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旧注辑成》研讨会：“我们努力接近了清代乾嘉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带领团队，历经8年时间完成巨著《文选旧注辑存》，共计二十册，文本逾千万字。近日，凤凰出版社邀请部分专家在社科院文学所举行新书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子晔、吴光兴、张剑、孙少华、王秀臣，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文献》主编张廷银，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蔡丹君，国学网尹小林，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教授金少华，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赵建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编辑白云娇等多位学界和出版界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北京大学傅刚教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因故未能亲临现场，请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副教授和浙江大学金少华副教授分别代读书面发言。与会者就《文选旧注辑存》对于“《文选》学”研究的推进、对古籍整理所带来的新启发以及该书在版本的精益求精和体例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有意思的是，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选学妖孽”的口号，100年后的2017年，在“《文选》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选旧注辑存》最终出版。对此，刘跃进深有感触。他说：“选学打而不倒，因为它是经典。今天，我们研究经典，主要是探讨当下研究经典的意义。为此，专业工作者要潜心研究经典，传播经典，让经典走得更久远！”

在刘跃进看来，这部《文选旧注辑存》所录旧注，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李善所引旧注，二是李善独自注释，三是五臣注，四是《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五是后来陆续发现的若干古注。他说：“编纂的目的，博观约取，元元本本，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

整理缘起

在研讨会上，刘跃进谈到他编纂《文选旧注辑存》的初衷和缘起：“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想如何整理《文选》问题，就是不知从何入手。《文选》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如用选择底本，如何整理旧注，汇总校订成果，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值得做是一回事，如何做，是另外一回事。目前，古籍整理，以文献影印所占的比例最大，好处是给读者提供集大成的资料。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急功近利的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将来的学术史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业绩时，该怎样概括？我想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古籍影印整理。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专家对中国现存古籍进行系统普查，对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进行系统的回购或者影印出版。在此基础上历代文献的系统整理多已立项，如全唐诗、全唐文已经重新整理，全宋文、全宋诗、全元诗、全元文、全明诗、全明文等等，业已完成或接近完成。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开发古籍资源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直在呼吁重视文献的深度整理，彰显时代特色。

清代阮元在主持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经书整理的办法，即将清人各家之说，按照一定的体例编排下来，给读者提供方面。游国恩先生整理《楚辞》，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刘跃进还谈到，通过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近乾嘉学者构筑的学术大厦中。“此前，我们总是盲目地崇拜乾嘉诸老，提起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这些名字便觉如雷贯耳。但是，他们如何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很难体会。在《文选旧注辑存》的‘按语’中，我特别注意征引清代和近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具体而微地体会到段玉裁的水平和王念孙的深度，同时也看到其他选学家如梁章钜的不足。”

在版本上超越了前人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赵建成参与了本书最后一册的索引编纂工作，对各种版本情况多所了解。他讲到，“《文选》文本的复杂，在于其版本众多，歧异很大：正文，有白文本、诸家注本；注释，有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佚名注等。而各种文本自身往往又有诸多不同版本，如李善注，既有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等单注本，又有集注本以及六家本、六臣本等与五臣注合并之本，同时六家本、六臣本又各有多种版本。另外，《文选》中的作品往往又见于史书、总集乃至碑刻、书画，亦不可忽视。总之，《文选》文本的复杂是治‘选学’乃至从事先唐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深有体会但又绝对无法绕开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傅刚在书面发言中讲到，“《文选》版本研究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这是当代‘《文选》学’发生的新变化。随着版本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文选》一书作全面清理的要求日益迫切”。

“《文选》从五代时便有了刊刻，现在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南宋版本，北宋时监本仅有残帙，还分藏在海峡两岸。但这些宋刊本，流传既少，珍藏又视，清代胡克家以他那样的地位也仅得到一部尤袤刻本，因此，清代学者一直想要恢复李善注旧貌，虽然识见都很精深，但受到资料的限制，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从清人开始，‘《文选》学’一个主要目标便是要整理旧注，恢复李善旧貌，我们在何焯、陈景云、余萧客、孙志祖、顾广圻、朱班、梁章钜、胡绍蟆等人的工作中可以见出清代学者已经作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但是局限也是很明显的。”

“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不逊于前人的工作，前此郑州大学俞绍初先生对韩国所藏奎章園本六家本《文选》的校注，就充分利用了当代学者所能利用的条件，搜集各种版本和写抄本，对奎章阁所藏六家本《文选》作了比较全面的比勘校对，使得《文选》版本的校勘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傅刚认为，与俞绍初先生的工作不同，刘跃进着眼于对《文选》旧注的清理。“这不仅需要比勘各种版本，还要对《文选》各种注文都要一一梳理，考辨异同，辨明是非，这个工作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除了需要拥有充足的版本材料，还要求整理者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专业能力。”

除了对《文选》注的版本胪列，《文选旧注辑存》对于旧注所引用的古书也进行了校订，正如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在与会文章中所道：“《辑存》并不拘限于广备《文选》众本，又复旁征博引，依据收载《文选》篇目的史书、文集、碑帖等加以核校，一编在手，学者便可‘元元本本，殚见洽闻’（《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体现了编者宏阔的学术视野。”

例如旧注涉及的前四史内容的校订，所依据的版本是日本收藏的南宋黄善夫刻本。编撰团队在诸如此类方面的努力，大大提高了这部《文选旧注辑存》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

古籍整理的体例创新

从古籍整理和图书编辑角度来说，《文选旧注辑存》在编撰体例上也有所创新。

刘跃进讲到，“唐钞本李善注、北宋本李善注尤其是尤袤本李善注，其文字并不一致，若要将此类差异梳理清楚，着实是一件颇令人头疼之事。”而《文选旧注辑存》所采取的辑录比证的体例，能够让研究者比较轻松、比较清晰地对比李善注三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为文选学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傅杰认为《文选旧注辑存》编排方式非常好，将旧注按照版本胪列出来，在自己有话说时再加上“按语”。既不给人繁琐的感觉，又在要点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此书按语，要对从先秦到南北朝的文学有很深的认识才能做到，并结合了从清代到现代很多文选学研究学者的成果，不是一般的校勘者能够做到的。”

对此，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也讲到，“《文选旧注辑存》版式设计的很疏朗，就像一个人长得眉清目秀。在编排上，将重要版本的旧注辑存排比，胪列先后，在外人看来似有堆砌之嫌，然正因《文选》之特殊，此种古籍整理体例之设定，其实最有必要。编纂文献，体例为第一要务。”

对此，赵建成举例：“如李善注引《胡非子》三次，所有的版本都或此或彼地出现了误以其为《韩非子》情况。若非《辑存》的体例，这样的问题很难发现并解决。”

傅刚也提到，“本书的基本体例是有异必录，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本书基本利用了当前能够见到的所有有价值的版本和写抄本，这些版本分散存藏于不同的地方，有的公用图书馆，有的是私家所藏，有的在国内，有的在海外，搜集的功夫是十分艰难的，这只有具体从事过这一工作的人才深有体会。”

成果不仅仅是一部书

历经8年的艰辛努力，刘跃进和他带领的团队所斩获的不仅仅是《文选旧注辑存》这部煌煌巨著，还为今后的汉魏六朝集部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团队中的年轻学者也因此快速成长。同时，对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通过此书，既获得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文本，也能够在读书法和研究法方面获得启示。

例如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所述：“从‘文选学’研究角度来说，这套书的出版是福音，是真正反映21世纪古籍整理的新水准、新视野和新方法的力作。除方法论上的意义，还有读书法的意义。这部书首先教人如何读书、再教人如何整理古籍，最后教人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讨。”

凤凰出版社副社长倪培翔总结道：“《文选旧注辑存》如此规模的出版项目做到了出书（历经四年之久的编辑工作）、出人（作者团队也因此培养了一批古籍整理的干将）和出精神（通过团队协作，秉承了良好的学风：吃苦耐劳，相互启发等）。”

据刘跃进介绍，以《文选旧注辑存》为核心内容，他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包括五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华侨大学文学院徐华负责的《文选》系列研究，二是北京大学傅刚负责的《玉台新咏》研究，三是厦门大学胡旭负责的先唐集部文献叙录研究，四是陕西师范大学杨晓斌负责的汉魏六朝文集研究综录，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负责的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文献研究。同时，由孙少华和国家图书馆刘明负责的二期工程《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文献丛刊》正在积极推进中，有望在明年初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