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仇恨的余烬

注意：本文有剧透

仇恨带来更大仇恨，仇恨通往虚无主义，仇恨最终释放人性的善意。金球奖和演员工会奖的大赢家、奥斯卡热门片《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逼问仇恨到极致，好像一场烈火从日出烧到日落，最后的星星余烬就是仅剩的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

编剧/导演马丁·麦克唐纳是爱尔兰裔英国人，戏剧出身，这是他的第二部以美国为背景的长篇。评论家们喜欢在他的作品里寻找戏剧的痕迹，但导演本人表示自己“更爱电影”。

他自称“来自朋克-摇滚背景，The Clash和The Progues那种”；他不喜欢温情脉脉的东西，他要打破常规常情。黑白对错左右，政治正确或错误，情与法，爱与恨，中间不存分明界线。把它们扫到一起，一把火燃尽，才能见人性。

这样一个故事，最好是发生在一个小镇里。在小镇，上述这些两极的事物相距甚近，很多时候它们彼此黏合，往往能产生超现实的感觉。

在《三块广告牌》中，愤怒驱使丧女的中年母亲海耶斯（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像怒火之神四处灼伤别人，理性渐失，小镇人默默忍受她的过激甚至犯罪行为。法度放手不管，仇恨尽情释放。只有在人情社会的小镇，这样一个故事才能继续下去。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密苏里州偏远小镇，始终没有更大范围的媒体、更高级别的调查和宗教介入。随着故事的发展，一桩无主凶案最终内化为两个边缘人的自我救赎之路。

然而影片并未因为对种种外部因素的摒弃而显得单薄。导演麦克唐纳把全副精力放在小镇里寥寥几个角色的刻画，不论着墨多寡，每个角色身上都兼具戏剧性和真实性。他们在喜剧和悲剧、玩笑和事实、愤怒和原谅之间咔嚓咔嚓地切换，擦出的火花照亮黑暗的故事。

举威洛比警长（伍迪·哈里森饰）的例子：善良和洞察让他看起来像不死的喜剧角色，但他死了。死亡为他刻下悲剧的墓志铭，但他的幽默感在死后仍发挥作用，改变了其他角色们的命运走向。

另一个例子，女主角海耶斯像炸毛的母兽对峙威洛比，对方忽然一口病血没忍住喷到她脸上。她迅速反应过来，怜悯心迅速赶跑愤怒。感谢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精准的表演，瞬间爆发人性的火苗。

海耶斯不满警方七个月来对女儿的奸杀案毫无作为，决定以5000美元/月的高昂价格租下小镇入口处的三块巨型广告牌，依次写下：“RAPED WHILE DYING”、“AND STILL NO ARRESTS？”、“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

然而矛头所指的威洛比警长不是恶人，他是小镇人眼中善良尽责的好警长。广告牌已经无法对他造成伤害，胰腺癌晚期判了他死刑。死前他试图平息海耶斯的怒火，真诚地告诉她自己确已竭尽全力追凶。“如果凶手是流窜作案呢？”“那就验遍全国男人的血？”“如果他只是碰巧经过我们国家呢？”“那就验遍全世界男人的血。”

海耶斯的质问几近无理，她自己心里也清楚，一个小镇警察做不到她的所求，这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无底洞。

她面对的不是个体的恶、不公和渎职，而是不可能实现的彻底调查和无论如何刺激都无能的小镇警察群体。

海耶斯怒拳出击，却打在一团破絮上。在广告牌下独自一人的时候，一头漂亮的鹿忽然跑来。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是女儿的转世吗？不可能是。“或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上帝，它就是空的，无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关系。”

海耶斯就要滑入虚无的深渊。破案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决定破案与否的可能只是巧合和运气。她逐渐能够面对她女儿遇害那天出门前，是她不让女儿开车，气头上诅咒她“我巴不得你在路上被强奸”。她的与全世界为敌，多少也是为了麻痹自责的锐痛。

这时导演再次施展让戏剧性与真实性交织的魔法。

影片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一个种族歧视、无能又暴躁的“妈宝男”警察迪克森（山姆·洛克威尔饰）。前半段，他是无大恶但助纣为虐的那一类人，他的存在负面效果比正面的多。但他敬重威洛比警长，后者在死后给了他一封信，典型的好人死后仍想拉失足人一把的好心之举。

戏剧性发生在迪克森偶尔在酒吧听到疑似凶手在洋洋得意地吹嘘犯罪经过。这个巧合，正是威洛比警长在写给海耶斯的信中真诚希望的：“有时候一宗案件经过五年的追查都毫无线索，却忽然有一天有人在酒吧或者监狱里大肆吹嘘，案件就这样愚蠢地自白于天下。”

现实则往往灰暗得多，巧合的奇迹并不经常发生，死去的威洛比没有变成法力无边的正义天使。

巨大的希望和失望没有带来他们要的结果，但吹熄了海耶斯和迪克森的怒火。他们最终一起踏上追凶的路，但究竟将驶向复仇、毁灭还是半途而返，导演不给答案。

关于仇恨，复仇、正义的边界和意义，《三块广告牌》也未给出答案。它不评判怒火的对错，这份干脆让人想起古老的神话，神话里的神也都是这样激烈极端，爱憎分明。他们彼此争斗酿成的悲剧，向命运挑战过程中的不幸折戟，都是这样干脆磊落。

导演讽刺的反而是教会的伪善、媒体的狡猾和墙头草属性，还有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政治正确”。

如神父，维护社区表面的和平等于罪恶的帮凶。如媒体，见风使舵绵里藏刀，最不可信。如种族歧视，“在这里如果把所有歧视黑人的白人警察都赶出警局，最后只会剩下三个人，还是三个仇视基佬的人”，这种话当然很容易引起公众反感，但现实中对少数族裔或女性尊重的缺失，却要求文艺作品必须矫枉过正地粉饰不公，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如果做不到善和美，至少要真，《三块广告牌》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