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如何研究清代仓储制度

清代仓储是清代救荒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调控价格、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有关清代仓储研究的成果众多，学人对此也有专门的总结。关于清代仓储制度运行机制与地方实践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的成就，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民国时期的仓储研究，二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中外仓储研究，下面重点对各类仓储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成就做一简要梳理。

1882年（清光绪八年）的丰图义仓位于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寨子村。 视觉中国 资料

民国时期仓储研究的问题与成就

建仓储粮、积谷救灾，是传统社会历代国家和士人救灾实践的重要内容，人们对此多有体悟，留下了诸多文献记录。如果抛开现代学术的严苛逻辑，这些记录与总结无疑是当时人们有关仓储制度研究的一手成果。其成就之高，数量之众，令人叹为观止。

从救荒与济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过去仓储建设的实践经验，是传统仓储资料得以整理和流传的重要原因。传统文献中有关仓储记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代典章、政书的纂修与搜集。仓储作为朝廷善政的重要部分，被各种政书认真对待，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清经世文编》等类书，皆设有专门章节，记录历代仓储政策、法令和实施状况，目的是为后人管理仓储、救灾济民提供制度性经验。又有官书如历代《食货志》，对“常平”、“义仓”条目的梳理，重在记录仓储的史实。二是地方文献的详细记载。仓储作为地方政府、绅士救灾的重要内容，碑刻、方志、和个人文集往往对此多有论述。明清以来，地方志编撰兴盛，对于各州县的仓储行为记载尤详。三是专门性救荒书籍的摘录与编辑。如南宋董煨所著《救荒活民书》、清人陆曾禹所著《钦定康济录》、杨景仁所著《筹济篇》，清代俞森所著《常平仓考》、《义仓考》、《社仓考》。救荒性书籍往往依据不同仓类，分门别类考订历代仓储的沿革、政令、事例，古代仓储经验得以完整保留，居功甚伟。

民国时期，学人亦是首先从救荒视角审查仓储，基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现实需要。1921年于树德发表《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一文。该文系统梳理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历史沿革、仓储性质，分析各类仓制利弊，总结历代仓政经验教训，关注仓储备荒实效。这是近代第一篇专门讨论救灾性仓储的论文。由于民国时期特定的军阀混战现实，民不聊生，诸多学者尤其重视总结历史民生治理经验。郎擎霄所撰《中国民食史》，该书重点检讨历史上仓储制度运行的内外环境，强调“仓储为良政，其弊病在体制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有关清代仓储运行细节方面，如仓廒、谷本、积储、存粜、买补等多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仓储救荒功能阐述最为深入的是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该书比较深入地贯彻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仓储思想为积极备荒思想，但常平仓基金过少，利益不普及，而义仓名为备荒，实则加税。该书还首次分政策与思想两个层面讨论仓储，将仓储的救荒功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学人们开始重视仓储制度内部管理，仓类研究以及断代研究是仓储研究深入的重要表现。黄伯轩考证常平仓起源的四种说法，即“孟子说”、“三代圣王之遗法”、“出于管仲之轻重、李悝之平粜”以及“损益桑弘羊之平准为主”，该文对于仓储的最初来源提供了难得考证。林朴初开启了宋代仓储的专门研究，《仓的研究》一文广泛考查三仓及广惠仓、风储仓、平粜仓等多种仓类研究；强调常平仓不发达的原因在于人们过分注意粮价，兼办义仓、社仓等，而义仓不发达则在于“兴废无常”。梁方仲重点考查明代预备仓的兴废，分析原因，统计分析州县仓储数量，分析仓储亏空与政府管理的关系，认为仓粮亏空主要缘于政府规定标准太高、大户侵吞等。

1948年，于佑虞出版的《中国仓储制度考》，为中国近代有关仓储制度研究第一部专著，堪称近代仓储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全书总叙历代仓储的整体发展，分论常平仓、义仓及社仓沿革，逐一考察历代仓储，指陈仓储制度虽“在经济社会中固有重大之贡献”，也存在很多弊病，如常平仓资金不足及利益不普及，而义仓“官司侵夺”，社仓买补之弊等。

再次，学人注意从世界范围内总结传统仓储经验，重点是常平仓。著名学者沈文辅所著《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和《论华莱士所倡议之美国常平仓政策》两文，聚焦常平仓的中外比较研究，前者兼论中西，视野开阔，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吸取常平仓经验的新政措施为例，兼及英国、日本、巴西等国经验，说明常平仓政策对农业发挥有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农仓建设提出办理、建仓及组织等方面建议；后者则论述美国农业新政承袭我国古代常平仓思想，“构成美国稳定经济（Economic Security）与福国利民之中心政策”，指出华莱士的思想直接受陈焕章、李颦华的影响。近年来，李超民延续此种思路，对比美国新政研究，分析古代常平仓思想，考证美国新政借鉴中国常平仓思想，总结常平仓思想对中外农业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现实意义，受到学者的诸多关注。

蔚县常平仓

建国以来仓储研究的问题意识及成就

相比民国时期来说，由于政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仓储研究呈现多地开花的繁荣景象。应该说明的是，救荒性仓储从来就是封建国家用以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其运作势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层面，学人对此往往多有清晰认识，因而，讨论救荒性仓储往往整合多重视角。但是，学人往往又有极为重视的某一方面，或者说特别突出的一面，经此视角推进仓储研究也往往收获甚多。此处只是希望总结建国以来若干具有建设性、启发性的仓储研究，对其他诸多成果无意逐一列举，并不否认其学术贡献。

大体说来，鉴于仓储在古代社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关仓储制度运行及结构研究，成果众多，处于一种类似“管理丛林”的高水平研究状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仓储经济功能的探讨；二是仓储社会功能研究，三是仓储政治功能的讨论。

1 社会积累或经济杠杆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国内仓储研究的关注焦点从救荒功能转向经济作用，强调仓储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早在1961年，陈守实发文定义仓为公共实物积累，强调仓储在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不久，该文遭到章权才质疑，在章看来，义仓是古代仓廪形式的一种，是剥削阶级积累财富的产物。后来，由于特定历史环境，这场有关义仓性质的讨论没有展开。

1986年，张弓通过对唐代仓储的梳理，指出仓储作为实物积累在封建社会再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了“抑商”、“恤农”两大社会功能，能够有效帮助封建王朝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而为其财政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显然，此研究对包括清代仓储在内的整个仓储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张弓所研究的仓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救荒性仓储，也包括军事性仓储等其他仓储。

1987年，徐建青以清代仓储为个案，从封建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社会积累方面入手，认为仓储是“取得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积累的主要形式”，也是“小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仓储作为“封建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仓储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生产周转资金，调解地区间的粮食供需关系，调解市场价格；仓储不仅限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同时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尽管古代仓储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诸多弊端，积极作用也不宜夸大，但从整体来看，传统仓储制度的社会作用利大于弊。

牛敬忠采用了社会学的随机抽样法，进行量化研究，认为清代仓储“作为一种公共性实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的一种调节、控制措施”；是封建国家职能社会性的具体体现，跟保甲制度紧密相连，对封建纲常体系、安土重迁观念进行维护，与封建社会自身调节、控制功能和封建统治长期稳定关系密切。张岩认为清代常平仓积谷依靠捐输有别于前代；仓址分布均匀，制度存在弊端，但具有稳定社会、备荒的功能。

与大陆史学界视仓储为社会积累有别，一些海外学者更看重仓储作为一种价格杠杆的作用。全汉升较早分析了仓储与粮价的关系，认为乾隆初期常平仓的买补造成了粮价本身的涨高，主要原因是货币因素。仓储影响价格，常平仓主要影响的是米价“季节性”变动。刘翠溶、费景汉认为仓储存在的理由在于防止粮食价格的两种变化，即季节性波动和周期性波动；仓储制度运行的重要原则是存储粮食，以防备周期性波动为主，以防备季节性波动为辅。他们以清代四川地区的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清代仓储制度的兴废与清代王朝的兴衰时期相吻合的观点。后来，刘翠溶结合全国资料讨论仓储的稳定功能，分析常平仓储量的变化、执行功能的手段等，指出清代仓储的储量在盛世有所扩展，功能主要是防备周期性波动。仓储在稳定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一直为朝廷所重视。

细心检讨海内外有关仓储经济功能的探讨，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将仓储置身整个封建经济之中，不止是关注仓储救灾功能，更加重视仓储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日常生活的角色，希望从仓储的“窗口”，展示封建经济发展的特征。他们的差异在于国内学者更多强调仓储在封建经济再生产的调节作用，更加关注国家对个体经济的管理与渗透；而海外学者更多注重仓储与市场，尤其是粮食市场、粮食价格的关系，力图展示封建经济中市场运作的内在规律。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大都忽视仓储管理的个体运作与微观实践。很难在如此众多的研究中，找到个案仓储的运作细节与微观成本分析，不得不对他们的宏观考查表示略微的担心，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所在。他们从来都将仓储看做一个自明的组织，或是一个盈利的组织，这一点是显然值得检讨的。

2 社会控制与区域实践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仓储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维护其统治安全，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1960年，学者萧公权在美国出版《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专门讨论清朝仓储系统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形式、机制与效果。该书强调仓储自身的运营存在仓粮收集、仓谷买卖、仓粮监督、社长任免等四大困难，19世纪仓储对中国乡村的控制并不值得特别的称赞，呈现衰败的特征，这种社会控制的效果往往与自然、经济、政治等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萧公权有关乡村的研究，特别是仓储控制的探讨，在海外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刘翠溶等研究后，日本学者星斌夫的系列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不过，星斌夫研究的视角有所区别，他更多将仓储置身于中国传统慈善公益事业，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的慈善传统，注意梳理明清两代之间的仓储传承。所著《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一书，将常平仓、社仓列为中国传统福利政策，考察传统社会各种仓类的结构与运行，注重从仓储自身发展脉络，梳理各类仓储政策变化。专著《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的研究――清代赈济仓专论》首次大规模而成系统地利用地方志资料和《清实录》，详细地梳理清代仓储的沿革、相关规章制度的出台；同时又依据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具体考察各类仓储的运行效果和实际状态，兼顾仓储的历史变迁与结构运行，经纬相织，堪称当时清代仓储研究的经典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于清代江南、江北两个地区（即江苏、安徽）方志中有关仓储资料进行了大量辑录，对地方仓储的运行与功能进行梳理，开启仓储的区域性研究的序幕。

此后，仓储的区域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春声有关广东仓储的研究。陈春声特别强调应关注仓储作为基层社会控制组织，重视其在特定区域的演变和经营。他先后考察清代广东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统计粮价数量，分析常平仓对物价调节的实际作用，“通过对清代广东常平仓建立、发展、衰落的具体过程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运作情况与社会功能”。常平仓的实际效用主要不在于控制米价的季节性变动和预防灾荒，而在灾荒发生后减轻灾害影响程度的方面。清代广东社仓特点在于官绅管理作用特殊，社谷捐输广泛。咸丰朝广东地区义仓兴起，呈现出与传统仓储不同的特点，与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有关，反映了清代统治力量的削弱，基层社会控制权下移。清代广东三仓之间交替演变，生动地反映了晚清社会基层控制权下移的重大变化；而社仓和常平仓捐谷来源有力证明农村经济资本的流动倾向，即农村经济发展中社会性需要往往强于经济性需要，这也是传统商品经济不能发展的关键所在。

有关江南地区的仓储研究，也获得一定的进展。吴滔通过对明清江南苏松地区仓储的梳理，试图阐述明代仓储的变迁经历一个由官府统筹办理到社会各方参与的演进过程，可见权力的下移及蕴含“江南基层社会结构全面调适之发韧”。仓储主要功能在于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维护小农经济再生产，突出表现在应急方面。此外，在对宜兴荆溪地区的义仓个案研究中，他使用大量家谱等资料，讨论义仓与宗族赈济形态的关系，显示仓储基层运作的诸多复杂面貌。黄鸿山、王卫平则认为清代江南地区社仓不仅是清代仓储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重要的民间备荒措施。

至于清代其他地区的仓储，吴洪琳认为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来源于耗羡银而不是民间捐纳，有其地域特色，管理体现出民营与官营结合的特点；姚建平通过两湖地区社仓的考察，认为仓储与保甲制度相联，构成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之一，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稳定基层的功能；湖南、云南、江西、广西等地仓储也开始引起人们注意。2007年，白丽萍博士论文《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与乡村社会》，探究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社仓分布、演变以及仓储功能和实效，重点探讨社仓管理和运营的种种问题，着力挖掘社仓管理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

检讨仓储的社会功能讨论，清代仓储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自萧公权至陈春声等，其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得到更多学人的肯定。清代仓储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和实际运行，自广东至江南，乃至湖广等地，得到更为广泛的挖掘。显然，仓储与地方社会的发展成为未来仓储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不过，如此众多的地方特性与地方面貌，怎样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给以全面的认识，如刘翠溶发现的四川地区清末义仓的发展、陈春声发现的清末广东义仓的兴盛，白丽萍发现湖南、湖北地区清末社仓的发展等，显然，对于近代仓储的整体性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宏观的研究视野。

3 朝廷政策与国家能力

仓储制度在清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特殊的角色，他维系小农经济的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朝廷统治的重要工具。但是，仓储在学者的眼里，更多是一个观察官僚机器内部运作的“窗口”。学者研究仓储，更希望将仓储作为了解整个清代社会的窗口，藉此观察清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判断清代国家官僚机器效率的高下，评价清代国家救灾能力的高低，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

魏丕信在《18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书中通过1743—1744年方观承主持的直隶赈济的详细考查，论证清代政府在此次灾荒中拨调粮食达百万余石，充分反映清代政府的高效，以及国家福利政策的贯彻与实施。1991年，王国斌、魏丕信等著《养民——中国官民仓储系统（1650－1850）》一书，该书利用大量清代档案，搜集大量数据，着力分析仓储系统内在运行机制。该书通过观察仓储系统了解清代官僚系统运作，检讨清代官员行政效率，肯定清代官府官员的高效与积极。该书指出，面对每年自然损耗率不低于5％的巨大谷耗压力，清代官员进行诸种努力，尽力减少仓储损失。他们或加强仓储管理，或转移亏空压力，实施“派买”；或以银代谷，暂缓采买谷物等。清政府严格的仓谷盘查制度，也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尽管清代官员应对压力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清政府仍有效地维持庞大的仓储系统。清代仓储官员实际上在努力完成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他们的作为非常出色。只要评价标准不是大家所理想所要求的遥不可及那样，对比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清代国家力量的强大值得肯定，清代仓储官员的积极精神值得赞赏，清代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决不是仅仅扮演一个“消极者”的角色，而是处于一个重要的保护者位置。该书实质与萧公权的论点针锋相对。在萧看来，仓储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而魏丕信等试图证明在清代仓储系统下，官员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此外，该书还选择湖南、云南、山东三个省的区域仓储的研究，展示清代仓储实施的空间实态；并将中国传统仓储政策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以及英、法等国的仓储制度进行比较，得出18世纪清政府仓储政策取得惊人成就的结论。该书也成为当下学界论证“十八世纪清代政府高效”的有力证据。1995年，高王凌等也给清代仓储政策重新评价，他们认为乾隆十三年（1748）有关仓储的大讨论，反映清政府统治的自觉调整，其实施体现清代“大政府”的特征，仓储政策的转变则反映了清政府积极却又不乏反思的一面，可以称为“完美的撤退”。最近，罗威廉对陈弘谋仓储实践进行细致研究，探索仓储实践与清代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认为陈宏谋不仅对于常平仓、社仓的实践有着极大的热情，同时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社仓建设，在陈弘谋手下演变为地方官的附属产业，丧失其特定的独立性。

魏丕信著《18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

对于清代仓储政策效果的评价，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持否定的态度，与萧公权的判断有着很大的相同。如康沛竹对比前清和晚清常平仓规模，指出晚清仓储由于封建王朝衰落、官吏腐败而逐渐走向衰落，同时这种日渐衰落的仓储又引起或加重灾荒。

最近海外否定清政府运作的高效与政策的福利宗旨的著述也涌现不少。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从乾隆年间仓储大讨论中观察到一个并不高明却备受赞誉的清代君主。在仔细讨论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官员的奏折后，邓海伦着重探析官员们对粮食市场影响所持观点，以此检验清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意识。在讨论中，官员意见并非简单附和，而是体现了积极成熟一面。尽管，某些官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相当高水准，但乾隆并未有效收集所有意见，也没有重视大多数意见，而是基于战争需要考虑，匆忙采取裁减仓储决定。常平仓的裁减并非乾隆皇帝精心设计之举，只不过是乾隆为了预防不测事件而采取的一时措施。对于清代政府与粮食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府的决策机制在其中的影响，邓海伦在其专著中也加以了认真讨论。他认为，清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并不高明。从仓储的运转特别是粮食的交易来看，清代庞大的仓储系统是否能够每年完成储谷量三分之一的推陈出新，存在很大疑问。相反，粮食交易中政府作用和商人作用的对比，更反映清代仓储运作的尴尬，因而，清代仓储运作的高效是值得质疑。虽然清代政府尽力维持仓储，但同等情况下，它对军事战争等特殊需要更为看重，加之对于资养流放等社会福利制度的随意废除，更表现出清政府作为传统社会统治者轻视人民福利的典型一面，清代政府作为福利政府角色的观点同样值得反思。

美国经济史专家李明珠也不赞赏所谓18世纪清政府高效的论点。她在有关清代北京粮食系统的研究中指出，北京地区仓储维持更多与首都粮食安全有关，而不是简单的福利考虑。在讨论华北粮价与饥荒的关系时，她依据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集到的数据，对1738－1911年间华北地区的粮价进行长期动态分析。重点将1743年至1744年的华北灾荒及相关赈济活动放在更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考察，检讨这次看似完美的国家赈济活动。这次灾害灾情相对较轻。对比1759－1760年的灾害来看，政府所扮演角色异常积极，以此代表清代国家救灾行为的高度控制能力，即所谓18世纪清政府为福利国家的观点值得反思。这一论证有力地质疑了魏丕信所谓十八世纪清代政府管理的观点，因为魏丕信观点正是建立在有关1743年至1744年华北灾荒及赈济的研究之上。

对于清代政府的仓储成就提出质疑，也有来自仓储政策策略的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汾阳研究清代仓储颇有新意。他认为仓储角色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他将京通仓储、常社仓储分别定义为中央积储和地方积储，分析了仓场管理衙门的主要职能和各种弊端；探讨中央积储与地方积储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前者对后者进行协助，后者对前者进行支援。从仓储运行实际效果来看，康熙时期实行得比较好，而乾隆以后，仓储建设虽受到强化，但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变化。从经济的角度看，维持大量储粮的京通仓储，损失巨大，从政治层面来看，却十分必要；这一事实表明：维持较高的仓储粮额，并不能反映仓储的实效，但却成为清代政府的持久传统。

上述检讨仓储的政治功能方面讨论，显示了清代仓储研究的长足进展，特别是从仓储研究实现了以仓储为窗口观察国家与社会研究的转变。清代仓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魏丕信等有关仓储救灾实践、仓储规模的统计、仓储压力系统分析等研究，都展示清代政治管理的复杂性与官僚体系运作的特定机制。同样，邓海伦、李汾阳等有关研究，关于清代仓储展示的惰性、腐败、策略等局限，又使得清代仓储的评价不能过高，特别是不能简单地与同时代的西方管家比较，不能简单归结于规模与压力、政策与特例。显然，突破现有的仓储争论，不仅是简单的方法论的创新，更应该来自深层的管理实践的考查，尤其是微观实践的观察与仓储经验的获取、仓储的管理成本与战略效益。

（本文摘自《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吴四伍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