2018年高校田径运动会

根据国家教育部门的统计，博士招生规模从2000年的2.51万人增加到2020年11.6万人，当年毕业博士生人数达6.6万人。他们的去向大多是做高校教师或进入研究所工作。

尽管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高校对青年教师的需求在近十年逐渐趋于饱和状态。2020年从广东省一所985高校毕业的范欣发现，“早三年毕业的师兄师姐能去985，早两年毕业的能去211，早一年毕业的能去一本。那我们这年只能去二本了，再后面可能二本都够呛，省会都留不到了。”

据我国高等教育资讯网站“青塔网”统计，截止2021年，我国至少有49所高校开始实行“非升即走”的考核制度，主要集中在双一流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学校与新教师签订短期合同，通常两到三年的使用期结束后，通过考核者获得终身教职，反之离职。

徐菲曾打听过五所双一流高校的薪资和待遇，没有安家费，没有编制，职称是讲师，有的还需要先做两三年的博士后再进行考核，一个月的工资是6500到12000不等，其中就有学校向她提出过offer。

她没有多犹豫就拒绝了，“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如果我只是想要一个薪水比较高的地方，那我就不能纠结这个平台好不好。”

徐菲觉得她在北大的博士生同学“集努力、天赋于一身，真的可以热爱学术到狂热的地步，24小时不睡觉，看论文、写论文一天一宿。”她觉得自己做不到。

而同样从北京985高校博士毕业的张欢就没有那么多选择。她曾经参加过长三角地区一所一本学校的面试，对方明确规定要三年以上的留学经历，直接将简历还给了她。因此，她也根本没有去985高校面试，“如果说985让我去，我还要什么安家费，我肯定说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就好，因为985的平台好嘛。”

北大校内击剑比赛，徐菲获得混合组冠军

“这就像一个买卖的市场，博士有行情好的时候，也有行情不好的时候。”李鹏认为这是博士求职的现状。他博士毕业于西南地区一所211高校的理工专业，在华中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任职。

高考本科报考成绩按分数线划分为三个批次，二本院校是本科报考第二批次大学，仅次于提前批和本科一批。他认为双一流高校的市场已经供大于求，而二本院校对青年博士仍有一定需求，因为博士占教师的比例是直接考察一个高校师资水平的硬性指标。因此，它需要用福利待遇和薪资条件引进博士提高师资比，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或更多政府的财政资助和补贴。

不同省有不一样的人才引进政策，以福建省为例，在2017年，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福建省多所普通高校制定了优厚的经济和生活待遇政策。当地一所新建的二本院校为教授提供科研启动资金30万元、副教授20万元，提供住房补贴，教授不低于50万元、副教授不低于35万元。省政策还可与高校的优惠政策叠加，如直接聘任为教授、副教授，提供高年薪、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

2022年绍兴市召开的招才引智“人才专列”活动宣布，在高层次人才方面，绍兴对引进的A—E类人才，给予9-100万元安家补贴、35-500万元房票补贴，为期10年每年1.5-10万元租房补贴，高校毕业生可先“零门槛”落户后就业。

几年前的青年博士还有选择高校的余地，在今天，膨胀的博士数量快速压缩了本就有限的就业空间，高校几乎完全主导了买方市场并制定规则，博士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毕业，跳进不断被填满的萝卜坑。

在2020年春天，还剩下几个月，李萱就要从华东一所985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她早就从师兄师姐和同学的口中得知博士在高校谋职的竞争激烈，所以早早地开始四处找招聘信息，担心晚一步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可能就没有了”。

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压缩了李萱本就不多的选择空间，她只能通过网络投简历，投了至少十多份，还直接打电话给高校，但是最后要么没有收到回复，要么就是连电话都打不通。

其中，在家乡西南地区的一所211学校是李萱最想进的高校，但是它提出了做师资博士后的要求，博士后也是她大多数同学毕业后的去向。

“博士后”并不是一个学位，而是与高校签约后，进入工作站或流动站负责科研的职称。师资博士后需要同时承担科研和一部分教学任务，为留校做青年教师做准备。在合约期满后完成学校科研和教学指标的师资博士后才有机会得到教职。李萱了解到家乡一所211高校师资博士后的年薪大约是20万。

李萱认为这正体现了现在高校教师的饱和状态，“它并不缺青年博士，它希望你能在最好的年华，把学术成果做得多一点，申请项目，发表文章，再通过进一步的淘汰机制，去选择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人。”她抓住了最有把握的机会，回到家乡西南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做青年教师。

在入职三四个月后，李萱接到同学电话得知一些高校在招本专业的博士，其中就有她以前心仪的学校，但是她已经没有尝试的机会了，在正式签约前，她看到条款上写着的违约金超过了20万。

成为青教，二本高校体系的底层“工蜂”

工作后，李萱90%的时间都花在教学和行政任务上，科研只是“副业”。更多的时间，她被要求“无微不至地、保姆式地管理学生”。

做学生的班主任、学业和就业导师，认领教材、排课、监考、值班……这都是与李萱一样刚进来的青年教师的任务。

她感觉自己处在高校体系的最底层，在她头上有数不清的领导，院长、副院长、教研主任、人事处、财务处……其中每一层都可以给她安排任务。有时下班后回到家，将近凌晨，她还在统计数据。

入职两三个月后，李萱终于在一次领导分配行政工作时，表达了自己还没有适应工作，也不是很想做的意愿，与领导发生了争论。最后，李萱还是必须完成被指派的工作，此后还需要完成更多的任务以“弥补”她的错误。

廉思在《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中，将青年教师这一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喻为“位于蜂群中最底层的工蜂”，他们承担着族群大部分的工作量，但回报与待遇微薄。

如今，入职近两年，李萱已经基本适应了这些行政任务，也做了近两年的班主任，如果学生喝酒、夜不归宿、宿舍矛盾、打架，都归李萱管。她要追着学生问他们的考研和就业打算，晚上要在学生宿舍值夜班，她感觉自己好像高中的班主任。

已经在华北地区一所二本院校任职14年的潘慧发现，现在必须全员参加的行政会议或活动也越来越多。她听一位在211高校的朋友说一个学期只开了一次会，她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至少有一两次。”

张欢没有做过班主任，占据她大部分时间的是行政杂活，比如收发表格、参加活动、写活动报道、指导学生排版、修改教学大纲……每一个行政杂活看似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填这么多表格，“你永远是看不懂要填什么，稀里糊涂地填上去后，还要指导别人去填。”

在读书期间，张欢的阅读量是一年100多本，读完后还会摘录，而工作后，这个数量骤降到了20多本很薄的书。她一时适应不了无法掌控自己时间，无法沉下心看书学习的工作日常，加上当时没有租到房子，她没有时间备课，上课就开始讲段子，学生们都被逗得大笑，但她心里知道自己并没有教给他们知识，一下课她就赶紧溜走。

生完孩子后，张欢的时间变得更紧张，“有时候年轻人就绝望在这，你有想干的事情，你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你甚至连去实现它的时间都没有。”

上多少节课、上什么课、什么时候上课，都不是青年教师能自由选择的。

张欢一周的课时量是12节课，一节课45分钟。这个课时量是老师义务完成的，她觉得教学压力并不大，但是她看到有老师一周上30节课，如果一个系的老师人手不够，或小班化上课，老师就只能多上几节课，一个内容重复讲八九遍。

2021年底入职的梁琪发现，下学期只剩下两门课供她选择，幸运的是，其中一门是她本专业的课。下个学期的课已经几乎全被其他老师领走了，这门课被剩下是因为需要坐一个小时的校车去另一个校区上课。与她同时进校的教师只能上最后留下的一门与本专业无关的课程。

梁琪博士毕业于华东一所985高校，当时她在周边城市面试了三个单位，最终只有浙江省一所二本院校给了offer，安家费30万，科研启动经费5万，一个月工资不到6000元。

30万的安家费她先拿到了18万，剩下的12万需要她在三年内完成指定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再发。教学任务是一周8到9节课，科研要求是3年发2篇C刊，和一个省部级课题。

而5年前，张欢入职后才发现当初承诺的安家费是有附加条件的，那时候已经是暑假，高校招聘基本都已经结束了，而她认为这个小合同上提出的科研要求在三年内很难完成。

如果没有完成科研要求，虽然有编制不会被辞退，但会承担更多行政工作。由于工作多、工资低，张欢的很多同事已经辞职了，有的办培训机构，有的做公务员，还有的经商。就算留在学校的老师也都有自己的副业，比如英语系老师做同声传译，她自己有时候也会给杂志或出版社供稿。

徐菲参加央视节目《热血边关》

徐菲已经拿到了第一年入职应给的8万块钱，等两年考核期过后再拿50万。

她所在的高校在2010年建立，由大专院校合并后升为二本院校，她觉得入职后比自己之前想象得还要轻松，教学秘书会提前跟老师商量教学安排。她一周要上9节课，因为爱睡懒觉，她的课都排在十点以后。

徐菲说自己是话唠，喜欢讲课，早在高中毕业的暑假时就在补课机构兼职，也有当助教、辅导考研英语政治、公务员面试的讲课经历。她现在上的课是两门思政课，她努力把课讲得有趣，和学生互动。如果有一周因为调休不用上课，她会觉得“憋得慌”。

在学术孤岛独自沉浮

王力在2016年从华北地区一所985高校毕业后，就进入了当地的一所二本院校。在他看来，“学校招老师进来都是为了科研，不是为了教学。首先考虑的是这个老师的科研能力，和以后能够给这个学校带来什么”。

在工作前，王力就已经跟师兄了解过科研平台，做过一些心理准备，但入职后他还是感到了落差，“这边的平台跟以前上学的平台差得有点大，没想到能差这么大。我以前可能以为是一个量的差距，实际上是质的差距。”学校科研的场地、设备、资金都有限制，而且不像在博士期间有导师的指导，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从零开始。

入职前三年，王力都在与企业合作做产品，这被称为“横向项目”，不同于以科研为主的“纵向项目”。如今是入校第六年，他把做横向的几年看作是“走弯路”，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青年教师，迟早要回到学校这套体制评职称。

讲师必须满2年才能申请评副教授，必须要有省部级以上的项目、科研经费和几篇高水平论文，满足了这些条件才有资格在全校内评选，但是因为名额有限，符合指标的老师也很多，往往是资历老的教师评上。因此，他觉得自己前几年应该多申请课题、多发论文，“年轻的时候尽可能把该拿的一些东西拿到比较好”。

在2010年到2020年，据《普通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现状研究》一文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教师职称结构中，青年教师高级职称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较低，其中副教授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15%的水平，正教授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1%-1.6%的水平。

张欢时不时地会感受到讲师和副教授的差距，“比如你参加会议，副教授和讲师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你帮人家写一个书评，副教授和讲师的钱也是不一样的”。 她有一位50多岁的同事仍是讲师，他的工作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多，她觉得那也是自己一直做一个讲师的命运。

张欢感觉自己在以科研为考核标准的体系中一直在垫底。

每年年终时，张欢和其他教师都会拿到一张表格，上面清晰地列出了她今年发表的论文，对应不同级别的期刊换算成分数，教师们的分数会进行排名，最后选出“优秀教师”进行表彰。每到这时，张欢就会感到差距，“有些老师的科研业绩可能是你的几百倍”

从小到大，张欢的排名都在班级前10%，但是进入高校后，她觉得自己永远都被甩在后面，每年都报不上国家、教育部、省部级的基金项目时，她会问自己，“我原来这么差劲吗？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

梁琪今年第一次“写本子”，即写申报基金项目的申请书，是青年教师每年的常规，她申请了教育部和浙江省的人文社科基金。

“本子”的内容主要是研究题目、创新意义、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等。最初，梁琪觉得它就像开题报告，不会很难。但开始写后，她发现学院里的老师会花两三年的时间写国家课题的本子。

“你知道现在卷到什么程度，他们会抠字。比如这部分要求你在500字内论证理论价值，你必须要写到500字整，不能写499，也不能写501。如果你要分三点讲，这三点最好字数相等，用词长短也要做到整齐划一。”

范欣读博期间去港中大交流

3月初是国家基金最后的提交时期，范欣在学校截止日期的前两天都在纠结要不要交，学校里没有硬性的科研指标，只是偶尔组织动员会。评副教授的要求是必须发一篇Q1期刊，范欣认为难度太大，她甚至都不想去努力够一够。

范欣从广东省一所985高校的文科专业博士毕业后，进入了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在答辩前，她因为压力太大，断断续续地发烧将近2个月。当时她在做博后和工作之间犹豫，考虑到就业越来越紧张，导师劝她先去高校工作。

入职后，范欣经常会质疑当初的选择，同学们大多数去做了博后，有的去了211高校或研究所，她觉得同学们的去向都比她要好。她开始设想假如自己当初坚持做博后，发一篇好文章，或许在就业时会有更多选择。

她觉得自己学校的氛围就像“温水煮青蛙”，她眼睁睁地看着以前的同学被考核要求逼得一直在提升自己、做科研，而自己除了进校第一年靠博士期间的成果申请到了课题，拿了些年终奖之外，在学术上并没有进展。

范欣的学校今年已经取消了科研现金奖励，这让她觉得做与不做科研没有什么区别。

对李萱来说，除了只有寒暑假或节假日有空做科研以外，学校的项目名额十分有限，她申请的国社科的本子连着两年都被学院内部淘汰了。今年学院24个本子只送到省里3个，而整个学校只有12项。而省内的一所211高校在去年申中的就有40多项，送出去的本子起码是几倍的数量。

而理工科教师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不限项的，也就是不会提前筛选，但是获批率几乎逐年下降，从2011年23.52%降到2020年15.88%。

今年3月份，王力已经提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本子，这是决定他能否顺利评上副教授职称的关键。

在职的6年里，有企业邀请他跳槽，有双一流高校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也考虑了好几次辞职。考虑到编制的稳定，他没有付诸实践。“编制更重要的是给你更多的选择空间，即便在当下你没有起飞或者没有发展得特别好，你有充足的时间调转方向。我起码能保证自己饿不死，能养家糊口”。

双一流高校从来都不符合他的择业意向，他觉得：“你一个应届博士什么都没有，去985就是给一个大平台大团队的人去打工。优秀的学校有优秀的人才和品牌，它的格局是比较确定的，你很难延续自己的方向，也很难发挥自己的优势”。

宋娟读博期间打的混凝土照片

宋娟在华东地区一所985高校读博期间，发表了7篇SCI论文，其中5篇都是中科院一区，可以说是博士少有达到的成果，她最后进入了浙江省一所二本院校，预计能拿到共150万的安家费，享受子女教育绿卡和公积金无上限的政策。

她在择校时考虑的是福利待遇和科研平台。她觉得平台的限制无法避免，尽管在申请基金时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专家评审时很难做到“盲审”，因为本子里必须有可行性分析，就包括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和科研团队。二本院校与双一流高校相比就有劣势。

宋娟在学校有熟识的师兄，她可以直接加入团队，和其他老师一起合作写论文、做项目。这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她听说过有的老师只能自己一个人干，“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团队合作成果积累地比较快”。

在读书期间，她就发现双一流高校科研团队讲究“嫡系”，“导师亲自培养出来的博士毕业后直接留校，或者去国外交流两年，积累下成果，回来后再引进团队，那你就是嫡系的。”如果新来的博士与导师不熟悉，就需要花时间调整研究方向重新磨合，一开始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杂活。现在她所在的团队里有十几个硕士生，师兄分给了她两个。

李鹏做科研就是“一个人一个团队”，在读博期间，他在导师负责的团队里，大概有5个博士、10个硕士，老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写本子，按照大概的方向，具体的数据分析、前言、结论等由学生做。“但在二本院校，你没有硕士、博士，你自己去做，不仅要考虑这些问题，还要把它变现”。李鹏估计自己一天总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每天晚上8点到12点是独属于自己，做科研的时间。

他发现从2018年开始，投国内核心期刊的难度直线上升，他有一篇文章已经改了2年还没有被接收。有时候挂着自己二本学校名号的文章会被直接退回，理由是“不符合该期刊要求”。

他认为这是国内学术界的现状，“学术界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你是什么样的生态位，匹配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当李萱告诉博士导师她要去西南地区的二本院校任教时，导师总是感叹“太远了”。等李萱入职后才明白导师口中的“远”并不指地理距离，而是学术圈子和平台。汉语言文学的学术圈子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处在边缘位置。

从华东沿海城市毕业回到家乡的李萱常常觉得自己孤立于本地的学术圈之外。以前读书时，学校会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在导师的课题组里，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地做一件事，身边也有能够理解自己处境的同学。现在她只能去参加外地的学术会议，才能找到可以交流的同仁。

“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感，这是最大的一个危机。不太确定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价值感特别弱。”李萱有时会怀念读博的时候，当时她满脑子只想着写好自己的论文，这样的生活简单、纯粹，不像现在有各种的外界压力和现实矛盾。

“该想的远方还是要想”

李萱试图在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身上找寻青年教师工作的价值，“我们在很平凡的岗位上，唯一的意义就是你去关心学生，把所学的东西，好的资源带给学生，让他们上到和其它学校一样好的课程，把你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学生上面，让他们这些年轻的个体能够好起来。这是我找到的现在唯一一个可以解救我价值感稀薄的途径。”

但是李萱发现，二本院校对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和中文系课程在文学和精神层面的价值引领作用是相斥的，“你必须要让他们能够马上找到一个吃饭的技能，你就不能整天跟他们谈一些很遥远很遥远的东西。我不太确定自己讲的这些东西对他们到底是好是坏”。

她所在的二本学校的前身是一所专科学校，她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是贫困生，李萱在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中发现，他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不自信，不爱说话。但她觉得这些学生都是很单纯很好的孩子。李萱想要走近他们，理解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利用自己非常微薄的力量去帮助这样的学生群体，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社会上有自己的价值，这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带给我的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李萱对文学的兴趣从初中就开始了，她喜欢读穆旦的诗，看《中国新诗选》，还尝试模仿这些诗人的风格写作，也写小说散文。如今，她在自己的学生中也能看到写作天赋，“他们有自己很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也敢去写”。李萱认为自己该做的是陪伴、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克服自我怀疑。其实，她与学生是互相陪伴，“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青椒有了一种更好的价值归宿”。

张欢将重心转移到了学生和自己写的小说上，尽管很大可能不会公开发表，但这是她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在入职6年后，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脸皮厚一些，推掉一些杂活。而且，去年学校新招了博士，承担了一部分行政任务，她觉得现在生活轻松了一些，但几乎已经放弃了科研。

王力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并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与其它学校合作。他已经申请到了实验室，尽管需要用科研指标抵扣，具体来说是一年两篇SCI二区以上的论文，或25万科研经费，但他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得到。他现在和带教的研究生一起做项目、写论文，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在做科研。

李鹏在云南钓鱼的照片

谈到科研，李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近都没有在做，他这学期也不需要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因为学校派他到县里挂职，主要是处理一些行政和管理任务。尽管身不由己，他也觉得工科博士不是只有科研一条路可以走，“我也见过很多博士直接走人才计划，到行政单位里了”。

李萱工作近两年了，她觉得自己想通了文学和务实之间的矛盾，“你去看这些所谓的诗和远方，其实它并不是只有那些没有生存压力的人才可以有的权利。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更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去学习技能，把它转变成一种生存的方式。还是应该好好地把中文系搞得像个中文系，不要不敢去谈仰望星空”。

“不要太着急、太焦虑，该读的书还是要读，该想的远方还是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