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伦敦遇见的世界公民 | 三明治

我在伦敦的室外泳池全年游泳，风雨无阻，至今已有近 10 年。

在游泳池结交朋友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与绝大多的现代社会经验相左。你遇到的人至多穿一件泳衣或一条泳裤，身上没有一丝可让人识别身份地位的标签。无论这个人是成功的 CEO 还是落魄的艺术家，唯一定义他或她的标准就是他们的泳姿（“这是那个自由泳很标准的人，那是那个经常用浮板打腿的人”）。所有人几乎肉身相对，但却很坦然地面对彼此，上了岸后还能大大方方、在湿漉漉的状态下聊会儿天，男男女女一起在室外龙头下（穿着泳衣）冲个澡，一切没有任何不妥的味道。

几乎每个人都戴着泳镜与泳帽，偶尔摘下时脸上会带着深深的卡印。有好几次，我都没有认出穿着衣服的老泳客。当他们脱下衣服开始游动时，我才知道“啊，原来是他”。

在泳池里，所有人的社交“起跑线”是相同的。

约翰就是我在泳池里认识的一位常客。他只游自由泳，头在水下潜得很低，背脊拱起在水面，两条胳膊划水后几乎直直地打向水面。在五十米的池子里约翰经常头也不抬地游上好几个来回，然后靠着池边半蹲在水里休息，透过溅满水粒的泳镜看看天。

英国人很少和陌生人说话。我和约翰认识是因为大家都是泳池的常客，经常会在泳池一头休息时遇见。遇见次数多了，我们俩都好像拿到了不止微笑、而是准许开口说话的“通关卡”。“今天天气真好。”我记得这是我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很友好地回答道：“是啊，而且泳池不挤。”

我不知道约翰几岁，大约 50 出头吧。他没有头发，所以不戴泳帽，每次都穿一条蓝色三角泳裤，然后猛力地游。

他一直没有搞懂我的名字，每次都喊我“xiaoling”，我也不知道如何纠正他。

和约翰认识大约一年、经历了室外的四季之后，我们也大约知道了对方最基本的游泳爱好：我们都喜欢在冬天或雨天游泳。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他说他是个摄影师。要是泳池人多，我们在池边休息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时候我们会多聊几句，内容大多集中在天气。这样的聊天时常会以这样的形式突然中断：“哦，有一个空档，我先游了。”

约翰和他的太太住在东伦敦贝瑟瑙绿地的一处政府廉租房里。有一次，他和我分享了生活中的烦恼。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泳池人不多。我见约翰皱着眉，在池子一边歇着。

“你还好吗？”我问道。

“还不错，还不错。就是昨天没睡好。”

英国人一般轻易不和陌生人抱怨，即使是分享烦心事，也需要以“正能量”开场。在我的询问下，约翰解释道：“我们楼上的邻居有一个学习障碍的女儿，她好像总是跺脚，有时持续整晚，昨晚我和我太太都没睡好。”他加上一句：“我们和她妈妈说，如果她愿意在房间铺上地毯，我们可以承担费用，但她似乎不太愿意。”

“那是挺麻烦的，我希望你能早日解决问题。”我等到了一个空隙，便边说边做了一个准备游出去的动作。

又有一天，我站在约翰旁边在室外冲澡，他问我在哪里可以读到我写的文章。“Carbon Brief。”我报了我公司的名字，然后告诉他网站上所有和中国有关的内容都是我负责的。

然后我反问道：“你呢？哪里能看到你的照片？”

“John……cue.com”约翰说了一个我没听清的网域名。

“John，Peter，然后a-s-k-e-w。”他边打肥皂边拼到。

泳客的对话时常都这样，短小精炼但需要十足的耐心。

回家后，我查了他的网站。约翰最近出了上下两册俄罗斯影像集，专门收录他在 1996 至 2017 年间跟踪拍摄的一个俄罗斯普通家庭的纪实照片。

再一次见到约翰时，我问他：“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一名成功的艺术家。说实话，要不是我 25 年前申请到了廉租房，我不可能做我现在所做的事。”

伦敦就是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在许多不经意之间，你能遇到极具才华的人，他们一般都很谦逊、低调。

弗雷德是苏格兰人，身高超六英尺，头发花白，去年刚过了 60 岁生日。

弗雷德从小在格拉斯哥的斯普林伯恩长大，那是一个典型的劳动人民社区，有很多政府廉租房。社区中心有一个大公园，所有人都操着一口大多数英语母语人士都很难听懂的格拉斯哥话。无论在地理上、文化上或精神上，弗雷德的家乡离伦敦的白金汉宫都远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离家多年后，口音依然是弗雷德的标签：那些被压扁了的 Y、拖长的 O与平舌的 R 跟着他在伦敦闯荡了三十多年，它们以与生俱来的韧性在充满圆润舒缓的南部口音的首都倔强地存在着。对相熟的朋友，弗雷德偶尔会开玩笑似地尝试用标准英式英语说道：“我现在讲得是女皇英语。”

弗雷德的妻子瑞玛来自立陶宛，他们育有一对儿女，一家人住在一条船上。褚红色的船有一间大睡房、一间小睡房、一间厕所和一间带有厨房和烧柴火炉的会客厅。船是弗雷德花了大约十万英镑订做的，比一般的运河船屋宽大很多，经常引来侧目。

在伦敦的船屋客有两种，一种有固定泊点，另一种没有固定泊点，需要每两周将自己的船移动指定的距离。当年，弗雷德说服瑞玛从政府廉租房搬到船上时没有固定泊点，在伦敦的运河上东移西走。

弗雷德的小女儿艾拉就是在这种漂泊的生活中出生的。产科护士给艾拉做定期体检时，需要提前给弗雷德打电话询问：“你们又到哪里了？”运河没有门牌号，弗雷德还必须和护士约好，到主干道上去等他们。“他们（护士们）对我和瑞玛很有意见，觉得我们一定是疯了，还称艾拉为‘水上吉普赛人’的女儿。”弗雷德多年之后回忆道。

瑞玛生艾拉时已经 49 岁，医生都说没见过这么大年纪还能自然受孕的妈妈。“医生让瑞玛剖腹产，但瑞玛坚持要顺产。”弗雷德说，“瑞玛信佛、练习冥想，生艾拉时她就一直在冥想，后来很顺利就生了。”弗雷德经常说，瑞玛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打的人。

他们的女儿艾拉今年 8 岁，名字源于位在苏格兰西南的同名小岛。“但我们的大儿子是在‘陆地上’生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搬家。”弗雷德和瑞玛的儿子高登今年 18 岁。

弗雷德的船现在已经有了固定泊点，在沃尔瑟姆斯托湿地旁的李河上。泊点原本需要收月租，但几年前弗雷德和泊点的运营者——附近的港口进行了口头协议，他义务成为这一排泊点的“常年保安”，以此免月租。

弗雷德是杆老烟枪，每次见到他，他似乎总在吞云吐雾。他有超越同龄人的沧桑感，也许是因为住在船上的关系，也有可能和他的工作有关。他是西伦敦一家康复中心的护工，专门护理重创病人或正在戒毒的前瘾君子。他和朋友几乎不谈工作细节，他经常说，“有些画面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父亲的辛苦生活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艾拉。金发圆脸的她很爱笑，笑起来两个眼睛会弯成两道桥。她很喜欢紫色和任何亮晶晶的饰品。她没有苏格兰口音，但也会惭愧地说自己不会说立陶宛语。很难把这样一张稚嫩的脸和满脸皱纹的弗雷德联系起来，但细看之下，父女在眉目之间充满了相像。

61 岁的父亲和 8 岁女儿之间的关系很奇妙。弗雷德对艾拉很宝贝，会让她在大庭广众爬到自己身上、捏着自己的脸，咧嘴笑着；也会帮她梳好辫子，然后带她去附近的罗宾逊小花园参加好朋友的粉色主题生日派对。

艾拉经常很骄傲地和大家介绍：“这是我的爸爸。”

弗雷德对女儿也有要求。他严格限制女儿的上网时间（基本没有），不允许女儿长时间打平板电脑游戏，也很少给女儿自己的手机。“这些东西不好，会上瘾。”他解释。

上周，弗雷德出了个“意外”。在上班途中，走在路上的他突然感觉半边胸口巨疼，职业知识告诉他这可能是心肌梗塞的预兆。他马上拨打 999 并告知接线员自己的位置：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就近的医院，医生给他装了一个心脏支架，但他没有住院，当天就被放回家了。

“意外”之后不到一周，弗雷德就回到李河边的酒吧和酒友相聚，但那天他有意识地只喝了一品脱，同时也下定决心戒烟。

他用浓重的格拉斯哥口音说道：“年纪到了，可是艾拉还很小，所以我必须注意了。”

咖喱粉、辣椒粉、黑胡椒粒和加勒比烤鸡腌料一镑一包，充满了南亚风情的方便面一镑三包，各类美极瓶装调味品两镑一瓶……

这里是瑞德里路露天市场的调味品摊，摊主是一个壮实的中东男人。他摊位的位置每天略微不同，但大多数时候位于市场入口附近的左手边。摊主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我管他叫“spice man”（意为调味品男，也是英国知名组合 Spice Girls 的双关昵称）。每次我去市场采购，总能听到 spice man 不停地向路人吆喝着“一镑，一镑”。

有时我会从他那里买黑胡椒粒或咖哩粉，spice man 总会很有礼貌地招待我。时间久了，他开始冲我喊“朋友”。又过了几个月，他开始对我喊“中国朋友”。在人声嘈杂的市场里，他的大嗓门很管叫。

瑞德里路市场是东伦敦道斯顿地区的一个马路市场，从 1880 年开场以来，已有近 150 年的历史。这里什么都有卖：蔬菜、鲜肉、海鲜、调味品、锅碗瓢盆、廉价的卷筒纸和消毒液、以及二手 T 恤。当然，最晃眼的还是令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妇女趋之若鹜的传统大花布，块块鲜艳至极。道斯顿地区有大量的加勒比海移民，他们或他们的祖辈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搭乘英国的“帝国疾风号”战轮从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其他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国殖民地移民至大不列颠，以帮助英国政府解决战后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伦敦另一个加勒比海移民集中地是西伦敦的诺丁山。）

道斯顿距离英国的老金融城只有两英里，站在上街沿能看到那里林立的高楼，但对于瑞德里路市场的商贩和顾客来说，那里是另外一个星球。

除了门口的水果摊和靠中间的鸡蛋摊外，瑞德里路市场里的大多数商贩都是伊拉克移民，包括 spice man。他们和老乡用波斯语交易，和本地人讲英语，偶尔还会说几句西班牙语，初次见到我的跑腿（帮工）则会统一地说出那句似乎已走向全世界的“knee how”（你好）。

受疫情影响，瑞德里路露天市场停业了很久。后疫情初期的很长时间，由于各种文化对于口罩持不同态度，我也没有贸然前往。再一次见到 spice man 已经相隔了近三年时间，这时伦敦的生活已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状态。spice man 的摊位被往内挪了一点，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但他却看到了我，从摊位后面一下子跳了起来：“朋友，好久不见。”

寒暄了几句之后，spice man 告诉我他在过去两年内的遭遇：他的女儿在一年半前被不幸诊断出了脑癌，现在还在治疗当中。

“这里的医护人员对她都很好，很是照顾。”他把我拉到一边说道，“所以我希望回报社会。”他告诉我在市场重开初期，他就决定免费派发口罩，以帮助社区控制疫情。“如果有人买不起口罩，只要和我说，我就会免费给他们一个。如果他们有钱买口罩，我收他们一镑 50 个，我不赚钱。”

Spice man 说本地的报纸、甚至是区长都因为这件事情来拜访过他，而现在他正在竞选“我爱哈克尼”的本地好市民称号。

“你能投我一票吗？”他不好意思地问道。

“当然可以啊！”我回答道，但回头一想，我还不知道 spice man 的名字。

“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稍带惭愧地问道。

“赫敏，赫敏·哈马。”

多年之后，我终于知道了这位好心摊主的本名。

迪诺是肯宁荷路“伦敦酒馆”的忠实酒客。

1978 年，14 岁的他在这里灌下了人生第一个品脱。从那时开始，这个其貌不扬的拐角酒吧便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几乎每个下午，五大三粗的迪诺都会定时来这里签到，然后待到晚上。他面前的酒杯从来不会空着。有时候，一品脱眼看就快见底，新鲜打出、泡沫十足的另一品脱早已在一旁“就位”。在这里喝酒，打好“时间差”是入门的第一课。

迪诺从小生长在哈克尼，全家都是典型的在社会底层谋生的小老百姓。

他经常对我说：“我生在，真的是生在霍克思顿（东伦敦一个著名的市场，以前是普通的食品市场，如今则以时尚和潮流著称）。”他说他的外公外婆以前在霍克思顿有一个摊位，“卖水果和鸡蛋，卖了很多很多年”。

“以前市场里的桌子，脚都是单独的棍子。我小时候调皮，有一次经过我外公外婆的摊位，去踢了那些棍子，结果一桌子鸡鸭蛋全部打翻了。”一日，迪诺眉飞色舞地描述着。“那天我被暴打了一顿，从此之后我外公就再也没有给过我圣诞节礼物。”但他又马上“云开雾散”，欢喜地回忆道：“不过我外婆喜欢我啊，总是把我的礼物安排地妥妥贴贴，我是她最喜欢的小辈。”他的脸上瞬间浮起微笑。

58 岁的迪诺不识字，这在如今的英国很少见，原因我不便多问。他一辈子做的都是只够勉强糊口的体力差事，比如临时建筑工。几年前，迪诺在工地出了一次事故，牙齿几乎掉了个精光。相熟的酒客说，事故之后迪诺只剩下一颗门牙，喜欢大笑的他一张口就只有一丁点小白还顽强地存在嘴里。再后来，他的那颗“独生牙”也掉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排队苦盼英国全国健康系统给他一口免费的义齿。

大家时常会打趣地招呼迪诺：“迪诺，你的牙呢？”

他则不会介意，露着牙肉、笑盈盈地回答：“我还在等呢。”

疫情之前，迪诺偶尔会给酒吧的老板汤米非正式的“打杂”，帮他收拾收拾空酒杯、操持操持烧烤、挡住想进酒吧买醉的不雅酒客。汤米也会这里给他五镑，那里塞他十镑，还会给他买酒喝。然而，这份美差后来被另一位叫邓肯的常客给“夺”去了。后者愿意每天早上给汤米打扫酒吧外加清洁输酒管。可想而知，在那之后，迪诺几乎不和邓肯说话。然而，这不妨碍迪诺继续大咧着嘴和其他人热闹。

迪诺是一部东伦敦的活字典：他似乎认识所有人，知道所有小道消息。谈笑之间，他还经常会自然地说出一些如今早已消失的地名，比如一度叱诧风云的哈克尼维克跑狗场（伦敦奥运会媒体中心的原址）。

迪诺说童年时期的他身手矫健，参加了一个叫 Imps 的本地少年摩托车杂技团。

“Imps？什么 Imps？”连熟客都被他说晕了。

不会拼写的迪诺急得直摇手：“Imps，就是那个杂技团。我八岁的时候进去的。我们穿皮衣，下面的人骑摩托车，其他人一排排往上搭。我们在全国到处巡演，定期在‘哈克尼狗’（他对哈克尼维克跑狗场的称呼）排练。我们还练钻火圈呢。”

猛喝了一口后，迪诺的手摇得更激烈了：“我小时候可擅运动了。我足球也踢得很好，我还去球队试训过，切尔西、莱顿东方、女王公园巡游者。”

“要是当年试训全成功了，你会去哪个队？”旁人问道。

“切尔西吧。”

迪诺的回答引来一片“嘘”声。某人的叫喊道，“别忘了，这里是东伦敦！”

“耶！”这个人引起了全酒吧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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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在伦敦遇见的世界公民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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