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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牌局中输掉了自己最心爱的房子

2022-08-21 00: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1855年，托尔斯泰在牌局中输掉了自己最心爱的房子。他和克里米亚办公室里的同事连续两天两夜都在玩一种叫“俄罗斯十三张”的扑克，托尔斯泰一直都在输，最后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输掉了一切”——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房子。“我觉得写作毫无意义，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我想忘了我的存在。”托尔斯泰大部分的人生都可以用这场牌局来解释。毕竟这也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而是他出生的地方，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的前9年，这也是他心爱的母亲留给他的神圣遗产。1847年他父亲过世时，他继承了2000英亩土地、200名农奴和这栋沃尔孔斯基家族的老房子，那一年托尔斯泰19岁。

这座老房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候房子墙上的漆已经开始脱落，屋顶漏雨，游廊破败，院里的英式花园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也已杂草丛生。但不管怎样，这栋房子对托尔斯泰来说依然十分珍贵。他在1852年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不论多少钱我也不会卖掉这座房子，这是我最不愿意放弃的东西。”然而为了偿还赌债，他不得不要卖掉这座自己出生的房子。为了留住它，他卖掉了自己另外11座村庄，连同里面的农奴、木场和马匹，但筹的钱仍然不足以让他走出困境。最后这座房子卖给当地的一名商人，被拆掉后分批出售。

托尔斯泰搬进一栋附属于老沃尔孔斯基庄园的小房子。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令人鄙夷的赌博过失，他下决心要把这里改造成一个模范农场。在这之前他就做过类似的尝试。1847年他刚刚以少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时，怀着对农民利益的牵挂，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模范农场主，并身兼画家、音乐家、学者和作家。这也是他1852年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题。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地主（也就是托尔斯泰本人）来到农村寻找幸福与公正，结果发现仅凭理想根本不行，只有为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努力争取利益才能实现。

最开始，托尔斯泰决定为自己农庄的农奴减低税赋，结果他们并不信任他，拒绝了他的提议。这让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低估了农奴与贵族之间的阶级鸿沟。于是他离开农村，来到莫斯科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之后又在高加索地区参军。但是1856年他回来的时候，社会上充满了改革的气氛。沙皇告知贵族要做好解放农奴的准备。怀着新的决心，他再次来到农民中，决心要“活在真实中”。他厌恶自己过去的生活，那些吃喝嫖赌宴乐无度的日子，充满富人的龌龊事，不事劳作，毫无目标。和那些“走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他发誓要开始新的生活，一种基于农事劳作和阶级友爱，充满道德真理的生活。

1859年，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建立了第一所农民子弟学校，到1862年增至13所。老师大部分是那些持革命观点而被学校开除的大学生。沙皇任命托尔斯泰为地方长官，前去落实解放农奴宣言，结果因为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他把他的所有同事（图拉本地的乡绅）都给得罪了。在他自己的庄园上，托尔斯泰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给农民，在全俄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执行废奴宣言时有如此慷慨的表现。

似乎托尔斯泰迫切地想要把自己的财富给分出去。他梦想着能够放弃自己的特权，从而活得像个农民。有一阵子他甚至真的这样去尝试了。1862年他和新婚妻子索尼娅定居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他解雇了所有的佣人，并亲自开始照顾农务。但这次试验彻底失败。托尔斯泰不屑于喂猪，结果他故意把猪都饿死了。他不知道怎样做火腿，怎样打黄油，什么时候耕地锄草，没多久他就受够了这种生活，要么跑到莫斯科快活，要么把自己锁在书房，把所有的劳动都留给雇工。

然而他对农民生活依然念念不忘。在学校里他会给村民子弟们讲：“让我告诉你们我最近的决定，我决定放弃我的田产和贵族生活，去当一名农民。我要在村边给自己盖一所茅屋，娶一个农村妇女，和你们一样在田地上耕作：锄草、犁地，还有其他所有的农活。”当孩子们问他要怎样处理自己的田产时，他说他会把地都分了。“我们应该共享这些土地，所有人平均分配。”孩子们又问，如果人们嘲笑他一无所有，他会感到羞愧么？托尔斯泰严肃地答道：“为什么要感到羞愧？自食其力有什么好羞愧的？你们的父亲告诉过你们要为自己的劳动感到羞愧么？没有。一个人靠着勤劳与汗水，养活自己和家庭，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么？如果有人嘲笑我，我会这样回答他们：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没有任何可笑的地方，反而是那些游手好闲却过得比别人好的人才应感到羞耻。这些才是我感到羞愧的事情。我吃喝、骑马、弹钢琴，却依然感觉空虚，我对自己说：‘你真是个懒鬼。’”

这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么？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让这些将要成为农民的孩子对自己的辛劳感到自豪，还是说他真的要加入他们的生活？托尔斯泰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他一直都在做贵族还是农民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接受了贵族的精英文化，《战争与和平》就是这一世界的映射。在写这部非凡巨著的一些时候，例如1863年一所乡村子弟学校解散那一天，托尔斯泰会对农民阶级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他们是无药可救的人。他们既不能被教育，也让人无法理解。最早开始写初稿的时候，他发誓这本书只会描述“王公贵族、大臣、议员和他们的孩子”，因为，作为一名贵族他无法理解一个农民，就像他无法理解“在挤奶的时候牛会想什么，或者在拉车的时候马会想什么”。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致力批判精英世界可耻的特权，尝试要靠“自己额头辛勤的汗水”生活。对于简朴生活的追求是他作品里一项永恒的主题。拿贵族列文为例，这个《安娜·卡列尼娜》里热爱农民的绅士，就是一个根据托尔斯泰本人的生活与梦想塑造的角色，基本就是他本人的自传体。谁能忘记当列文在农田里加入割草的农民，成为他们劳作队伍里一员时的幸福？

老人站得笔直，迈着大步向前走，两脚迈着八字，均匀又准确地挥舞着镰刀，看起来似乎毫不费力，就像一个人走路时摆动手臂一样。他把草堆成又高又平的草垛，好像儿童的游戏般轻松自如。锋利的刀刃好像自动掠过鲜嫩多汁的青草一样。

列文后面是年轻的米什卡……每次出手都要付出巨大努力，但每当有人看他的时候，他都会报以微笑。他宁愿马上死去，也不愿承认这项劳动对他过于辛苦。

列文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在大热天里这项劳动看起来似乎没有多么艰苦。满身的汗水让他感到一丝凉爽，阳光晒在他的背上、头上、手臂上，给他的劳作增添了不懈的活力和力量；他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可以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镰刀似乎自己就会割草。

托尔斯泰享受和农民在一起。在他们面前，他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和情欲上的快感。他们胡须上“春天般的气息”让他狂喜。他喜欢亲吻这些农民。而农村女子对他来说完全不可抗拒，她们在肉体上强烈吸引着他，由于他拥有“绅士的特权”，往往他也能够得逞。托尔斯泰的日记里记载了许多他在自己庄园里征服女奴的记录。根据习俗，在与新娘索尼娅结婚的前一夜，他向新娘展示了一篇日记（就像列文向吉提做的那样）：“1858年4月21日。美好的一天。在花园和井边与农民妇女做爱。我好像着魔了一样。”托尔斯泰外貌并不英俊，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性欲，除索尼娅为他生的13个孩子，他至少还是自己庄园村子里十几个小孩的父亲。

但有一个女子并不只是他猎艳的战利品。22岁的阿克西尼亚·巴齐吉娜是他手下一个农奴的妻子，1858年托尔斯泰第一次遇见她。“对她的爱是我此生之前从未体会过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树林里，我像是个禽兽一样。她古铜色的脸，她的眼睛……让我别无所想。”这不单单是肉欲。他在1860年写道：“这超越了肉体的欲望，更像是丈夫对妻子的感情。”很显然，托尔斯泰认真考虑过与阿克西尼亚在某个“村边的茅屋”里开始一段新生活。那时屠格涅夫经常来拜访他，他也写到托尔斯泰“在和一个农奴热恋中，不愿意探讨文学”。屠格涅夫与自己的农奴也有几段风流韵事，其中一个甚至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因此他应该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感受。

1862年与索尼娅结婚后，托尔斯泰试图与阿克西尼亚断绝关系。在他们婚后的头几年里，托尔斯泰不知疲倦地创作《战争与和平》，也就不可能再到小树林里晃荡去寻找阿克西尼亚。但是到了1870年他又开始与她联系。她为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菲，后来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当了一名车夫。在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托尔斯泰一直梦见阿克西尼亚。甚至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半个世纪之后，他仍然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农村姑娘“裸露双腿”时的愉悦，他会“想象她仍然活着”。这已经远不是普通的绅士与农奴之间的感情了。

阿克西尼亚是托尔斯泰“没有名分的妻子”，在她年老之后，托尔斯泰依然深爱着她。传统意义上来讲，阿克西尼亚长得并不漂亮，但她身上有一种特质，一种精神力量和活力，让所有村民都对她喜爱有加。托尔斯泰写道：“没有她，轮舞就不是轮舞，妇女不再歌唱，孩子也不懂玩耍。”托尔斯泰视她为俄国农民妇女身上所有美好品质的化身，她骄傲、坚强、隐忍，这是他在好几部作品中对她的描述。例如短篇小说《魔鬼》。这篇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婚前和婚后与一个女子的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托尔斯泰很有可能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曾经出版过两种结局——男主人公杀死了女子；男主人公选择了自杀。

托尔斯泰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却依旧没有解决。1870年代中期，在“走到人民中去”运动到达顶峰时，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精神危机，这使得他和学生们一样，希望在农民中寻求救赎。根据他《忏悔录》（1879—1880）记述，之前为他生活提供价值支撑的事物——家庭幸福和艺术创作——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能给他带来慰藉。东正教和它充满压迫的教会让他完全无法接受。他想到了自杀。但突然间他意识到了可以安放自己信仰的宗教，那就是俄国农民艰辛坚忍的公社集体生活。“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他在给表弟的信中写道，“这就是我的修道院，是我能逃离焦虑，远离生命中的疑虑和诱惑，寻求平安的庇护所。”

但即使在精神危机过后，托尔斯泰依然摇摆不定：他把农民理想化，乐意与他们待在一起，但常年以来却无法脱离传统的社会准则，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农民。很多时候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农民。当他出去骑马的时候，他会换上农民的装束，这一形象也为全世界所熟知：农民的衣衫和腰带，农民的裤子和草鞋。但当他去莫斯科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换上自己定制的衣服。白天时他会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田里劳作，晚上则会回到自己的大房子，享用戴着白手套的佣人端上来的晚餐。

画家列宾在1887年来拜访他，为这位大作家创作第一批肖像画。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列宾对托尔斯泰的行为十分反感。他回忆说：“花一天时间到农民中感受一下他们的疾苦，然后就宣称‘我和你们在一起’，这是不折不扣的虚伪。” 而且农民对这种行为也不买账。4年以后，在1891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列宾又去拜访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坚持要向他展示“怎样用农民的方法犁地”。列宾回忆说：“好几次有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民经过，他们摘掉帽子向托尔斯泰鞠躬问候，然后径直走开，似乎对他的劳作视而不见。但后来又来了一波从其他村子来的农民，他们驻足观看了挺长时间。然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淳朴的农民脸上看到如此鄙夷的神情。”

▲ 《农夫·耕地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也意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立场，他许多年来也为此痛苦不已。作为一名俄罗斯作家，他感到艺术家有责任领导人民并为他们提供启蒙。这也是他为什么主持修建农民学校，将自己大量的精力用于创作乡村故事，并创立了一家出版社（“媒介”）为农村不断增加的读者印刷经典作品（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和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但同时他的观点也在转变，他认为社会要以农民为师，而自己和其他不道德文明的子民们则对世界毫无用处。通过在农民学校里教书，他总结说农民比贵族具有更高的道德智慧，他用农民再自然不过的公社集体生活来阐释这个观点。在《战争与和平》中，农民卡拉塔耶夫也是这样教育皮埃尔的：

据皮埃尔了解，卡拉塔耶夫没有牵挂，没有朋友和爱人，但是对于生活带给他的一切，尤其是所遇到的人，他都充满热爱与激情。他并不特别关注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那些他碰巧遇到的。对于皮埃尔来说，他深不可测，是纯粹和真理完整且永恒的精神化身。

随着时间的流逝，托尔斯泰尽力活得越来越像个农民。他学会怎样自己制作鞋子和家具。他放弃写作，转而到田间从事劳作。在改变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时，他甚至主张禁欲，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有时候在晚上，当从莫斯科前往基辅朝圣的人群经过他的庄园时，他会加入他们，一起走上几英里，然后带着更坚定的信仰，赤脚在第二天一大早走回来。他说：“是的，这些人认识上帝。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迷信，例如对于春天的圣尼古拉和冬天的圣尼古拉的崇拜，或者是对三手圣像的崇拜，但是他们比我们离上帝更近。他们过着勤劳守德的生活，他们淳朴的智慧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虚伪的文化和哲学要优越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