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深圳撤销“二线关”：改革开放无远弗届、不留死角

1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批复要求当地以此为契机，实施深圳全市域统一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序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

消息甫出，一片喝彩。至此，这道全长84.6公里、由2.8米高铁丝网和沿途巡逻公路构成的特区管理线（即“二线关”），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此举无疑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向国内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改革开放无远弗届，就该不留死角。 

 “二线”成为历史，记忆却不会抹去。特区风雨沧桑近40年来，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留下“过关”的特殊记忆。早在1988年，25岁的潘石屹变卖全部家当，带着80元“巨款”，南下深圳。因没有边防证，潘石屹花了50元找“蛇头”带路，从深圳“二线关”铁丝网里钻进特区，开始了创业第一步。 

在改革蹒跚迈步的时代，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私人记忆。这些现在看来不无喜感的记忆，本身也是波澜壮阔改革史的一部分。 

事实上，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撤销“二线关”的声音从未停息。1998年，深圳市政协委员郁万钧、陈锡添首次提案，建议重新审视“二线”存在的必要性。2003年，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也指出，“二线关”已成深圳继续发展的羁绊，该撤了。201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特区实现关内外一体化，但仍保留特区管理线。直至2014年7月，边检撤出，“二线关”名存实亡。

纵向地看，从1982年6月设立到现在撤销，存续36年的“二线关”，呈现一个步步后撤的脉络。几乎每一次民意表达，都会引发层层涟漪，并最终形成撤关的共识。这也表明，从初始的“屏障”，到后来的“锁链”，时势在变化，环境在变化，相应制度体系的变革也要跟上，任何盲目与僵化，非但不可能产生正向效应，反而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而从深圳的实际看，经历了40年高速发展，当下的特区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扰，比如用地紧张的矛盾、关内关外发展严重不均衡的问题等等。对于一个有着“世界城市”雄心，旨在打造全球城市版图中“璀璨明珠”的大深圳而言，显然不应该依然存在关内关外“两副面孔”，关内是现代化大都市，关外是杂乱无序的城乡接合部…… 

撤销“二线关”之后，以往的阻隔、限制、壁垒，自然统统消失。潮起大鹏湾，南风将更加浩荡，城市公共服务也将走向真正的均衡与一体化。

当然，推动深圳特区一体化布局，除了拆除物理意义上的“二线关”之外，还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要撤销心理上、思想上的“二线关”，一切不适应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 

这其中，不仅要普遍提升注入关外的交通、住房、教育、卫生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要致力于创造创新，提升城市品质，即如国务院批复所言，“为新时期超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积累经验、当好示范”，让深圳再次站到改革开放的“一线”。